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轶
■关键词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49-56+120页，注释从略。
学界有关山戎、东胡族属和起源的认识分歧较大。一种观点主张山戎、东胡为同族异名，即两者是同一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春秋称山戎，战国称东胡。不同意见者认为，山戎、东胡为并行发展的两大族群，山戎之名最早出现于唐虞之际，东胡最迟出现于商末周初，可称之为山戎、东胡异族说。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山戎分为“古山戎”与“周山戎”，两者名同实异，古山戎于西周之初分化为山戎（即周以后之山戎）、东胡等新的族群。总之，山戎、东胡的族属关系不仅是探究两者起源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探究其地理分布的重要前提。
记唐虞之际有“山戎”者，最早文献为《史记》，其后有此记载者，基本为转引《史记》或是对其所作的注疏；而记商周之际有“山戎”“东胡” 者，则首推《逸周书》。现将相关文献析出如下：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史记·五帝本纪》：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索隐》：（荤粥）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正义》：荤音熏。粥音育。
《史记·五帝本纪》：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索隐》：此言帝舜之德皆抚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抚”字总之。······“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长”字下少一“夷”字。长夷也，鸟夷也，其意宜然。
《逸周书·王会解》：东胡黄罴，山戎戎菽······犬戎文马······匈戎狡犬。
《逸周书·四方献令》：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氐、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以上所摘录的前3条史料，大体为主张“山戎”一名最早见于唐虞之际的主要凭据；出自《逸周书》的两则文献，则是主张“东胡”之名最早见于商周之际，与“山戎”为并行两大古族的主要依据。持“同族异名说”的学者，很大程度上受到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的影响：
《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北逐荤粥”，《匈奴传》亦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晋灼曰：“尧时曰荤粥”，皆后世追纪之辞，不足为据。犹《伊尹四方令》《周书·王会解》并有匈奴，非事实也。
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当中国呼之为戎狄之时，彼之自称决非如此······与边裔接，乃复以其本名呼之。
按此理解，鬼方是商末周初活动于“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的古族，也是当时“混夷”“獯鬻”的别称；后世的猃狁、戎、狄、胡、匈奴等，均系“鬼方”在不同时期的“他称”或 “自称”，春秋后始曰戎，战国以降曰胡、匈奴。围绕这一观点，王氏又在同文中从音韵学角度，考证了“鬼”“畏”“混”“昆”“犬”“荤”“熏”“猃狁”等之间的音转关系，进而明确指出“鬼方、昆夷、獯鬻、玁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如此而言，以“戎”“胡”冠名的一类族称，包括匈奴，便均是商周时期的鬼方、獯鬻、猃狁在春秋、战国的称谓，则《史记》《逸周书》记唐虞、商周之时的“山戎”“东胡”，自然属于“追纪”。换言之，王氏所谓的“追纪之辞”，其依据主要源于“鬼方—戎—胡、匈奴”这一族系名称演变的推论。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曾相继对王氏将鬼方、獯鬻、昆夷、戎狄、匈奴统为一族的看法提出异议。王玉哲更是先后撰文，论证和提出了“鬼方”为殷周时一古国，位于山西南部，鬼方与昆夷、猃狁为不同族属的观点。是以，“鬼方—戎—胡、匈奴”这一族系演变并非定论，也就无法成为“追纪之辞”的立论依据。此为其一。
其二，依《逸周书·王会解》所记，西周之时山戎、东胡与“匈戎”一并贡献于成周大会，而《逸周书·四方献令》记商汤之时的东胡与“匈奴”并见。两者所记，王国维皆以“匈奴”代之，黄怀信则将 “匈戎”释为“匈奴之先”。在《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夏至西周的史实中，亦分别记有“西戎”“犬戎”“戎狄”“戎夷”等。这些“戎”名，虽均系他称，但所指代的人群集团大都在商周之际有过“侵暴中国”的史实，故为彼时的“中国”所知，当无异议。司马迁和后世史家对相关史实的记载，亦不会是凭空臆造，其来源应为商周时期“中国”所记的相关事件。尤其是经过徐中舒、陈梦家、范毓周、齐文心、李学勤等专家学者的研究，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均发现有属于族名的“戎”。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作为族名的“戎”在商周时期是客观存在的，而非王国维所言的“戎”号始见于春秋。如此，《逸周书·王会解》所记之“匈戎”“山戎”并不能断言为追纪之名，东胡之名亦然。
其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感言道：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其言甚明，构成匈奴的主体族群曾有过分化、重组的过程，且时间十分漫长久远，故匈奴自头曼单于以上的世传罔替并不明晰，直至冒顿单于时，匈奴与中原政权的冲突频繁，方被中原人士所逐渐了解和熟悉。这一点也反映在太史公对匈奴前世之史的追溯上。
《匈奴列传》全篇中，“匈奴”之称最早见于战国形势当中，“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既然为匈奴单独列传，则此前相关史实的记载，均应与战国以上的匈奴前世有关。然而，《匈奴列传》除了在开篇称匈奴起源于唐虞以上的“山戎”之外，同篇所记夏至西周的史实中，并无 “山戎”之名，而是记以“西戎”“犬戎”“戎狄”“戎夷”等名和史实，岂不均与匈奴族源山戎的观点无关？其实，由其后文关于春秋之际的北方诸族的记载可知，太史公是将山戎、西戎、戎狄、东胡、楼烦等皆视为“戎”类的。在春秋时，山戎自被齐桓公讨伐后而不见于史，其大部分余众应当成为后世匈奴的主体族群或其中之一，否则便无法解释匈奴源于山戎之说。至冒顿单于时，匈奴又通过战争兼并相继融合了其他诸戎的成分，例如“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因此，这些诸戎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匈奴的历史。在“世传不可得”的情况下，太史公方以山戎同类的其他诸戎史实指代匈奴在夏至西周时期的历史。
至于片言未及此时之“山戎”“东胡”，并不能证明山戎、东胡在当时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明司马迁尚未掌握或难以辨识两者在此期间的确凿史实。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山戎、东胡在商周时期尚未与中原政权直接接触，导致史料阙如；抑或是山戎、东胡在商周时期并未发生过类似“侵暴中国”的严重事件，因而被习惯于“详内略外”的史官所忽略。至于《逸周书》所载出处，是否为司马迁所未能掌握的史料，还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的口耳传承等途径，就不得而知了。
其四，他称之族名或一族所知另一族自称的初始时间，并不能等同于该族群形成的时间，这一点尤其不能混淆。所谓的“追纪”之名，也是以后世之名冠以前世对应的特定人群。而且，在族群演进的过程中，尽管其内部构成可能有过不同程度的分化、重组，但必然会形成较为固定的主体人群。否则，史家焉能以后世之名代之？王国维所言的“后世追纪之辞，不足为据”，亦是就族称初始时间的考证而言。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春秋以上并无“山戎”“东胡”之名，但并不等同于彼时并不存在这两个族群共同体或与其相对应的主体族群。所以，族称是否属于“追纪”不宜作为断定史料真伪的依据。
总而言之，“山戎”“东胡”族称的追纪之说，理由并不充分，而《逸周书·四方献令》《逸周书· 王会解》有关“山戎”“东胡”贡献商周的记载及其史料价值，也不能以此而否定。
（一）山戎、东胡同属于“戎”
《尔雅·释》《逸周书·明堂解》《逸周书·职方解》等文献记载商周的周边诸族时，常有“九夷、七戎、六蛮”“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四夷、八蛮、五戎、六狄”等划分。尽管说法不一，但足以说明商周时期的“戎”是由不同戎类集团构成的，实为诸戎的统称。而《史记·匈奴列传》关于春秋时期秦、晋、燕三国周边诸族的记述，则进一步表明东胡和山戎均从属于“戎”：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前文已述，匈奴冒顿单于时曾兼并过很多戎类族群，故太史公在“世传不可得”的情况下，以诸戎史实指代匈奴先世的历史。上举文字即属于对匈奴先世在春秋时期情况的追溯。其中，赤翟、白翟统称为戎翟，绵诸、绲戎、翟、豲、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统称为“西戎”，皆为戎类，当无异议；又“林胡”“楼烦”者，以“之戎”界定，族属甚明；而“山戎”一名本身也显示了“戎”的属性。唯 “东胡”乍看与“戎”无关，但从该段结尾的概括分析，“东胡”与“赤翟”“白翟”“西戎八国”“林胡”“楼烦”“山戎”情况类似，均是“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换言之，东胡也是由诸多戎类族群所构成的，自当为诸戎之一。只不过出于行文的简练，“东胡、山戎”后未重复以“之戎”界定而已。
（二）商至春秋时期山戎、东胡并存
按《逸周书·四方献令》《逸周书·王会解》所记，山戎、东胡曾一同贡献商王室和朝觐成周大会，说明山戎、东胡在商和西周时期均是同时存在、互不统属的。春秋时期亦然。从前揭“燕北有东胡、山戎”“自有君长”“莫能相一”等史料来看，春秋时期东胡、山戎分布于燕国以北，呈并列共存关系。而且，通览《史记·匈奴列传》全篇，始于春秋以降的记述，皆以“当是之时”冠之，具有鲜明的强调语气，表明该列传自春秋开始的记述，所据史料已是比较充分和可靠的，类似“实录”的性质。然而，持山戎、东胡“同族异名”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东胡因地处匈奴之东而得名，但“匈奴”之名始见于战国，故东胡之名不应早于战国时期，从而否定春秋乃至商周时期东胡的存在。对此则不得不辨。
“东胡始于战国说”主要受东汉服虔对“东胡”之名注解的影响——“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白鸟库吉对此认为：“《史记》《汉书》之所谓‘胡’，乃专指匈奴而言，服虔解‘东胡’之名，谓以其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盖得其正鹄者也。”显然，服虔的“东胡”之说，根本在于“匈奴”的“胡”之称谓。另据《汉书· 匈奴传》记载，汉武帝征和四年（前 89），匈奴狐鹿姑单于在写给汉武帝的木牍书信中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此为“匈奴” 又称“胡”的主要出处，日本学人泽田勳亦据此将 “胡”界定为匈奴的自称。其实，“东胡”得名于匈奴之东的说法并不确切，至少“胡”在《史记》中就绝非专指“匈奴”而言。《史记·匈奴列传》载：
后百有余年，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
该段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中原诸侯国与诸戎、匈奴的关系。其中，“胡”这一称谓反复出现于多处，仔细推敲，所指代对象并不都为匈奴。按其记载，三家分晋之后，赵、魏因分晋国之地而 “与戎界边”。又同传所载，春秋之时，“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则与赵、魏界边之“戎”当为林胡、楼烦。另《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更加明确了赵国与林胡、楼烦之间的方位。其后，赵武灵王“变俗胡服”，并取林胡、楼烦之地，赵国始与匈奴界边，“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故从赵国北拓顺序可知，赵国自代至阴山一线所筑长城的防御对象是为匈奴，但“变俗胡服”之“胡”所指为林胡、楼烦；而《史记·赵世家》所记的“东有胡”，依《正义》所注为“东胡”。此外，秦开“为质于胡”的“胡”明显指代东胡，燕筑长城所拒之“胡”则包括了东胡和匈奴；秦“筑长城以拒胡”和“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中的“胡”均指匈奴。
由此可见，“胡”并非匈奴的专称，实则包含林胡、楼烦、东胡、匈奴等北方诸族，常与“戎”通用。“戎”当为北方诸族的“他称”，而“胡”为北方诸族的“自称”。匈奴作为“胡”的一部分，其自称为“胡”无可厚非，但并不能仅仅将“胡”理解为“匈奴”的自称。虽然只是语序不同，但存在逻辑和内涵上的区别。在此基础之上释读“东胡”之名，应为东部之“胡”或东部之“戎”，抑或与“西戎”的内涵呈一定的对应关系；称谓性质方面则属于自称与他称的合二为一，“东”为“中国”所附加。既然“东胡”之名并非取自匈奴之东，东胡形成于战国的说法自然也就无法成立了。
三 山戎与东胡的地理分布
（一）山戎的地理分布
1.商周时期山戎的地理分布
史书记唐虞之际的古山戎地处“北蛮”之地，与发、息慎比邻。《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史记·五帝本纪》：“北（抚）山戎、发、息慎。”
又《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据此可知，西周是在代商之后，方将肃慎、燕、亳之地纳入了其势力范围。将其与《史记·武帝本纪》条文献相校，“肃慎”通“息慎”；“亳”即“貊”,“发”同“北发”，音“泼”，亦为“貊”之同音异写，则“亳”同“发”。余者唯“山戎”与“燕”明显有别。前者为族群之名，后者在该处可能指“燕地”或“燕国之地”。然而，在周代商以前，仅有“燕地”概念，尚无“燕国”。燕国最早始于召公一脉的封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亦如西晋皇甫谧在《帝王经界纪》中所云：“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该说亦为《宗国都城记》《括地志》《史记正义》等所采。按此，燕国即得名立国于燕地，而燕地得名于燕山，其名称由来的先后顺序依次为燕山—燕地—燕国。另据学者所考，燕国实际分封于周康王之世，亦可证“北土”之“燕”并非指燕国。
因此，“吾北土也”中的“燕”是指“燕地”而言，而“北土”在五帝时代曾为古山戎、发（貊）、息慎（肃慎）三大族群的活动区域，在商周时期则包括了肃慎之地、燕地和亳之地。其中，肃慎的活动区域对应为肃慎之地，发的活动区域为亳之地，则古山戎的活动区域只能是在商周时期的燕地范围内，否则言及“北土”之时，当列有“山戎”。进一步而言，山戎的地理分布必在燕地范围内求之。然就商周之际的“古燕地”范围来看，大致是以今北京地区为中心，北至燕山以南地区。
首先，古燕地北界是以燕山为限，其北的辽西地区为商周时期的肃慎之地和貊（发）之地。早期治东北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多认为肃慎起源于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或牡丹江流域。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肃慎多次与周接触，说明其距离中原地区当不会太远。如果肃慎在商周时期便活动于黑龙江地区，与中原政权相隔过远，没有贡献成周的必要和可能。这一分析显然更加契合逻辑。基于此，一些学者相继提出肃慎起源的“东迁说”或“北迁说”。尽管学界有关肃慎迁移的方向尚未达成一致，但两种观点均指出肃慎在商周时期的活动范围应在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
关于“貊”的起源问题，诸多中外学者也有过专门讨论。综合诸家之言，“貊”的“原地说”基本为学界所摒弃；历史上的“貊”有统称和特指的区别；不同的“貊”的分布区域不同，并有过地域上的迁徙；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献中的“貊”，其内涵也有所不同。其中，《左传·昭公九年》所载的“亳”，基本认为是“貊”“发”的通假。林沄认为，该处之“亳”与《诗经·韩奕》“韩侯受命，王亲命之。······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中的“貊”，皆指西周之时的近燕之 “貊”。苗威则进一步指出该“亳”即发即貊，其地当在辽西的东部地区。既然商周之际的肃慎和貊之一部（亳）均分布于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倘若“古燕地”包含了燕山以北地区的话，则《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仅记“燕”为“北土”即可，而无需赘言肃慎与亳。故“北土”之燕地北界当以燕山为限。
其次，西周分封的燕国仅为“古燕地”之一隅。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琉璃河地区出土的“克盉”“克罍”等，被公认为召公元子就封于燕的实证。同时，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则燕国早期封地当不出齐、晋等国之例，其有效控制范围仅为今北京市周边地区，其北至燕山一带当不属于燕国之境。
要之，商周时期山戎、“古燕地”、燕国的地望关系有三：第一，商周时期的山戎分布于“古燕地”；第二，“古燕地”北界燕山，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不在“古燕地”范畴之内；第三，西周所封燕国位于今北京市地区，仅为“古燕地”的一部分，且大体居于“古燕地”之南部。由此推断：商周时期，山戎在“古燕地”空间内的活动区域，只能是介于燕国以北到燕山以南的范围之内。
2.春秋时期山戎的地理分布
《史记·匈奴列传》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即山戎、东胡在燕国以北地区，首先可明确山戎、东胡相对于燕国的基本方位。同时，山戎曾与燕、齐发生过多次战争，相关记载则为考证春秋时期山戎的地望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线索。
其一，“山戎越燕而伐齐”事件（前 706 年）。《左传·桓公六年》和《史记》的《匈奴列传》《齐太公世家》《十二诸侯年表·齐表·齐厘公二十五年》中对此均有记载。从当时的诸国形势来看，齐国位于山东半岛西北部，燕国位于齐国西北，而山戎又位于燕国之北。三方之中，燕国因长期遭到山戎的侵伐，实力最为羸弱，史称“山戎病燕”。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山戎可以随意穿越燕国而伐齐。相反，正是由于燕的阻隔，山戎只能绕过燕国的核心区域而南下伐齐。这也应当是对“越燕”较为贴切的理解。按此，山戎只能绕经燕国以西或以东而南下伐齐。两相比较，取前者既徒增路途，又难免遭到赵、魏等国的阻击，弊端明显。取后者则相对有利，当时燕国以东的冀东北地区为“令支”之地，且为山戎的“与国”，山戎可顺利通过令支，之后在冀东至齐国以北的渤海湾地区基本再无与其比肩的对手。因此，该条路线当是山戎伐齐最为畅通和便捷的进军路线。
综上，燕国在西周之时方圆不过百里（以今北京房山地区为中心），而山戎的长期侵扰又使其每况愈下，则春秋时期燕国的势力范围仍然难以覆盖燕山以南的整个冀北地区。同时，“令支”作为山戎的“与国”，表明山戎的势力范围已延伸至令支所在的冀东北地区，亦可为山戎位于冀北地区的旁证。如按部分学者所持的山戎位于辽西地区的观点，则山戎完全可以经辽西走廊过令支南下，而无需“越燕”。概言之，从“山戎越燕而伐齐”来看，山戎位于冀北地区相对于“辽西说”更为合理。
图1 西周春秋时期山戎、东胡分布
其二，齐桓公北伐事件（前 663 ）。《春秋左传》《国语》《韩非子》《管子》《史记》等文献多有记载。有学者据《管子·大匡》所记“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指出，齐桓公的行军路线是先败令支、孤竹，后遭遇山戎，孤竹位于辽西的喀左地区，则山戎应分布于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宁城一带，夏家店上层文化即为山戎遗存。然而，《国语·齐语》载：“（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从后两则文献的行文来看，征伐山戎均在“斩孤竹”之前。显然，《管子·大匡》所记并不能确认齐桓公北伐过程的先后顺序。所谓的“北伐”是相对于齐国位置而言的整体进军方向。也就是说，即便齐桓公北伐之时率先剪除令支、孤竹这两大山戎羽翼，也不意味着随后的进军路线就一定是继续向北推进。
相反，若以山戎位于赤峰一带的辽西地区进行推理，却有不通之处。诸多文献记载表明，公元前 663年山戎伐燕，燕国求援于齐国，是齐桓公北伐的直接导火索，而齐桓公北伐之目的，既为了救燕免于亡国，更重要的是“为燕开路”和使其得以重新“尊事周室”。
《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矣。范宁注曰：“言由山戎为害，伐击燕，使之隔绝于周室。”
《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
《汉书·刑法志》：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
《新序·杂事四》：昔者，齐桓公与鲁庄公为柯之盟，······南伐强楚，以致菁茅之贯；北伐山戎，为燕开路。三存亡国，一继绝世，尊事周室。
齐桓公出于尊“礼”，甚至割让了燕君所至的部分齐境之土给燕，可以想见山戎经此之役灭亡后，其地在齐桓公南归之际必为燕国所有。如此而言，倘若山戎之地位于辽西地区，则燕国自此之后的控制范围便会延伸于此。事实上，燕国北拓至辽西地区是发生在距此三百多年之后的燕昭公执政期间，由大将秦开破走东胡之后所得。此为最主要之矛盾。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山戎的分布范围当主要为燕国以北的冀北地区，这与前文对于商周时期山戎地望的推断也是一致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冀北山地地带分布有一支具有独立文化属性的考古学文化，其考古学年代、分布地域、文化内涵特征等方面均与山戎文化相契合。这也从考古学角度印证了商周至春秋时期的山戎，长期活动于燕国以北的冀北山地地区。按其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其四至大致北限不过七老图山，西限未过太行山，南限不过居庸关，东限未越山海关。
（二）东胡的地理分布
根据前文的讨论，商周至春秋时期的冀北地区长期为山戎所据，南与燕国毗邻，而东胡亦位于燕国之北，则彼时的东胡只能在山戎以北，也就是燕山以北地区求之，但此范围仍显笼统。
《山海经·海内西经》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晚期，该条史料中的“大泽”成为探究东胡地理分布的又一重要参考坐标。以往的研究中，“大泽”所指主要有贝加尔湖、呼伦池与达来诺尔几种说法，贝加尔湖和呼伦池过于居北，达来诺尔之说则基本得到学界的肯定。达来诺尔亦称“达里诺尔”“达里湖”，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南部，东临西拉木伦河流域。以此推断，西拉木伦河流域应一度是东胡的核心活动区域。
再据前文所考，公元前663年，山戎被齐国所灭后，燕国的疆域北拓至燕山南麓的广大地区。按文献所记，燕国正是在此之后方与东胡开始发生接触。特别是在燕昭王时期，东胡已为不可小觑的势力。燕国为了缓解来自东胡的压力和换取发展的契机，迫不得已令大将秦开为质。燕国这种看似“有失体面”的委曲求全，既是燕国示弱强邻东胡的无奈之举，也是其后破走东胡的重要伏笔。秦开在为东胡人质期间，“胡甚信之”，不仅为其后的脱困创造了条件，而且也趁机熟悉和掌握了东胡的交通、军事等情报。在其归燕之后，也就成为燕国讨伐东胡的主将最佳人选，“（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秦开拓疆之后，燕国于新辟之土自西向东分别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沿着五郡北部之边地筑修长城。目前，燕长城的走向已基本被明确，大致西起今河北省的独石口一带，东经围场、赤峰、敖汉并由奈曼、库伦南部转入阜新，再经彰武、法库抵至开原一带，越过辽河后折而东南，过新宾、宽甸后进入今朝鲜境内，沿昌城江、大宁江而至博川。其中，独石口至开原段，即为秦开破走东胡之后燕国所筑的长城，开原至朝鲜境内段，则为燕国“略属真番、朝鲜”之后所筑。按前一段燕长城的走向和修筑的历史背景，该段长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在“东胡却千余里”之前当为东胡所据无疑。而秦开率军伐东胡之际，亦是东胡的全盛之时，其地南与燕国北境相毗邻，西与匈奴长期存有一“瓯脱”之地。从地理空间观之，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当为全盛之时的东胡主要分布区域。
从考古发现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继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广泛分布于辽西地区的又一支十分重要的青铜文化。有学者对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考古年代、分布空间、考古资料反映的文化面貌等诸方面与文献记载的东胡历史活动空间、东胡族系风俗习惯进行比较，较为详尽地论证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东胡的观点，并大致判定了其分布范围：北限不超过45°N，一般集中于44°30'N以南，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北的丘陵地带；南限在40°N以北，未过滦河与燕山；西南大体以七老图山为界，东部不过柳河与医巫闾山。这一范围，与笔者对春秋战国之际东胡分布的几处地理坐标的分析也是基本吻合的。
不过，学界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为东胡说也存在一定的质疑，尤其是认为该文化在其年代下限、人种和经济形态三个方面与东胡不符，而更加契合山戎。持山戎、东胡为同族异名说的学者，则一般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为山戎和东胡先后所有。有鉴于此，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认定为东胡，仍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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