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超
■关键词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辑，第105-115页，注释从略。
近年来，袁广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解读，得出了一系列与传统不甚相符的观点（以下简称袁文），他认为：先秦时期黄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改道，而是始终走《汉志》河道；文献中记载的《禹贡》河实际上就是《汉志》河，浚县、内黄一带所谓《禹贡》河则是淇河故道。袁文大量引用了近数十年来黄河下游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对传统史料进行了重新解读，冲击了传统的“河北平原中部遗址空白区”之说，力图重新论证先秦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走向问题。其论虽不乏新见，然比对前贤之作，既未充分考虑到黄河下游河道善淤、善决、善徙的自然属性，也与经典历史文献《禹贡》《山海经》《水经注》等的记载不尽相符，尚不能推翻前人之研究结论。先秦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多学科问题，既关涉黄河自身变化，亦与下游地质地貌密切相关，更与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重大关系。本文拟从与袁文商榷着手，对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问题展开相应的学术讨论。为行文方便，以商榷的方式先列袁氏之论，再加相关讨论。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教。
周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之说，是一个历史文献层累造成的结果。《汉书·沟洫志》记王横引《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若《周谱》所记年代无疑的话，这是先秦史料中唯一的黄河改道记载。但此处只是笼统言此年河徙，并未说河徙之处。清代胡渭将这次河徙定位于黎阳（今河南浚县附近）宿胥口，他引用《水经注》所述并加以解释：“自黎阳以下，《水经》所称大河故渎，一名北渎，俗谓之王莽河者，即周定王时所徙，西汉犹行之，至王莽时遂空者也。”二论叠加，遂形成“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之说。
但这一说法历来争议不断。清人焦循批驳胡谓的说法，“谱言河徙，未言徙何地。郦道元以故渎实之，胡朏明乃以北渎为定王时所徙，则《周谱》所未言”。焦氏又引《春秋》鲁宣公七年（即周定王五年）鲁卫会盟不告灾之例，论证该年无河决之事。史念海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春秋时期卫国都城迁移诸事，论证作为卫都的曹、楚丘及濮阳等地附近的黄河早在定王五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从而更加否定了“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之说。对此，谭其骧也予以赞同：“史念海同志列举春秋史事，断定‘周定王五年黄河无在宿胥口改道事’，理由是相当充分的。”但上述所列材料，所证有限，其又评论到：“《周谱》本来只说定王五年河徙，没有说徙在宿胥口，念海同志的论证，只是驳倒了胡渭徙在宿胥口的说法，却并不能因而就断定这一年整个黄河下游都不可能发生改道，就否定《周谱》定王五年河徙这一条记载的可靠性。”袁文在论证这一问题时，除引用前人成果外，又辅以近年来发现汉、唐时期墓葬材料（出自距离浚县不远的内黄一带），称“均未发现汉代之前黄河改道和大洪水的迹象，汉代及其以后则多有发现。这就充分说明，汉代以前黄河并未在宿胥口决口”。但这一论证结果类同前说，即否定河决宿胥口之说不等于否定了先秦黄河改道说。
从黄河的自然河性来讲，水性就下乃自然之理，泥沙含量高导致河道易于淤高，河道淤高导致河流易于决口，决口不复则易形成新道，这是黄河历史上频繁变迁最基本的原理。黄河下游的人工河道堤防，始于战国中期，“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在此之前，除自然地势外，能发挥约束作用的只能是黄河自身水流动力形成的自然堤，这种自然堤并不稳定，其决口、改道应该是相当频繁。即使不存在所谓的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之事，也不能完全否定先秦时期黄河曾经改道的可能，正如谭其骧所言，“（因文献无载）说汉以前黄河从没有改过道，同样也是讲不通的。”
（二）宿胥口与古黄河河口
学界研究虽已否定“定王五年河决宿胥口”之说，但宿胥口仍是讨论先秦黄河河道不能绕开的问题。《国策·燕策》苏代曰：“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可见宿胥口及其附近应当是先秦时期黄河变迁的重要位置，这与大伾山关系密切。
传统看法多引《禹贡》等记载，认为黄河下游河道走向大致如下，“从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起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是为‘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史念海经过实地踏勘，结合卫河两侧地势与地下水资料、地质剖面及卫星照片等综合判定河道应在大伾山东侧：“在古代，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大伾山西是不会有过黄河河道的。”大伾山东侧的黄河故道，遗存非常明晰，因此将此处古河道修正在大伾山之东证据充分。史念海又解释宿胥口之得名及其与黄河之关系：“《水经注》溯源清水（即淇河）断流的原因，说是由于河徙。此河徙，不会是黄河改道，而应是倒岸。当地黄河向北倒岸，北岸地势本来较高，因而易形成陡岸。陡岸既已形成，黄河水流虽大，也难于流到陡岸之上。淇河不能再流到这里，黄河也不能流上，原来的河道当然就成为故渎了。由于黄河在宿胥地方截断了淇河，而淇河故道尚未消失，因而当地就称为宿胥口。有了宿胥口，也就有宿胥故道的名称。”显然，宿胥口与古黄河的变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袁文对此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宿胥口并不是‘旧河水北入处’，而是菀水入黄河处；‘宿胥故渎’也不是禹河故道，而是菀水故道”。其史料依据应源自《水经注》记载，“菀水上承淇水于元甫城西北，自石堰东、菀城西，屈迳其城南，又东南流历土军东北，得旧石逗，故五水分流，世号五穴口。今惟通并为二水，一水西注淇水，谓之天井沟；一水迳土军东分为蓼沟，东入白祀陂。又南分东入同山陂，溉田七十余顷。二陂所结，即台阴野矣。菀水东南入淇水”。对此段史料，袁氏又加以解读：“这里的菀水如同淇水一样，也是先注入清水。由于这一地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从西北而来的菀水，水流湍急，冲击力极强，在注入清水后，又极易冲破东南岸的河床，既而继续向东南流淌，最终在宿胥口注入黄河。后来，曹操为了防止菀水冲破清水南岸，于是修筑枋堰或石堰。石堰修好后，长此以往就在清水和黄河之间形成一段干涸的河道，这便是‘宿胥故渎’的由来。
通读史料并结合当地地理状况分析可知，袁文这里存在误读与发挥。《水经注》所记菀水不过是淇水的分流之一，其分流最多有五条，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可能已萎缩至两条，其流域面积并不大。淇水本非大河，菀水只是其分流的一条小河（按《水经注》文当是引淇水灌溉的小分支），其流量要连续冲破淇水（清水）及黄河两道河的自然堤，显然不太可能。同时《水经注》明文“菀水东南入淇水”，即作为分流的菀水最终仍归于淇水。谭其骧在讨论海河水系的形成时，早已将《水经注》所载菀水的流向及其水利作用考订清楚：“人们在淇水出山处建立了一个石堰，只让一部分水仍由淇水南流入河，分一部分东径菀城西南，东南流径淇水河谷和台阴野之间的高地，然后由菀口以建瓴之势注入经过疏浚的古大河故道即白沟。”此论全据《水经注》之记载，当属可信。
从地势来看，菀水所经地域大致在今鹤壁市淇水（今淇河）以东、汤阴县和浚县卫河以西，该片区域面积并不大，在淇水东侧是一片被称为五里岗、火龙岗的太行山前丘陵区，海拔高度在71-186米左右，其间错落有善化山、相山、白祀山、同山等小型石质山丘（海拔高者在200米以上），即使有河流切穿流过，也只能在诸山丘高地间的低地辗转。从今日地图上观察，淇水以东并无明显的西北—东南向河流，主要河流仅有汤河及其上游小支流永通河等东西向小河，河流落差不大。古今形势陵夷，菀水即使在历史上存在，也只是淇水之分流，且主要为灌溉之用，其入白沟的流量自然不可能很大，此后菀水不见于历史记载，可能早已断绝。
同时，袁文又引用清末杨守敬《水经注图》来表示淇水、宿胥故渎、菀水的位置关系，亦难称准确。杨氏之图虽称经典，实际上问题不少，“杨氏此图最初刊印于光绪三十一年，采用胡林翼刊印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亦即所谓《大清一统舆图》）作为底图，用朱墨两色分别套印今古地名”。该图因底图并不是精确实测且不加地形，所绘河流及走向自然准确度不足，且杨氏也自言其图印刷及考证质量不佳：“木质套印之书，往往小有伸缩，阅者须意会之。若城池水道相去甚远者，必有迁徙流移之故，未可一律论也。”从其成图效果来看，因其古今套印不准确实导致不甚相符之处甚多。至于其图中考证之结论，更仅是一家之言。袁文在其改绘之图中，不区分古今河道将其杂绘在一起，较为混乱，显然并未理解该图之用意；又见其图中宿胥口位置标有石堰，位置正对菀水入淇处不远，与东汉末年曹操筑枋堰、修白沟之事混为一谈，其结论难以成立。
淇水、白沟、清河三条河流的关系，也是困扰历代研究者的难题。其难点在于史料零碎且矛盾，《汉书·地理志》载：“共，故国。北山，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水经·淇水注》云：“（淇水）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又东北过广宗县东，为清河。”两者所记出入明显，显然淇水河道曾有过变化。郦道元《水经注》中对此解释：“盖河徙南注，清水渎移，汇流迳绝，余目尚存。故东川有清河之称，相嗣不断。曹公开白沟，遏水北注，方复故渎矣。”可见其中既有黄河迁徙改道的原因，亦有曹操开通白沟之力。对此后人有不少解读，但大多认为三河关系密切，黄盛璋解释诸河之间的关系，做出如下总结，“白沟又名宿胥渎，它是黄河南徙、从宿胥口（大致在今浚县东镇之南）改向东流后，在它故道上因排水和灌溉上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条河流”。
从自然地理与水系格局来讲，“其（黄河）数千年泛滥沉积所形成的自然堤，从西南向东北延伸，制约了太行山南段水系东流入海的自然趋势”，即华北平原上自太行山西来诸河因自然堤的存在往往不能直接汇入黄河，而是沿着黄河泥沙淤积形成的自然堤，与黄河古河道大致平行呈西南—东北流向，直至在地势较低处汇入黄河。在黄河不再流经该地区后，其水系格局方才独立发展。这一水系特点，今天河北平原上的河流仍有明显呈现。袁文考证后认为：“淇水、白沟、清河最初为同一条河”，即以为宿胥故渎为淇水故道，这其实并非新发现，30多年前史念海经考证后就否认大伾山西侧的黄河故道，并认定宿胥故渎为淇水故渎，“这条故渎只能是清水（即淇河）的故道，舍此莫属。淇河故渎而称为宿胥故渎，当是由原来淇河被黄河截断的地方而得名的。既然那里称为宿胥口，所以下面的故河道就称为宿胥故渎”。袁文认为其为淇水故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尚不能以此来否定黄河在该区域附近流过的可能性。
所谓“邺东故大河”也是同样的问题。《汉书·地理志》“魏郡”有记：“邺，故大河在东北入海。”但这一记载极为笼统，历来学者多将其目为黄河故道的遗存之一，其具体年代则难以辨析。袁文列举了五项证据，力图否认邺东故大河为黄河故道，而是淇水故道。但细审其所举材料，依然无法从根本上否定邺东故大河为黄河故道的可能性。事实上，由于黄河下游的频繁改道、决口，华北平原上留下了不少这样的“故大河”河道或分流，直到汉代，还存在有“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等河道，各自又有分支，名目繁多，变迁不一。邺东故大河能被《汉书》所记，说明其可能是黄河故道中一个较大的遗存，只是具体年代、方位难以考证而已。
二 《禹贡》河与《汉志》河的关系
袁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力图证明其主要观点：“先秦时期《禹贡》河并没有改道，它也没有北流入海······实际上，《禹贡》河就是《汉志》河，只是不同文献记载中称谓有别而已。”在此一一辨析：
（一）文献记载中《汉志》河早于周定王五年已经出现
学界前辈曾根据《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等材料及前人研究成果，总结出先秦时期见于记载的《禹贡》河、《山经》河及《汉志》河三条主要的黄河下游河道。但这只是史料可见的几条主要河道，远不是早期黄河下游河道的全貌，谭其骧推断：“春秋战国时代河北平原上出现过的黄河河道不光是这二股三支正流、干流而已，除此而外，还有若干决流和岔流，虽或存在时间较短，或容纳的黄河水只是一小部分，却也构成了当时黄河下游河道的一部分。”这一论断为后续研究留下了足够的弹性。袁文引《春秋》（实为《左传》）僖公四年管仲曰“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一句，论证《汉志》河道早已存在。但前人早已引用此材料并加以解释，“此时（齐国西境）到达的黄河当然只能是今山东境内的《汉志》河，约当为流经高唐、平原的那一段，不可能是远在今河北中部的《禹贡》《山经》河。这条资料说明至迟在春秋前期，《汉志》河业已形成”。
袁文为证实己论，树立了一个并不成立的学术前提：“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禹贡》河和《汉志》河是不同时期，且流向不同的两条黄河河道。”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对于《禹贡》河与《汉志》河的关系，谭其骧很早就提出判定《汉志》河不可能是《禹贡》河的三条主要理由，一是与《禹贡》经文不合；二是与《汉书·地理志》记载不合，三是胡渭、焦循列举的二十四证并非全不可靠。前述对于先秦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的总体变迁，谭其骧提出了非常有弹性的变化框架，《禹贡》河、《山经》河与《汉志》河等河道在春秋战国时代曾长时期同时存在，并迭为主次干流，战国中期各国筑堤后河道才开始稳定在《汉志》河一线。这一观点充分考虑了黄河河道的动态变化，几乎囊括了先秦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所有可能性。袁文所用证据及所提观点皆为前人所论及，但其结论既不能驳倒前人之论，亦未能跳出这一变化框架，自然也难以成立。
（二）甲骨卜辞中的河与《汉志》河相符
袁文引用了商代甲骨文卜辞对“河”的记载，并将对河的解释与商代的“东地”对应起来确定方位，其中重点引用了郑杰祥的观点：“卜辞东地如上章所述，就是文献上所记的‘相土之东都’、战国时代的魏国东地和秦代东郡所在地。”河在先秦时期是黄河的专称，基本为世所公认。今之学者都承认商代都城屡次迁移，也有很大可能与黄河变迁密切相关。商代后期的统治中心在今豫北、冀南一带，正是黄河下游河道变迁频繁之地，卜辞中对河、东地的频繁记载正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体现。但存世的商代史料数量极为稀少，对于商代的东地所指要精确定位非常困难，学界历来所论也并不一致。尤其是早期未曾有完全固定的黄河河道，对其认定更加困难。郑氏所论虽可成一说，却未必是定论。从近年来的研究情况看，尽管对东地大多认同在濮阳一带，但对于“河东兆”的认定、东地的具体位置与区域范围、不同时代“大东”“小东”的具体所指以及商周时期的东进路线与所经地域等问题，学界仍有不少新讨论与新观点。袁文观点实际上是以黄河下游河道固定化为先导，而这种固定化河道要到战国中期才出现。总的来看，学界对东地的河道判断依据主要是濮阳附近的戚城遗址，其遗存时期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但推定濮阳附近有黄河河道，并不能否定黄河下游其他分支的存在，也难以准确推断各条分支的先后、主次关系。因此，以作为区域名称且定位较为模糊的东地，来反推黄河之精确所在，不免有过度理解之嫌。
（三）地质勘探发现《汉志》河及其河流三角洲河道早已存在
袁文引用吴忱等人对华北地区古河道的研究，试图证明《汉志》河的稳定性。证据之一是古河道砂体埋藏深度。袁文以为，“先秦时期的黄河下游河道深度都在50米以上，如此深的河道也是早期不改道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认定黄河河道是在早、晚大理冰期海面下降时，河水下切而成的，河道较深。大理冰期即末次冰期，距今大约7万-1.15万年前。冰期时海平面大幅下降，中国东部主要的入海河流河床普遍大幅下切，并非黄河独有。气候转暖后，海面上升，下游河床随之抬升，进入新的变化阶段。可见这种深河床主要是阶段性气候突变引发的，而其存在时间与文明早期也并不能完全对应。
河道稳定性需要考虑多重要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气候变化、海平面变化、上游来水来沙情况与河流入海坡降比、人类活动与生产方式等）。华北平原的地貌形成、发育是多方面营力的控制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地质构造上，华北平原所在地构造属于华北拗陷区，处于强烈的下沉和堆积过程。而外营力尤其是河流泥沙的搬运和堆积作用，又大于拗陷盆地的沉降速率。黄河所到之处，普遍遗留下古河道高地、古河道洼地、决口扇、天然堤等各种微地貌。其早期河道基本不受人为因素影响，至战国时期在下游河道筑堤后，其河床依然宽广，如战国时期齐与赵魏作堤“去河二十五里”，两堤之间至少有50里之宽可供黄河河床摆动，即使在今天，黄河两岸堤防依然不是紧贴河床，大堤之间有为数不少的村落分布在广阔的河滩地上。显然，对于黄河的变动需要综合多重要素证据来进行论证。
袁文也引用了吴忱等人论证的中全新世黄河古三角洲，来证明《汉志》河的存在与稳定，“从孟村黄河古三角洲的位置可以看出，中全新世前半期的黄河从这里穿流而过，而《汉志》河也正好从这一带入海。这也为黄河于渤海湾入海之说提供了确凿实证。这样看来，《汉志》河在距今8000多年就已存在”。对于这一河口三角洲，吴忱在早期黄河三角洲发育过程、贝壳堤、古河道等方面有深入研究，不过其最终结论仍反映了黄河入海河道处于变化之中：“中全新世时期，黄河自南而北改道，至中全新世末期，流经在最北面的北支河道‘山经·禹贡河’里。自晚全新世初期开始，黄河又逐渐向南改道，至西汉时期，已往南到过海兴、无棣一带入海。”这一结论是基于多年自然地理与古河道研究的认知，也是对传统文献研究结论的证实与补充。袁文之引用显然片面。至于其所论《汉志》河在史前至夏商时期已经存在，这一结论已经包括在前述谭其骧所论框架之中，古河道研究也已经证实：“从地面古河道、古堤防和遥感影像均可初步证明，山经河、禹贡河与汉志河同时存在于西汉以前的华北平原上。”相关证据与结论非常明晰，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袁文的突出特点，是系统地整理了近数十年河北平原的考古新发现，以论证其对黄河下游河道的观点。其主要结论归结有三：一是河北平原中部并不存在遗址空白区，以此否定存在除《汉志》河以外的其他黄河河道；二是《汉志》河是河北平原东西两侧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区的主要阻隔，以论证《汉志》河长期稳定。三是先秦时期黄河改道泛滥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因此先秦时期黄河始终没有改道。对此辨析如下。
（一）河北平原中部遗址空白区
“河北平原中部遗址空白区”的论断，是谭其骧利用20世纪80年代之前考古发现成果提出的，“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为限，在鲁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西东西相去约自百数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间绝无遗址······平原中部的空无城邑地区，要到战国图里才归于消灭”。之所以存在这一空白区，原因即在于黄河在这一地区长期反复摇摆、泛滥改道。
借助于近年来考古学的迅猛发展，袁文在整理该地区近数十年的考古新发现后指出：“（河北平原中部）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整个先秦时期，这里的文化面貌并没有出现大的中断，很多遗址都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相叠压······在已经调查和发掘的先秦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几乎不见淤积层的存在，而淤积层大多在先秦文化堆积层之上，这说明，先秦时期这一地区也没有出现黄河泛滥的情况。”学术研究本应后出转精，这是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进步，也是袁文精华之所在，应该予以肯定。
但需要注意的是，袁文考察的遗址范围，主要是建立了一条“从安新、任丘，到大城、文安，再到青县、沧县的文化层堆积剖面”，这一剖面从其地域范围来看，仅仅覆盖了谭其骧所言“遗址空白区”的东北部分，其西南地区尚有不少空白，未能完全覆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予以证实。袁文初步解决了考古遗址有无的问题，后续可能还要更加关注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地面高程等细节数据，方可有更为准确的判断。从空间距离而言，若遗址分布过于稀疏，则黄河完全有可能从相关遗址间较大的缝隙穿过，从而没有留下相应的痕迹，或尚未被考古发现。
地貌高程对于黄河也有明显限制作用，在黄河下游地区先秦时期的地貌中，“丘”（部分地区称堌堆）的作用备受重视，“居丘”被普遍认为是先秦时期人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式，胡厚宣首倡此说，之后学界对此屡有阐释：“丘是商代黄河下游地区极为常见的地貌形态······或为农业地，或为畜牧地，或为田猎地，或为贡纳地，或为军事要地······大多数丘当分布于商代的王畿区与东土······但由于黄河在平原上泛滥，低下之地不适合人类居住，丘自然成为人们建立聚落的所在。征之于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商代聚落遗址，大量分布于台地或土丘之上。”古人为躲避洪水灾害，往往选择相对较高的地区居住生活。这在豫东、鲁西、豫北等地早期文明遗址中已有广泛证明，汉代还有东郡地区河决泛滥后“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的记载。由于黄河泛滥淤积，黄河下游平原普遍淤高，有不少古丘消失，但仍有一些古丘遗存可见。在情况相似的河北平原，相关遗址的分布存在类似状况，是顺理成章的。人类居于高处，受黄河的影响自然也会相对减弱。遗憾的是，在袁文中未见对此方面的讨论。若要完全推翻前人论断，恐怕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
（二）《汉志》河是文化类型分界线
通过对考古发现的总结，袁文观察到“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新石器晚期，河北平原东西两侧文化面貌迥异，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西侧属于中原文化系统，东侧属于海岱文化系统”这一现象，并认为《汉志》河是河北平原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的分界线，“正是古黄河下游宽阔的河道以及众多的支流阻隔，使河北平原两侧在新石器时期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东侧新石器遗存的面貌相对单纯，自始至终都有着一条稳定的发展脉络与谱系；西侧主要为中原体系，因处于中原、海岱与北方文化系统之间，新石器遗存的面貌始终有些驳杂”。
大型河流作为重要的地理屏障，成为文化区、行政区的分界线，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在文明早期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时更是如此。《禹贡》所列九州及其分界，皆以名山大川为标志。邵望平在20世纪80年代考察古文化区系和《禹贡》九州的关系，也认为九州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实际存在的人文地理区系，从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形成，经历了三代变迁仍然存在，龙山文化圈的范围与《禹贡》的地理区划虽不是完全吻合但大体相当。但这种隔绝并非不可逾越的天堑，考古发现证实先民“刳木为舟”出现得很早，甲骨文中也已经有了“舟”字。基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古代的水运也出现得很早。至迟在商代，就已经对水上运输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运用，并对商都选址及战略要地的建构、军事征伐、贡纳贸易以及商文明的向外播衍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较早出现的水上运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古人跨越天然地理界限、加强沟通交流的利器，从而使其跨越了地域文化差异并不断形成文化共性。考古发现也证明，黄河下游文化遗产丰富多样，具备浓郁的地域特点和共性特点，水道交通在其中居功甚伟，“文化遗产类型和特点的形成，主要是不同时期黄河变迁及其与相关河流、渤海、黄海关系形成的不同空间分布所致。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时空特征，其共性是黄河发挥了串联作用，即黄河及其支流水路与河道形成的陆（道）路的共同产物”。
四 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已经有建立“黄河学”之倡议，至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黄河学”研究已经在机构设置、学科框架讨论与学术活动等方面陆续展开并取得不少成绩，广泛深入涉及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显示黄河研究仍然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以上状况也提示学界应当从学科整体发展的视角，重新思考、认识历史上的黄河变迁，未来的黄河研究除了立足于河道本体研究外，还应加强多学科交流互鉴，加强定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结合、吸纳环境史视角等，自觉提升研究站位与扩展研究视野。
编辑 | 毛楷淳 张欣源
审校 | 程 森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