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鸿源
《唐两京城坊考》所记东京洛阳宫城建筑的名称与位置存在讹误，具体包括：未注意《河南志》丽景夹城史料出自《唐六典》，在引用该书时误作丽景门夹城；在利用《河南志》所记九洲池方位时节录失当，且考订结果与他书所记以及考古发现不符；引用《河南志》所记安福殿时误作安福门；未重视《唐六典》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误改长寿殿作仁寿殿；未注意《两京新记》等提示，信从《河南志》误书阊阖阙为阊阖阁；未留意《河南志》“宋城阙古迹”卷蕴含的唐末洛阳宫城史料，将左右银台门视作无考建筑；信从《玉海》所引《河南志》异文，错记太和门位置；忽视宫城建筑前后更名顺序，信从《禁扁》所记，将新旧两处延义门混淆；受《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影响，误认为皇城别名宝城。
■关键词
《唐两京城坊考》；东京宫城；建筑名称；建筑方位；布局变迁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153-159页，注释从略。
清人徐松所撰《唐两京城坊考》（以下简称《城坊考》），是有关唐长安与洛阳都城研究的重要著作，徐氏不仅较全面地参引此前唐宋诸家著述，且续添入笔记、碑刻等多重新史料，使此书大有一书成而群书废之地位。伴随学界兴起“活的制度史”“新的政治史”等研究趋势，唐两京都城，尤其是其中的宫城，已开始受到学界的重新审视，《城坊考》因总集资料之优势，其对宫城建筑的记载也频被学界引述。因遗迹破坏与现代建筑叠压，文献复原角度，仍是目前认识唐两京宫城物理布局乃至功能空间运作的必要途径，因此《城坊考》对宫城内部建筑的细致记述，价值不容忽视。
唐两京宫城布局演变繁复，如何合理提取、汇集散见诸书的宫城建筑史料，如何处置不同记载间的抵牾，都是无法回避的难题，这也就造成目前《城坊考》对宫城建筑名称、方位乃至布局变化等的叙述中，仍存在一定的讹误。如就《城坊考》唐东京洛阳宫城的撰述来看，学界已指出其多取材于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摘抄出的《河南志》，这是一部成书于元明，且多保留宋人宋敏求《河南志》原著成分、较系统记载洛阳都城史事的重要史料，然而在此基础上，徐松或因利用该书时不谨、或因个人考校失当乃至误引他书的错误论述，从而使《城坊考》文内对东京宫城建筑的记载存在不少失误，以下即试对这些问题作一剖析，悖谬之处，敬祈方家正之。
《城坊考》记洛阳宫城南面诸门，其中西南隅者，曰洛城南门，且徐松又在书中他处注曰：“洛城南门之西有丽景门夹城，自此潜通上阳宫。”核诸《河南志》“唐城阙古迹”部分，据点校者高敏介绍，徐松抄本原注曰：“洛城南门之西，有丽景夹城，自此潜通于上阳焉”，而《藕香拾零》缪荃孙整理本（以下简称缪本），已在“丽景”后添补一“门”字。可知徐松自《永乐大典》摘出《河南志》后，在另行撰著《城坊考》一书时，不仅参阅了《河南志》东京宫城部分，而且还在原书的基础上有相应自行增补，“门”字乃徐氏所新添，而缪氏应是在获得徐松《河南志》抄本后，又参读了其《城坊考》本处文字，故径直改易《永乐大典》本《河南志》的原书文字。
事实上，作为《城坊考》本处史料依据的《河南志》，其根本依据系来自《唐六典》，按该书洛城南门下李林甫等人所作注，“洛城南门之西有丽景夹城，自此潜通于上阳焉”，与《河南志》注文丝毫不差。这就说明，乃是徐松《城坊考》主观变更了《河南志》原文，并间接造成后续缪本《河南志》改撰该书原文。
徐松的上述改动，无意间干扰到今日学者对《城坊考》的原文识读，如方严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城坊考》、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皆将原文断作“洛城南门之西有丽景门，夹城自此潜通上阳宫”，已将丽景夹城割裂为丽景门、夹城二物，故句读皆可更订。检诸史籍，丽景门为洛阳宫城南面皇城西侧二门中的南门，丽景夹城，殆因经此门可连通宫城、皇城西侧夹城而得名，因《唐六典》《河南志》诸书均言洛城南门西临丽景夹城，这就说明此条夹城的南北长度，当至少分别延展至皇城丽景门与宫城洛城南门的西侧，而通过考古探测，学界或将此夹城的南北范围，放宽至整个宫城与皇城的西部。
值得注意的是，徐松《城坊考》还曾收录据称是其摹自《永乐大典》的“东都宫城皇城图”，该图在洛城南门的西侧，出现一处南北较短、东西极窄的封闭夹城，考古学者已经指出，徐松此图并非《永乐大典》所收原图，而是经过其本人较大幅度考订与改绘之图，与今所见《永乐大典》原图存在极大差别，且后者图内也未见有此夹城。因此，徐松图上这段极短狭的夹城，应是其据《河南志》以及《城坊考》文意进行的主观添绘，或因史料缺失，这处夹城的南北延展范围，当时暂难判定，所以徐松仅在遵从《河南志》文意基础上，于洛城南门之西约略表示此处存在一处夹城。
《城坊考》记洛阳宫城内有临波阁，阁北有池，“池北曰安福门”，其下又注云：“北院雕饰最华，隋炀帝寝御焉。”参诸《河南志》可知，《城坊考》关于上述诸建筑之记载，系移录该书，但二者文字尚有不同，如《河南志》将“安福门”记作“安福殿”，并注云：“在临波阁北池之北。此院雕饰最□，炀帝寝御焉。”
可见，徐松《城坊考》系自行补全原《河南志》安福殿下注文的阙字，且又将《河南志》“安福殿”误书作“安福门”，“此”字误录作“北”。安福门或可以安福殿之门弥缝之，但单独门宇建筑之内显然无法置院，故《城坊考》上述二例有误。
《城坊考》记唐洛阳宣政殿（即原武成殿）之北，依次有仁寿殿、观文殿等建筑，“宣政之北曰仁寿殿”，原注“《河南志》作长寿，今从《六典》”；“又北观文殿，又北同心阁，又北丽日台”。
此条记载，当是徐松综合考订《唐六典》《河南志》二书而来。首先，关于仁寿殿，徐松虽在注文中提到《河南志》作“长寿”殿，但《河南志》原书已注明，该殿等相关文字乃节录自《唐六典》，所以此处长寿、仁寿之别，实际牵涉的是《唐六典》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别问题。
据陈仲夫中华书局点校本《唐六典》洛阳仁寿殿处注文可知，《唐六典》的几个较好版本中，明正德、嘉靖本今“仁”字处阙字，陈仲夫据徐松上述《城坊考》正文，乃至清广雅书局本《唐六典》阙字处已补作“仁”，最终采纳仁寿殿一说。
然而上文曾提及，《河南志》所记长寿殿，亦系据《唐六典》而录之，因《河南志》至少成书于宋元，所以这是一个较诸明清《唐六典》更早远的刻本。此外，陈仲夫亦曾提及，补作“仁寿殿”的广雅书局本《唐六典》，系据明正德本传刻。如此一来，基本可以确定徐松所见已补“仁”字的《唐六典》，时代最为晚出，可信度相对较低。
值得重视的是，据陈仲夫介绍，日人近卫家熙曾提出阙字当补作“长”，但未列出详细证据。检诸史料可知，《唐六典》阙字即当作“长”，证据有二：其一，宋王应麟《玉海》曾引述《唐六典》，有“武成之北曰长寿殿”等文字，说明宋时确有《河南志》撰著时所见之该版《唐六典》；其二，《文苑英华》收有唐张说所撰《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冉氏大约生活于唐高宗朝末至武周时期，其曾赴洛阳，“入谢于武成殿”，并在武周“四镇未复”之时，亦即长寿元年（692）之前，受武则天信任而赴任河州，因政绩卓异，“计偕入朝，侍宴于长寿殿”。武周以洛阳为都，且冉氏亦在此期间赴洛阳武成殿，可知长寿殿应亦属洛阳宫城内殿宇。因此，广雅书局本《唐六典》“仁寿殿”所补“仁”字当误，且《城坊考》正文亦当订正作“长寿殿”。
此外，徐松《城坊考》本条记载牵涉的另一问题，便是长寿殿与观文殿的位置关系。若仅据《城坊考》所记，武成殿之北，依次布局长寿殿、观文殿、同心阁、丽日台，似乎证据确凿。然若参读《河南志》，该书正文部分明确记载武成殿之北依次有观文殿、同心阁、丽日台，但上文提到的该书转引《唐六典》“武城（成）之北曰长寿殿”句，则被特地书于本卷宫城部分的文末，并注明其录自《唐六典》。这已然说明，因史料所记武成殿北邻近的殿宇存在歧文，难于兼统，所以《河南志》暂且将《唐六典》所记附于卷末，以备存疑。
既已知悉《河南志》上述文字的编排特征以及用意，那么反观《城坊考》所对应之表述，不难发现，徐松是将另所见《唐六典》“仁寿殿”的记载前置，随后又拼缀以《河南志》观文殿等文字。然而问题在于，徐松关于武成殿北先达长寿殿，后达观文等殿的行文编排，事实上并未附以坚确的史料依据，其应是以《唐六典》作为信史并优先采纳，后又借鉴《河南志》的相近文字，从而最终呈现出《城坊考》目前的正文表述形式。
因此，在辨明徐松《城坊考》武成殿北先有长寿殿、后有观文殿这一表述客观“生成”背景下，这条记载，目前也就不适合被作为信史来直接使用与征引。
《城坊考》载，唐洛阳宫城南面的皇城，有太微城、南城、宝城等别称，“皇城，傅宫城南，因隋名曰太微城，亦曰南城，又曰宝城”，注云：“《通鉴》：大业十一年，有孔雀自西苑集宝城朝堂。胡身之注：即皇城，王世充命楚王世伟守宝城。按《河南志》：宣辉门次北，旧有宝城门，盖即皇城之西门，因城为名也。”学界对徐松上述记载，尤其皇城别名宝城一说，也多沿袭之。
检诸《河南志》可知，徐松关于唐洛阳皇城别名太微城、南城一说，皆本自此书，皇城“隋曰太微城，亦号南城”。同书“隋城阙古迹”卷，也明载隋皇城有太微城、南城别称，“宋城阙古迹”卷亦同。
据上可知，南城即指隋唐洛阳皇城，至于《城坊考》所云皇城别名宝城，据其注文，徐松先是直接引述《资治通鉴》胡注，尔后又新补其于《河南志》所见唐洛阳旧宝城门史料，并最终做出皇城因有宝城门而别名宝城的推断。
《资治通鉴》凡两处事件涉及“宝城”，胡、徐二氏上述注文对此皆有议论，然细核《资治通鉴》所记，其说皆可商榷。第一事，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三月“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宝城朝堂前”，胡注曰：“西苑在洛城西，元年所筑也。后唐兵之攻王世充，世充使其弟世伟守宝城，则宝城在洛城罗郭之内，自为一城。既朝堂在焉，则百司廨署皆在焉，自为一城，附于宫城之东南也。唐因隋制，亦以洛阳为东京。《六典》云：东城在皇城之东，皇城在东城之内，百僚廨署如京城之制，皇宫在皇城之北。吾以此推之，皇城盖即隋之宝城，在宫城东南也”，此注为徐松扼要引入《城坊考》，未加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又记此事后续云，炀帝视此为瑞，“仍于其地造仪鸾殿”，又据《唐会要》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语，“隋炀帝好闻祥瑞，尝野雀集于殿上”，“乃名此殿为仪鸾”，皆可证孔雀所降之地，即新造仪鸾殿处。关于仪鸾殿位置，据《大业杂记》隋洛阳宫城西北有阊阖门，“门西即入宝城，城内有仪鸾殿”，且阊阖门“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宝城门”。可知所谓宝城，乃位于隋洛阳宫城外西侧，若《资治通鉴》“朝堂”二字不误，则该城内另有朝堂，且有别于宫城南部皇城中的东西朝堂。
第二事，即胡注所云楚王守宝城，按《资治通鉴》此事发生在唐武德三年（620）七月，洛阳王世充为抵御秦王李世民东进，遣“齐王世恽检校南城，楚王世伟守宝城，太子玄应守东城，汉王玄恕守含嘉城，鲁王道徇守曜仪城”，胡注云：“以地望准之，南城盖在皇城之南，端门之外。曜仪城盖在东城之东，含嘉城则含嘉仓城，宝城即宝城朝堂，盖皇城也。”此处除含嘉城外，胡注对诸王等据守地点的判断多有失误，上已述之，南城乃皇城之别称，宝城在宫城外西侧，又按《大业杂记》东城在宫城外东部、含嘉城在东城东北部、曜仪城紧临宫城外北部。如此一来，诸王所守各城，恰在南、西、东、东北、北各个方向夹护洛阳宫城，亦可证宝城绝非指代皇城。而反观徐松注文，首先，其殆未及细审《资治通鉴》原文，故仍未对胡注宝城即皇城一说有所怀疑；其次，徐松又在胡注后援引《河南志》续作考证，似已隐约感觉到唐宣辉门北的旧宝城门，或与《资治通鉴》宝城存在关联，但其遗憾地将此门误认作皇城的西门，而《河南志》原文明载，宝城门乃隋洛阳宫城的西门，唐改名曰嘉豫门，且该记载甚至也见诸徐松本人的《城坊考》，这足见徐松受胡注干扰之深。
故综合上述线索可证，宝城是在隋洛阳宫城外西侧，与宫城南部的皇城并非一城，其内可能另有一朝堂，由胡氏首倡、徐松援引发挥之皇城别名宝城一说，不仅其间漏洞甚多，且又有违史实，故无法成立。
编辑 | 任 秦 王凤琼
审校 | 程 森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