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尚纪 许桂灵 | 梁启超的文化地理思想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学术
历史
2024-04-22 10:25
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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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尚纪
理学博士，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文化地理。许桂灵
理学博士，广东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地理、文化地理。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梁启超引入西方地理环境论学说，诠释文化发生的原理，指出了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因果关系。他通过分析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阶段、内涵、作用和影响，重新评价广东的区位优势和世界影响，指出鸦片战争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止。梁氏是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根据各地历史、学风、流派、人物、论著等差异，将中国划分为20个文化区及若干亚区，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横剖面。梁氏后来重新审视了地理环境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并明确指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性。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1辑，第113-119+144页，注释从略。梁启超不仅是清末变法维新的领导者，而且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化大师，在多个学术领域有开拓性的贡献。在文化地理研究方面，梁氏也是多有创新，为世人所不及，惜其在这方面的开拓性贡献虽有不少相关论著涉及，但多为梁氏新史学思想及其案例研究，真正从现代文化地理学视角剖析者不多。实际上梁氏的文化地理思想时为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传播，堪为中国文化地理学的一位先驱者，应予充分重视和研究。其文化地理思想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贡献可归入以其姓氏命名的“梁学”范畴，大致论列如下。
一 文化发生的地理背景
地理环境论（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ory）为地理学核心的部分，是以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为对象，研究地理环境的发生和发展、组成和结构、调节和控制、改造和应用的学科，旨在揭示环境这一以人类为中心的各个自然条件的复合系统之自然规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故地理环境论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这一学说最早由法国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eiu）提出，经德国黑格尔（G. W. F. Hegel）、英国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等不断阐释，从而形成了一套关于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这一认为特定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一定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继而影响了人类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理论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蔓延而传播至世界各地，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明治初年，这一理论传入日本，为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提供了认识人类文明的骨架和建构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石。在流亡日本之前梁氏已在中西书籍中接触到这一理论。在日本期间，他系统地了解了这一理论，并亲见日本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认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他指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地理环境论为其时迫切寻找构建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以实现救国救民之目标的梁氏所接受和吸收，并用来诠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现代文化地理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即为文化产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基础。梁氏的不少文章均论及了文化发生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尤为集中地反映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等文中。梁氏指出：“《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则者何？因果之谓也。观乙果可以知甲因，睹乙因可以推丙果。苟持此法以研究天下事物，则能得其公例之所在，有通其一万事毕之乐。不特此也，既知其果之所必至，又知其果之所从来，则常能造善因以补助之，使其结果日趋于至善。学术之有助于进化，其功在是。”地理与文化的关系即在于这种因果关系。又文化是历史积淀、是时间过程的产物，故梁氏引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的话说：“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与精神。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梁氏认为以这种史地关系观照广东地理位置的价值，广东偏于岭南一隅，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但从世界史上观之，“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同样一个广东，从中国与从全球的视角观察，其地理区位有天壤之别。梁氏继从广东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位置，指出广东为东西海上交通孔道的作用，自孙吴至鸦片战争，“广东常为轻重于世界”，在世界航运史上居头等地位。梁氏这一评价实属空前，近年屡被援引。梁氏深刻认识到地理环境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同样一个地理环境，其作用大相径庭。广东区位的历史作用差异如此之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对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梁氏在比较地球上的气候带以后，指出气候对文明发展的影响，“极寒极热之地，其人穷日之力，以应付天然界之涛迫，犹且不给，以故文明之历史独起于温带”。梁氏的这一观点实是受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地理环境论”的影响所致。他进而指出：“夫酷热之时，使人精神昏沉，欲与天然力相争而不可得；严寒之时，使人精神憔悴，与天然力相抵太剧，而更无余力以及他。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梁氏还十分重视地貌类型与分布格局对文化发生和文化风格的巨大作用，明确指出高原、平原、海滨地区文明发育的差异：中亚、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美巴塔哥尼亚、奥里诺科高原等，宜于畜牧，居民逐水草而居，实行族长政治，近似国家形态，除血族以外，难以团结，虽产生过成吉思汗、帖木儿这样的英雄人物，但难成为一个巩固的国家，故无文明可言。平原地区，因有河流，土地肥沃、丰饶。中国有黄河、长江，印度有恒河、印度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埃及有尼罗河等。这些地区农业基础好，人皆土著，实行封建政治，由游牧到定居，有巩固之国体，数千年前已形成一大国，其灿烂的文明是由平原地形所致。而海滨地区，人类往来全依靠河海。黑格尔认为：“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欧洲与美洲、印度交通往来已久，而陆地接壤之亚洲、非洲内地闭塞阻隔，南北美洲以巴拿马地峡连接，亚、欧、非三洲以地中海相连，成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地。梁氏特别强调海洋对文明的独特作用，指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他比较了欧洲、亚洲、非洲、中国、日本、印度等地与海洋交通关系后说：“盖由各地孤立，故生反对保守之恶风，抱惟我独尊之妄见。以地理不便，故无交通，无交通故无竞争，无竞争故无进步。亚洲所以弱于欧洲，其大原在是。”这一观点深有见地。梁氏除高屋建瓴地论述物质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外，还提出“若夫精神的文明，与地理关系者亦不少”。他认为天然物产过于丰富会妨碍人类的理性发展和文明进步，“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则人类不被天然所压服，而自信力乃生，非直不怖之，反爱其美，而为种种之试验，思制天然力以为人利用”。即适度优良的环境与资源有利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梁氏认为近世文明产生于四个方面，即耶稣教、罗马法、希腊文学和哲学、中国隋唐文明。推动近世欧洲文明进步的最大功劳当属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这三者由阿拉伯人从中国学习获得，再传入欧洲。故中国的三大发明可谓近世欧洲文明的源头。广东与阿拉伯人交往最多，故可推测，中国这三大发明极有可能是从广东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后，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而由此延伸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是191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最早提出的，指的是东西之间经由海上进行的和平、友好、平等的相互往来。这一概念不仅是一个海上交通的概念，也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概念。自此，丝绸之路研究渐见兴起，近年则蔚成时尚，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热”。就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而言，梁启超是一位先驱，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文化交流成就、地位和影响等方面。其发表于《新民》杂志上的《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发轫于东西交通，实际是肯定广东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在此文中，梁氏评价“广东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僄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其与内地交通，尚不如与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对内竞争力甚薄，而对外竞争力差强。六朝唐间，商船远出，达于红海，尚矣。即自明以来，冒万险，犯万难，与地气战，与土蛮战，卒以匹夫而作蛮夷大长于南天者，尚不乏人。”他进而又说：“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如唐宋时，航路四接，轮樯充阗。欧洲线、澳洲线、南北美洲线，皆集中于此。香港船吨入口之盛，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若其对于本国，则自我沿海海运发达以后，其位置既一变；再越数年，芦汉、粤汉铁路线接续，其位置将又一变。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广东以海陆交通优势跻身全国、全世界之重要地位，地理区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梁氏对广东这一评价是空前的，也为后来认识广东地理位置的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持。梁氏又从历史视野将广东南海交通分为东汉开通、晋至隋发达、唐代极盛、唐末南汉衰落、宋代复苏、元代过渡、明清忧患等七个阶段。至鸦片战争后中西交通已非昔日之盛，“忧患日丛······吾叙述至此，而不禁获麟之涕也！”即鸦片战争后海上丝绸之路的性质已发生了改变，不复如此称谓了。20世纪中后期以降，各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分期，皆不出梁氏之外，如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等。不仅如此，梁氏对海上丝绸之路每个阶段的内涵均有介绍，包括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起始和终止港、途径国家和地区、口岸、商贸种类、航程、船舶、管理、人物、标志建筑、重大事件、兴衰过程和原因、政策作用和影响等，无不言简意赅，提供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历史剖面。有赖于梁氏这一开拓之功，以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为依托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得以披露无疑。比如梁氏明确指出东汉孙吴时，广州“已有市舶之迹”，六朝时期至7世纪末天宝安史之乱后，“则我粤人握东西交通之海运权者，垂五百余年”。唐代，南方海运之进步亦一日千里。阿拉伯人东通中国之始，回教随商业俱东，“一集注于广州”，广州建怀圣寺、立石塔（光塔），岿然至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母舅苏哈巴·赛义德·艾比·宛葛素入广州传教，卒于广州，葬于广州桂花岗先贤古墓。唐时广州为“全世界之重镇”，从广州定期出发的商船有远至波斯湾、红海、阿拉伯、锡兰、林邑等五条航线，流寓广州的波斯、大食（伊朗）人达12万余人。阿拉伯人苏莱曼（Sulayman）于851年东游中国、印度等地，归后著《苏莱曼东游记》，书中记载时西域诸国称广州和广东分别为“广府”（Khanfou）和“支那”。开元初，朝廷在广东置市舶司。唐中宗末叶，开辟大庾岭道，“此事于广东关系极重，自兹以往，广东始渐为重于国中矣”。梁氏对广州、广东的这些定位，今已成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不刊之论，流布甚广。如黄树森《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广州九章》，韩强《岭海文化：海洋文化视野与“岭南文化”重新定位》等著作中对广州、广东的定位均采用了梁氏之语。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黄巢攻陷广州，“除杀中国人外，回教徒、犹太人、基督教徒、火教徒，亦被杀甚多。死于此役者达十二万人”。此役后，东来者视丝路为畏途。五代南汉立国，“虐待远人，无所不至。故百余年间，广东于世界通商之位置，顿衰落矣”。宋代，广东交通复苏。熙宁九年（1076）公布“市舶法”。崇宁元年（1102）诸舶司废，独留广州、泉州两市舶。南宋时，全国有十二港，“其握霸权者固在广州”。宋王朝因向契丹、西夏缴纳巨额贡品，造成府库空虚，“于是汲汲求饷源于关税”，至宋徽宗崇宁间，“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岁百万缗有奇矣。······‘宋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说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支持了宋廷。梁氏对此评价说：“自宋以前，以广东之交通，而一国食其利；自宋以后，以广东之交通，而一国蒙其患，固由人谋之不臧，抑亦其所遇之国族，有以异于古所云也。”但宋以后，“元代交通，陆胜于海，故其时之广东，无甚可纪者”。元代为广东交通过渡期，迨东洋、印度新航路开通，世界形势大变，“广东遂为中国忧患之伏根地”，即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开始了侵略掠夺的历史，广东首当其冲，海上丝绸之路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之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殖民主义者相继到来，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主权。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梁氏指出：“自兹以往，广东之地位一变，全国之地位一变。”广东首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亦开始面临同样的命运，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梁氏对广东交通史（亦即海上丝绸之路史）的梳理和分期是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并对每个阶段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了准确的评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提出以鸦片战争为转折点，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为标志，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广东的门户被打开，被西方列强作为侵略中国的根据地，海上丝绸之路自此告终。这一论断对确定海上丝绸之路的性质、时间下限是一个科学、权威的结论，现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实际应用中被普遍采纳。这是梁氏对广东中西交通，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我国文化有区域差异，自古已然。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诗经》中，国风之流派分野按国别划分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分布地域很广，以中原地区为主，反映了上古文化的区域差异。此后，这种文化区域差异划分历代不衰。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区域差异作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最早提出“文明之发生，莫要于河流。中国者，富于河流之名国也。就本部而三分之，复可为中南北三部：北部者黄河流域也，中部者扬子江流域也，南部者西江流域也。三者之发达，先后不同，而其间民族之性质，亦自差异”。梁氏把西江流域纳入地域概念，是一个进步。他同时指出：“自汉以后，以黄河、扬子江两流域为全国之代表；近百年来，以黄河、扬子江、西江（珠江干流）三流域为全国之代表。”这是梁氏地域文化分野的先声，并为顾颉刚等学者继承和发展。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将“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作为推翻非信史方面应具有的四项标准之一，明确提出“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梁氏还进一步指出：“如欲彻底的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这是梁氏区域观点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最后梁氏以学术风格为标准，划分了文化区。这是现代文化地理学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即景观分区，或曰地理分区，是地理研究的起点和终点。一切地理现象发端于区域，也归结于区域。梁氏可谓是这种文化区域差异研究的集大成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即为其在这方面研究之代表作。首先，梁氏高度重视行政区划的作用，认为以行政区作为分区的地理单元，甚为便利，“抑舍此而别求一科学的区分法，亦非易易也”。至今行政区或其组合仍是文化分区的一种基本原则和形式。梁氏所言近代学风，即今文化地理学所称文化景观分区的分区依据之一，具体包括各省区的学术地位、考证学盛衰及其文化、学风省际差异、同一省区内部学风差异、同一地域文化的时代变迁等。按照这些景观性质的不同，梁氏首先将全国分为南北两大区，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分析了南北两派具有迥然不同的学术风格：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然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在划分南北学之同时，梁氏再进一步根据各省区不同的学风、历史传统、文化成就和代表人物等，按清末民初中国版图18行省，附以奉天（辽宁）、蒙古及满洲，将中国划分为20个文化区及若干亚区（吉林、黑龙江、新疆无可记者，暂告阙如），包括直隶及京兆“北学”，陕西“关学”，山西“晋学”，甘肃“陇学”，河南“洛学”，山东“鲁学”，江苏“吴学”，安徽“皖学”（与江苏合称江南，实为同一文化区，但皖北、皖南的学风差异很大），浙江之浙西、浙东两个亚区，江西之“陆王心学”，湖南“湘学”，湖北之文学、金石学和校勘学，福建“闽学”，广东“粤学”等；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之学风、学科成就和代表人物，并根据它们内部的差异又作了细分：吴学又分五区六派；安徽分皖北、皖南两区，其中皖南学者又分五派，浙江之浙东又分两区，其中宁波、绍兴为一区，温州为一区。这些学派细分的主要依据是学术思想、地理环境和以人物为主体的文化景观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清末民初全国区域文化的纵横剖面。也许是出于对家乡的感情和近世广东学风的崛起，梁氏对“粤学”作了重点推介，特别指出了广东与世界文化的关系，这也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最重要的内涵。梁氏列举了广东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世界文化诸多领域的贡献：如自西方经广东输入的宗教有回教、耶稣教（包括景教；迦特力教，即罗马旧教；婆罗的士坦教，即新教）、佛教等。学术则有历算（以利玛窦为代表，其翻译西方著作也在广东）、语学、医学及其他学科等。语学则有英国耶稣新教传教士米仑氏（William Milne）的《英华字典》，成书于道光三年（1823），“实欧亚字书之嚆矢”，所译皆采用广东方言。其后“粤人所续编之字典，至今犹见重于学界”。就医学及其他学科而言，广东博济医院（即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又称中山二院），“实为西医入中国之始”。又道光年间（1821—1850）在广州出版的《博物新编》等五种，为近世西方科学输入中国最早的译本。广州更成为西学传播的中心。中国输往西方的文化，其首途亦为广东，输出的除罗盘针、火药、印刷术以外，还有蚕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一个波斯人携带蚕丝回到君士坦丁堡，“西方之有丝产始此”。另外，陶器也是由广东人精制后大量输往西方的，绘画、美术等也莫不如此，“凡此皆广东人对于世界文化上之贡献也”。明中叶，以陈白沙、湛若水为代表，倡理学，时称新会学派。嘉庆间（1796—1820），有粵中第一学者海康陈昌齐，其学识广博，善考证，校注有《大戴记》《老子》《荀子》《吕览》《淮南》等，又精于算学，为时人称誉。清中期，时任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创办学海堂，开一代学风，“道、咸以降，粤学乃骤盛”，并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粤学开始登上全国学术舞台。咸、同之间（1851—1874），广东产生了陈澧、朱次琦两位大师，陈澧善考证，学风大体与皖南及扬州相同。朱次琦治理学，主张经世致用，学风稍近浙东，但其主要还是受阮元经解之学的影响，致力于沟通汉宋经学，其弟子中最出名的为顺德简朝亮和南海康有为。梁氏即为陈、朱之再传弟子。梁氏之友人嘉应黄遵宪为著名史学家，著有《日本国志》。番禺朱执信也是学海堂人，生平著述甚多，撰有大量政论文章，“能以学术辅革命”，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革命家、思想家。此外，梁氏扼要地介绍了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奉天、蒙古及满洲的学风和文化，除四川夙产文士以外，其余省区或距离文化圈极远，几为化外，或交通闭塞，或为新开辟之地，学者不多，名家更少。就知名学者而言，在广西有象州郑献甫、藤县苏时学、临桂唐景崇等；在四川有成都杨慎、新繁费密、达县唐甄、富顺刘光第、绵竹杨锐等；在云南有保宁方玉润；在贵州有独山莫友芝、遵义郑珍及其子郑知同、遵义黎庶昌等；在奉天有铁岭李锴；在蒙古有倭仁，以及在满洲有七十一、盛昱等。他们皆各有所长，然而却未能改变其所在省区在中国学风文化版图上的寥落状态。梁氏早期深受英、法、日等国地理环境论的影响，是地理环境论的积极推介者。地理区位、地形、气候、整体环境特点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在其论著中多见。如就文化而言，他在《地理及年代》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化的特点及差异是由上古中国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这包括：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广阔而富饶，“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于产育初民文化为最适。故能于遂古时即组成一独立之文化系”。二是黄河中下游地形平坦规整，使人觉得“自然界可亲可爱，而不觉其可惊可怖”。文化“绝不含神秘性，与希伯来埃及异”，生活其间“非有相当之劳作不能生活，不容纯耽悦微渺之理想，故其文化为现世的，与印度异”。三是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天惠比较丰厚”，人民不需“费极大之劳力”与自然抗争即能满足生活需求，故“科学思想发达甚缓”。四是中国“地形气候皆平正少变化”，故缺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五是由于中国西为葱岭所阻，与中亚、欧洲文明隔绝，南为喜马拉雅山所阻，与印度文明分隔，对外交流条件较差，故中国文化是“孤单、单调、保守的”。六是“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有宽广的包容性。其时中国南北地理环境差异也造成了南北学术文化的差异。如前述学风的地理差异。梁氏总结南北方“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此外，梁氏还论及了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心态和精神风貌，以及国家、地方的强弱兴衰等的影响，此略。
梁氏注意研究地理环境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反映了西风东渐日益加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背景下中国近代思想家对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也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地理学提供了理论的指引和丰富的案例，对学科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文化地理学发展之初，梁氏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与地理环境相结合，也不无开阔视野、拓展思维、激发民族认同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后来地理环境论被夸大，越来越向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方向发展。随着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和影响不断扩大，地理环境论被夸大的成分越来越失去地位和市场，在很多场合下无法解释文化发展和各种历史现象。梁氏肯定了地理环境论的唯物史观部分，但他在实践中也越来越认识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某些谬误，一针见血地指出：“气候咧，山川咧，物产的丰饶或觳薄咧，交通的便利或闭塞咧······乃至社会形成的习惯咧，血统带来的遗传咧，若说这些事项有无限的权威，我们人类完全受他支配，也是一种‘命定主义’。此说若真，那么，人类一切活动，都是白饶，我们拢着手听什么环境什么遗传摆布罢了。”这充分反映了梁启超“应于时势”、求真务实、勇于自我革新的治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梁启超作为近代思想家和文化大师，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根据西方地理环境论的观点，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地理条件，指出不同的地貌类型及其分布格局对文化的产生、发展和风格有特殊的意义。
梁氏研究广东在世界交通史上的地位，实际上也是研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之一。他分析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内涵、港湾、航线、航程、船舶、管理、人物和事件等，提供了历史时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系列纵横剖面，为后人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强调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巨大利益，使“一国食其利”。他指出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东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使海上丝绸之路的性质发生改变并中止，这对确定海上丝绸之路时间下限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区域差异，梁氏对此深有研究。他根据历史传统、学风、学术成就和代表人物等差异，把全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区，继主要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为对象，按照各地的学风、学者、论著和学风中心的地域差异，将全国划分为20个文化区和若干个亚区，包括北学、晋学、洛学、鲁学、吴学、皖学、湘学、粤学、闽学等；又按文化景观差异，在一些文化发达的省区划分出若干学派。作如此详细的文化分区，梁氏可谓是“国中第一人”。梁氏深受地理环境论的影响，将其引入国内并广泛传播，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对认识中国地情、民族和文化特质与变迁是有裨益的，对初创的文化地理学也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后来随着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广泛传播，梁氏也重新审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指出了其局限性。综上所述，梁氏的文化地理思想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在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审核 | 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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