许若冰
明代同知、通判分驻卫所及其衍生的厅制是弥补卫所军管体制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管理体制与政区形态。此例较早见于陕甘诸卫，明廷先以同知、通判兼理卫仓，又因时因事授以监收、抚民、屯兵诸名号，同知、通判之权责亦从临时派驻办理专务演变为定期常驻且兼辖民政，渐具厅之雏形。弘治以降，巩昌府、临洮府通判分驻陕甘边卫监收仓储。嘉靖、万历年间，巩昌同知分驻岷州、凉州等卫，临洮同知分驻兰州、河州、甘州等卫，其中兰、河监收同知与州、卫并存且办理专务；甘、凉屯兵同知及岷州抚民同知兼管数卫并具行政全权，渐成诸卫所之上的行政单位，初具政区厅之性质。随着清雍正年间陕甘卫所转隶府辖，各厅相继改为府州县，清廷又在河西新拓疆域推行厅卫混合的治理模式。此类厅卫互嵌的管理体制在明清陕甘行政制度转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亦折射出明清王朝疆域统合与边地治理的多元面相。
■关键词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90-99页，注释从略。
作为明代具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元，都司卫所构成了一套有别于府州县的疆土管理体系，卫所辖区的民政管理及其与州县的关系因之广受学界关注，谭其骧较早注意到明代都司卫所兼理军民并渐成地方区划的现象，顾诚将明后期以降卫所改隶府辖、或改并州县的过程称为卫所辖地的“行政化”。事实上，这一进程常常与府同知、通判监管卫所有所关联。胡恒在讨论厅制起源时指出，由同知、通判分防而有厅之雏形，明代西北边区设置抚民同知、通判监收卫所的现象较为普遍。毛亦可在论及卫所与州县的关系时也指出，清初裁撤卫所时仍由明代所设同知、通判负责编审催征卫所屯户、屯粮，同时述及陕甘同知、通判对卫所的监管。从此意义而言，同知、通判既作为卫所军管体制的重要补充，亦构成卫所辖区“行政化”的主要变量与参考指标。
以上研究指出卫所变革与厅制起源的潜在关系，且不约而同地论及陕甘卫所。目前学界对陕甘诸卫的研究集中在卫所建置、组织结构与军事功能等方面，较少涉及卫所与同知、通判的权责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对卫所、州县与厅制的全国性研究，还是围绕陕甘各卫的个案讨论，均较少从整体上考察同知、通判与卫所辖区管理的联动关系。故本文拟综合考察明代临洮府、巩昌府佐贰官对陕西都司、行都司沿边卫所的兼管，细致梳理各同知、通判的分驻时间、职权范围及其在清初的演变与影响。如前贤学者所指，判别政区厅的主要标准在于同知、通判是否具有专管地方并兼钱粮、刑名之责，本文也将着重对各同知、通判之权责加以辨析，以期深化对明清卫所与府厅州县关系的认知。
作为明代府级官署的佐贰官，同知、通判既与知府同城驻扎，协办政务，又常因时因事分驻地方办理专务。胡恒将明代分防府佐分为三类，一是同知、通判分防为府州行政的辅助手段，近似于“准政区建置”；二是分防同知、通判职责为捕盗、海防等某项事务，兼辖数县；三是设于边区，与卫所管理有关的分防同知、通判。以上三类是明廷应不同地区管理需求而灵活施治的结果，亦反映出同知、通判在明朝疆域管理与基层治理中的特殊作用。
随着宣德以降军功武将权势衰微且疏于文治，地方文官逐步参与监收卫所仓储及屯田事务。宣德十年（1435），河南各卫所税粮因军卫兼管，奸弊百出，经廷臣集议“，通行天下司府州县，原有仓分者，以卫所仓并属之；原无仓分者，就以卫所仓改易其名，隶之。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仍旧卫所，时令风宪官巡视”。其中陕西行都司各卫仓仍由武官经管，正统元年（1436）陕西行都司13卫所仓改隶陕西布政司，由布、按两司“轮流监督收放”。这一调整不仅限于陕西，正统二年（1437）四川松潘等卫仓粮作弊多端，明廷增设四川按察司佥事巡收边储，成化二十年（1484）辽东等25卫所32仓隶山东布政司。随着布政司、按察司分巡卫所，两司官员也逐步调和卫所与府州县的关系。
临洮府原设同知一员，监收兰州广积等六仓；通判一员，监收河州等三仓，民屯、京运、盐引等项钱粮，各岁至数万，不为不多，不时收纳支放，不为不烦。其间虚收实放，诈冒侵欺，千绪万端，不可枚举，一向因无印信，呈上行下，皆止白头公文，其诸卷牍簿籍，抽换洗改，何所不至。况延宁二镇三路监收通判，俱有钦降关防。惟兰、河二处尚未请，乞敕礼部将兰州、河州二处监收官，查照边事例请铸关防各一颗。
事实上，在分防同知外，兰州、河州均有州治与卫治，故两地出现同知、知州与卫守备同城分治、各理其事的行政格局。直到康熙年间，兰、河同知还兼带捕务，称“兰州监收兼管捕务同知”“河州监收兼管捕务同知”，亦作“兰州监收厅”“河州监收厅”，属于办理专务的派遣厅。在兰州地区，“兰州监收厅”与兰州、兰州卫分管更名地、民地及屯地，其中兰州经管6里民地，兰州卫经管10所屯田，“兰州监收厅”经管更名地丁并招垦新疆额赋川中山坡地共2219顷。随着雍正三年（1725）兰州、河州、临洮三卫转隶临洮府，清廷全面重整监收厅、卫所与州县并存的局面。其中兰州卫及监收厅归入兰州，原设“兰州厅”同知改为河捕同知，专司河桥税茶法暨捕盗案件。而河州卫析归河州，“河州厅”仍管番族及番地，嗣后清查番地均归厅兼辖，所谓“茶马田地或寺中香田，清查之时即编为厅地”，包括积石关内、外族寨工屯94处，直到乾隆年间河州同知移驻循化，具有行政区划意义的循化厅方才建立。以上兰、河同知均出自临洮府，实际上临洮府还有“贴堂监收督粮清军总巡同知”，系万历三十二年由通判改设，经管临洮卫屯田，至康熙年间临洮卫屯田归并临洮府。
说明：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9-60页明“陕西”图改绘。
陕西行都司辖凉州卫、永昌卫、甘州五卫、山丹卫、肃州卫、镇番卫、高台所、镇夷所、古浪所及庄浪卫、西宁卫、碾伯所等12卫4所，散布在河西至河湟一带，紧邻鞑靼及土鲁番。弘治十六年（1503），明廷曾以巩昌府管粮通判二员分理甘州、凉州及镇番等处仓场，同年巩昌通判二员又专管肃州东、西二路粮草。以通判分管卫仓粮草主要源于卫所武官不谙钱粮，巡抚陕西都御史石茂华称：“各卫所武职率多不谙事体，一经委用，即成骚扰。查得各卫所原收〔设〕有监督通判、县丞等官可以兼摄其事，除审编各另选委官员外，审完之日，合就委令监督等官专管。”隆庆元年（1576）石茂华提议裁革肃州卫、西宁卫知事，改设肃州、西宁卫仓监收通判各一员，其中肃州卫监收通判“带御〔衔〕临洮府”。另据顺治《西镇志》所载石茂华《议肃州、西宁添设通判疏》：
边事莫重于饷，经理要在得人。本镇如肃州卫远处极边，西宁卫僻在一隅，二卫仓场钱粮，每岁出入不下数万。虽设有州判各一，顾分征率不自爱。而甘州、庄浪通判，虽各有监督肃州、西宁之责，顾甘州去肃州五百余里，庄浪去西宁三百七十里，无暇遍履，稽查难周，致各仓场奸弊纷如，日甚一日。且勘处重务，问理讼词，虽有各道任之，亦必委官分理，设非其人，欲事实不眩，能乎？
又屯田乡兵，边方吃紧政务，必专官责成，方可垂久。查得甘肃止行都司统辖一十五卫所，别无郡邑。有司可以委任图理，止有监督通判五员，欲议设官，未免增费，乞将甘州左、中二卫知事并甘、凉监收州判一并裁革，所遗俸薪等项，于甘州、凉州各设府同知一员，专理屯兵。
耐人寻味的是，疏文前半部述及肃州、西宁仓场“奸弊纷如”，后半部却乞于甘州、凉州设同知。另《明神宗实录》记“甘肃抚臣廖逢节奏，屯田乡兵乃边方吃紧政务，今欲兴整必专官责成，方可垂久，议裁甘、凉知事二员，监收判官二员，于二州各设府同知一员专理屯田乡兵”。此文与前文后半部如出一辙，实为廖逢节请设甘、凉同知之疏文，而前半部则为石茂华议添肃州、西宁通判之疏文。概明末清初战乱迭起，文书散落，顺治《西镇志》将两文叠加，该文虽系不同文本层累而成，但仍透露出不少重要信息。
甘肃行太仆寺卿兼以宪职，改给敕命，将甘、凉监收州判、甘州右中二卫知事一并裁革，于甘、凉各添设府同知一员，于临、巩二府列衔，在甘州者专理甘、山、高台、肃州、镇夷九卫所，在凉州者专理凉、永、镇、古、庄、西六卫所。屯田乡兵，寺臣与各道总督于上，府臣各分理于下。······各监督通判俱改同知，恐涉烦琐，仍各照旧，亦悉听寺臣委用。
新设之甘、凉同知分别出自临洮府与巩昌府，受甘肃行太仆寺及布、按两司节制。其中临洮府同知驻甘州卫，专理陕西行都司左路的肃州卫、甘州五卫、山丹卫及高台所、镇夷所等7卫2所，万历元年（1573）新任临洮同知汪可诏分驻甘州。巩昌府同知驻凉州卫，专理右路的永昌卫、凉州卫、镇番卫、庄浪卫、西宁卫及古浪所等5卫1所。原设监督通判照旧存留，由甘肃行太仆寺委用，故甘州等卫出现监督通判与屯兵同知并存、各司其职的局面。相较于监督通判，同知专理“屯田乡兵”，廖逢节奏设同知时亦厘定其权责：
甘、凉同知的职事涵盖屯田、水利、乡兵及兵器诸事。随着明后期蒙古部落频繁袭扰陕甘边地，各卫所更加偏重军务。虽然明廷先后以监收通判分管甘、凉、肃及庄浪、西宁等卫，但“屯田、乡兵、水利之事无所寄”，而“铨升之官，有半载或一年不至者，有终焉不至，而不知其为谁者。兼以补者俱系临、巩之衔，不知其谁为河西之官，而催令上任，以致地方事体率多费搁”。鉴于甘、凉二卫尚有屯兵同知亲临，万历二十一年田乐奏请在庄浪、西宁、肃州添设屯兵水利通判，兼管军火、盔甲、器仗等。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龙膺以西宁监收通判嗣迁监收同知，当地兼有监收厅与屯兵厅；庄浪卫亦有巩昌府监收同知与大松山监屯巩昌府同知，两同知的职权涵盖收放军马仓场钱粮、督理开垦荒田、督招番中马、查理屯兵水利、问理本道词讼等事务。由此，在甘、凉、肃、庄浪及西宁诸卫，出现监收通判与屯兵水利通判、同知并存的情形。
说明：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第61页明“陕西行都司”图改绘。
在明后期边防压力骤增的背景下，甘、凉同知径以屯兵之名兼理诸卫仓粮、词讼事务，成为凌驾于诸卫所之上的行政长官，形成“寺臣与各道总督于上，府臣各分理于下”的局面。各监收通判虽分驻一卫，亦兼刑钱之责，“各镇兵马之查核，钱粮之出纳，刑名之审谳，庶官之委查，一切大小事务之议处，惟责成于一监收，比之腹里府佐，大不相侔”。事实上，不仅是监收、屯兵府佐，管粮府佐也逐步兼管多项事务，“各边卫所去府远处，一切茶盐、粮草、词讼倚办于管粮府佐”。总之，同知、通判兼带不同名号在攫取卫所行政权的过程中逐步从临时派驻、办理专务演变为定期常驻、兼辖民政的准厅县长官，渐具厅之雏形，明人即以“监收厅”“管粮厅”称之。
值得注意的是，临洮府佐并未分驻接壤的西宁卫与庄浪卫，反而派至更远的肃州卫与甘州卫，巩昌府佐则分驻西宁、庄浪及凉州卫，这种隔区分驻的模式究竟是一种隐性的制度安排，还是道府官员借由人际关系操纵的结果有待考证。迟至万历年间，河西地区同知、通判与卫所共治的管理体制基本定型并长期延续，清人即称“河西额设粮草，监收有厅，催征有卫”，又称“明时卫所皆有监收厅，以司出纳”。顺治初年甘州同知、肃州屯兵通判仍监收卫所粮务，康熙年间凉州同知范仕佳“以催科兼抚字”办理屯兵。至雍正初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后，年羹尧遍察陕甘诸卫，“考其吏治，未为尽当，此则卫所之故也。虽卫所各官，亦有才能，而抚字催科，多不可问”，有鉴于此便推动河西各厅卫改为府县：
西宁厅请改为西宁府，所属西宁卫改为西宁县，碾伯所改为碾伯县，西宁通判专管盐池，即为西宁盐捕通判，西宁之北川应设一卫为大通卫，俱隶西宁府管辖。凉州厅请改为凉州府，所属凉州卫改为武威县，镇番卫改为镇番县，永昌卫改为永昌县，古浪所改为古浪县，庄浪所改为平番县，庄浪同知经理茶务，应仍其旧，俱隶凉州府管辖。甘州厅请改为甘州府，所属左、右两卫改为张掖一县，山丹卫改为山丹县，高台所改为高台县，以肃州之镇彝所并入，俱隶甘州府管辖。其肃州卫事务即令肃州通判管理。
袭自明代的“西宁厅”“凉州厅”“甘州厅”均改府，原管卫所改县，分隶府辖，这意味着厅已成为诸卫所之上的行政机构。如“西宁厅”便是西宁道之下、西宁卫和碾伯所之上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随着雍正七年（1729）清廷裁并肃州卫、通判并设置直隶肃州，在河西地区开展大规模招民屯垦活动，肃州属九家窑、三清湾、柔远堡等，凉州属柳林湖等地均新开屯田。雍正十三年（1735）九家窑、柳林湖等处屯垦颇见成效，陕西总督刘於义奏请“添设通判、州判、县丞、主簿等官料理屯务，以专责成。······柳林湖设通判一员，九家窑设肃州州判一员。高台设主簿一员管三清湾、柔远、平川屯务，毛目城设高台县丞一员管毛目、双树墩屯务”。此类府县佐贰官仍外驻地方，监理屯务，在河西社会开发与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作用。
事实上，清朝在开辟河西“新疆”过程中仍推行同知、通判兼管卫所的厅卫复合的行政体制。自康熙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清朝的实际管控范围向肃州西部扩展，以嘉峪关为界，“在关西者，今已分授营兵耕种，在关东者，则募百姓充当屯户”。康熙五十七年（1718）营兵屯垦渐成规模，清廷照靖逆将军富宁安所奏，“西吉木设立赤斤卫，达里图设立靖逆卫，各添设卫守备一员。锡拉谷尔设立柳沟所，添设守御所千总一员，再添设同知、通判各一员兼管二卫一所”。此同知概分驻靖逆，兼管靖逆卫与赤斤卫；通判则驻柳沟管柳沟所，“设柳沟所于四道沟，建筑城堡，招徕户民，兼设通判”。雍正初年，清廷重新调整同知、通判与卫所的驻防关系，一是柳沟通判改驻靖逆，领靖逆卫、赤斤所；二是在布隆吉置安西卫并设安西同知兼理卫事，随着雍正三年至五年沙州所、柳沟所相继升卫，安西同知兼管安西、柳沟、沙州3卫，陕西总督刘於义称：“安西同知、靖逆通判并二厅所属之安西、沙州、柳沟、靖逆四卫，赤金一所，分隶安西道统辖。······一切刑名、钱谷等项，仍由该道核转。”乾隆年间，甘肃布政使阿思哈更将安西同知、靖逆通判比于知府：“安西同知统辖安西、沙州、柳沟三卫，靖逆通判统辖靖逆、赤金二卫，其责任与知府无异”，表明安西厅与靖逆厅已成为卫所之上、道以下的一级行政机构。
明清同知、通判分驻卫所是明代卫所辖区“行政化”的重要方式，并衍生出厅制政区及厅卫复合的管理体制与政区形态。这一制度创设渊源于明中期通判对卫所仓粮的监管，形成于抚民、屯兵同知兼管卫所刑钱诸事并成为具有专管地方的政区厅，亦对清代的地方行政体制与疆域管理产生深远影响。此类同知、通判分驻卫所的事例较早见于陕甘诸卫。自弘治以降，巩昌府、临洮府通判先后派至陕甘边卫监收仓粮。嘉、万年间，巩昌同知分驻岷州、凉州等卫，临洮同知分驻兰州、河州、甘州及西宁等卫，各同知、通判亦经历了由临时派驻、办理专务到定期常驻、兼辖民政的转变。
事实上，自明中期陕西、山西、北直隶沿边府县佐贰官普遍分驻长城沿线卫所监收粮草，虽然同知、通判分驻卫所各有其动因及权责，亦呈现出不同的演进轨迹与管理体制，但均受到王朝治边理念、边地局势演变、驻地制度传统以及民族社会秩序等因素的影响。陕西都司属河州、岷州、洮州等卫兼辖军民，河州卫与兰州卫均设州治，又有临洮府同知监收茶马，形成监收厅、卫所、州县三元并存的格局并延续至清代，只是此监收厅仍系府之分支机构，岷州卫则形成抚民同知与卫所并存的格局。而陕西行都司属甘州、凉州、庄浪、西宁、肃州等卫分设5个监督通判，特别是明中后期蒙古部落移牧甘青，河西边防尤重屯兵、水利诸事，故肃州、庄浪与西宁3卫增置屯兵水利通判，甘州卫与凉州卫派设屯兵同知，呈现监督通判与屯兵水利通判、屯兵同知并存的情形。只是通判分驻一卫办理专务，属府的外派机构，而甘、凉及西宁同知品秩较高且兼管多个卫所钱粮、词讼诸事，渐成卫所之上、省道之下的行政单位，初具政区厅的性质。
清初因袭此类卫所与厅制相嵌合的管理体制与政区形态。只是“兰州厅”“河州厅”同知办理专务仍属府之佐贰，“岷州厅”“靖远厅”同知渐具卫所行政权，遂于雍正年间归并州县，而甘、凉及西宁等厅同知兼管数卫且具行政全权，遂改为府，原管卫所改县。而在河西新拓之疆域，清廷以安西厅兼管安西卫、柳沟卫与沙州卫，靖逆厅兼管靖逆卫及赤斤所。源自明代厅卫互嵌的行政体制兼具镇戍与抚治功能，在清朝的边地治理中得以重新实践。作为卫所军管体制的重要补充，同知、通判分驻卫所及其衍生的厅制在明清陕甘卫所的“行政化”与地方行政体制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过渡作用。
编辑 | 张欣源 毛楷淳
审校 | 李 鹏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