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雯
■关键词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121-130页，注释从略。
一 引言
1773年，随着耶稣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解散，由耶稣会士为主要创作群体的传教士汉学在欧洲大陆逐渐沉寂；1814年，由世俗汉学家主持的汉—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席在法兰西公学院设立，标志着汉学跻身正式的学术门类。半个世纪中，耶稣会汉学的谢幕，与世俗汉学家的崛起，在时间上的交会与角色上的易位，并不是偶然的历史际遇。耶稣会在西欧解散后，修会的藏书和档案散落四方，进入世俗知识分子的视野，催化了专业汉学家群体的出现。欧洲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莎（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早年志在学医，因无意中看到德桑神父（Abbé Tersan）收藏的一部中国植物图志，从此对中国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德桑神父的藏书很有可能来自解散前的巴黎耶稣会院，耶稣会解散后流传到外界而为其所得。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耶稣会的解散使原来被传教士垄断的汉学知识在欧洲本土广为传播，令世俗学者受益。
雷慕莎开启了法国领军欧洲汉学的时代，其继任者如儒莲（Stanislas Julien）、考狄（Henri Cordier）、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之辈，前后相承，如众星璀璨，声名远播。在他们之外，在法国汉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汉学家——爱德华·毕欧（Édouard Biot），却因英年早逝，其生平与作品为中文学界所知甚少。
毕欧受业于儒莲，与儒莲一同被视为继雷慕莎之后的第二代法国汉学家。他的汉学作品侧重钻研技术史，他所开辟的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议题，至今仍为后人福泽。特别是他对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是欧洲汉学在这一领域迈出的第一步，而他的选题触及了中国历史疆域、历史政区、历史自然地理以及历史地理工具书的编纂等历史地理学者至今仍在耕耘的课题。由于中文学界对毕欧的介绍有限，这一系列的历史地理作品，也随之珠沉沧海。
因此，本文在考证毕欧的生平事迹及其汉学渊源之后，着重介绍他在欧洲最早开始的系统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兼谈这类研究与中、西学术长达百年的交织与传承。
二 毕欧生平及其汉学渊源
爱德华·毕欧是法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让·巴蒂斯特·毕欧（Jean-Baptiste Biot）之子。他早年入法国综合理工技术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深造，毕业后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在合伙经营铁路后不久，遭到合伙人排挤的他放弃了这一工作。大约30岁时，毕欧开始向法国汉学家儒莲学习汉语，在儒莲的指导下很快成为一名独立的汉学研究者。早年的工学教育和工程师经历在他之后的汉学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奠定了他在此领域中倾向科学史研究的兴趣基调。
1850年，年仅47岁的毕欧突然去世。此时他身兼多个学会会员，包括金石与铭文学院成员、伦敦亚洲协会外籍会员、伦敦地理协会通讯会员、都灵学术院通讯会员、巴黎亚洲协会会员、法国考古学会会员。从师从儒莲学习汉语，到英年早逝，毕欧的汉学生涯仅有17年左右。但在这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他的研究成果呈爆发式涌现，身后留下的作品数量惊人。1842年，一份毕欧的作品概要将其著作分为两类——中国社会经济史与中国地理，前者涉及中国土地、人口、货币、风俗，后者包括中国天文、地形、气候、地质以及历史地理议题。这份不完整目录条列了1836—1842年间毕欧发表的全部作品共25种。而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843年之后毕欧发表的作品至少还有20种。
毕欧的高产，当然受益于其自身的天分与勤勉，但也离不开他的老师儒莲的大力支持。几乎在每部专著的前言，毕欧都会提及儒莲之名；根据毕欧的陈述，儒莲对他的帮助不限于选题的引导与把关，还会在细节上予以指导，甚至出示自己的未刊稿给他参考。这种扶持，对于儒莲来说，也是出于构建以自身为顶点的学术梯队的需要。以独揽大权和嫉贤妒能著称的儒莲身后并未留下可堪大任的弟子，实际上，早逝的毕欧是他的弟子中公认最为出色的一个，也是儒莲最为忠实的追随者。1871年，当儒莲主持的汉—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席受到“没有固定的学生”的质疑而面临取消时，儒莲举出的两名学生就是巴赞（Antoine-Pierre-Louis Bazin）和已经过世的毕欧。
从另一个角度，毕欧的翻译、诠释等基础性研究，往往被儒莲延为自己研究之参考。1851年，毕欧遗著《周礼》法译本（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的出版，正是受儒莲在背后的推动。在1850年的一期《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上，毕欧之父老毕欧为新丧不久的儿子的一篇遗作撰写引言，其中就提到毕欧的另一份遗稿《周礼》译本即将出版，“此书受到儒莲重视，他称非常希望手中掌有此册，并承诺接下来会将其完善，作为对去世的学生的致意”。毕欧去世时，其父已经76岁，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老人难以独立完成儿子遗著的整理出版，因此寄希望于其老师儒莲。儒莲也确实不负承诺，第二年将其出版付梓。但值得注意的是，儒莲称自己期许手中常备此册，言下之意便是将此书作为案头必备之工具书。如此说来，毕欧之于儒莲，还有助手这一层身份。
从家学渊源来说，毕欧的汉学生涯，显而易见受到他的父亲老毕欧的影响。老毕欧曾任法兰西学术院（当时称Institut de France，后来改称Académie des sciences）院士、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法兰西科学院（Facultédes sciences de Paris）讲席等等，屡受法国历代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老毕欧与耶稣会的渊源也极为深远。老毕欧在1822年法兰西科学院选举中败北后，曾在巴黎北部的博韦（Beauvais）小镇居住过一段时间。此次避居乡间，不仅使他回归天主教，并且与此地的极右派耶稣会士圈子相与甚欢。推动他此次归信的原因，除了性灵的成分之外，也不乏智识上对耶稣会士的激赏。当时法国耶稣会复会不久，且为人所嫉、屡受打压，因此这一团体匿居在乡间，但其活动方式却十分高调。团体中的核心——德·拉维南神父(Gustave-Xavier Delacroix de Ravignan)，推崇以科学实践建立与“真理世界”的联系来感知神的存在。这种思想受到宗教思想日益强烈的老毕欧的热烈推崇。而在此之前，老毕欧已经投身对前基督教时代天文学的研究，为此研治古代埃及、中国和印度的天文学，并建立起一个回溯人类文明最初阶段的纪年体系。尽管他的成果被天文学家同行和考古学家们视为怪异，但毫无疑问，这一研究与早年来华耶稣会士的努力方向不谋而合。同时，受益于在法国科学界的崇高地位，老毕欧得以接触保存在法国皇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Royal，即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中的明清间耶稣会士留下的史料和图书，并撰写了《中国和印度的天文学》和《中国古代天文学》两部作品。在对中国天文、纪年法和数学的研究中，毕欧父子之间有不少合作。毕欧去世后，老毕欧在整理其遗稿《周礼》译本的同时，撰写了上述《中国和印度的天文学》中的中国部分。该文频繁征引《周礼》毕欧译本，可见毕欧对此书的翻译很有可能受到其父研究兴趣的驱动。
受父亲的影响，毕欧或许多少与当时刚刚复会的新耶稣会有些接触，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耶稣会的汉学成果推崇备至。与老师儒莲、雷慕莎一样，毕欧从未亲历中国，在他刚刚踏足汉学领域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系统性知识，比之明清间耶稣会士的时代并无明显的增加。当时的汉学研究建立在继续对欧洲收藏的中文文献，特别是法国皇家图书馆的中文图书进行深耕的基础上。除了数量可观的译著和论文之外，整理明清间耶稣会士的未刊手稿，也是毕欧对欧洲汉学的重要贡献。前述1850年《学者报》刊登的由老毕欧整理的一篇毕欧遗作，内容是对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 S. J.）、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S. J.）两人的四份未出版手稿的介绍。这些手稿分别收藏在巴黎天文台图书馆与法国皇家图书馆，毕欧生前曾向金石与铭文学院申请整理、出版这些手稿。但可惜这一项目因为毕欧英年早逝而遗憾终止，因此其父将其提交给金石与铭文学院的札记整理发表，以期引起读者对这些文献的关注。这四份手稿的内容分别是：宋君荣关于中国恒星目录和中西历转换法的两篇论文，以及钱德明围绕中国古今度量衡以及衡山《禹王碑》的两份手稿。毕欧的许多作品选题都直接来源于这四篇手稿，其汉学兴趣与明清间耶稣会士的学脉相连，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未曾踏访中国，毕欧对中国地理的探索只能基于文献资料展开，特别是对历史文本的考据，因此其作品极富历史地理学的旨趣。明清间耶稣会士和早期的学院派汉学家，因传教和学习汉语的需要，翻译了众多经学文献。然而史学文献数量更为庞大、内容尤其繁多，研治历史者更需“披沙沥金”，因此除去与圣经纪年相悖离的中国上古史外，他们很少涉足中国历史的研究。毕欧却迎难而上，不仅专研史学，特别是中国典章制度史等令人生畏的领域，还触及到了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些问题。试举毕欧作品中涉及中国历史地理的篇目：《〈文献通考〉所记各类气候现象之研究》《中国古代气温研究》《中国东部海岸线扩展研究》《黄河下游改道研究》《中国境内几处重要地点之地面高程》《中国记载中之地震、沉降和山体隆起总目》《中国的磁针方向与北极光记录》《〈尚书·禹贡〉篇及中国古代地理研究》等等。这些论文的选题涉及中国历史气候、海岸线变迁、黄河改道、地面高程、地震分布、地磁变化等历史自然地理议题，以及古代疆域、政区等历史人文地理议题。
图1 Carte des changements du cours inférieur du Fleuve Jaune（黄河下游改道地图）
图2 Carte de la Chine ancienne, d'après le chapitre Yu-kong du Chou-king
（《尚书·禹贡》篇所示中国古代地图）
资料来源：Édouard Biot, "Mémoire sur le chapitre Yu-Koung du Chou-King et sur la géographie de la Chine ancienne," Journal Asiatique, série 3, tome 14 (1842).
（四）历史地震学研究
毕欧的选题常常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不仅在当时首开风气，后人的不少研究亦受惠于他的先导之力。不过，接续这些课题的未必是他的欧洲同行。毕欧遗著中有关历史地理的研究议题，在20世纪初经由通习外语的中国学者引入中国学界。
1841年毕欧发表在《化学与物理年鉴》（Annales de Chimie et de Physique）上的论文《中国记载中之地震、沉降和山体隆起总目》是一份对中国历史时期地壳活动相关记载进行搜集、整理与翻译的作品。毕欧曾于1839年5月在法兰西科学院以此文作口头报告。这篇作品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鼓励，是因为当时的地质学家通过对美洲落基山脉—安第斯山脉地震带的研究，提出了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假说，并试图论证中国处在同一地震带上。毕欧此文的目的正是响应这一学说。相比后世的研究，毕欧的《总目》还十分粗略，核心引用文献仅限《文献通考》及其续编、《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以及《尚书》等上古典籍。但即便如此，此文却是当时仅有的有关中国历史地震学的研究论文。因为毕欧撰写此文，涉及复杂的编年体系以及大量的古地名，而他正在修撰的《中华帝国一、二、三等城市和政区古今地名词典》一书，为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毕欧之后，日本地震学家大森房吉对中国史籍中的地震记录进行编目整理，编为《支那地震表》。这一年表发表于1899年，但以日文写作（1908年受英国人的资助译为英文），且文辞简要，并不利于欧洲读者使用。于是，1909—1913年间，黄伯禄在新耶稣会传教士的支持下，编纂了法文的两卷本《中国地震年表》。地震学是新耶稣会在世界范围内首开风气的领域。当时由新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开办的徐家汇观象台设有地震观测部门，其地震观测的事业方兴未艾。在新耶稣会支持下，黄伯禄编纂的这部年表，正是为该项事业踵事增华。另一方面，由新耶稣会管理的徐家汇藏书楼，也为黄伯禄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前人难以企及的海量古籍。利用这些古籍，黄伯禄编成了《明一统志舆地字汇》《广舆记地名字汇》《历代职官表字汇》《大清舆地字汇》等工具书。在这部年表的序言中，作者介绍了毕欧和大森房吉两人的前行研究，并指出他们作品的不足之处。比起大森房吉《支那地震表》中简单罗列的地震时间（年号和甲子）、地点（古地名），黄伯禄以扎实的文献功底，将地震发生的时间对应西元纪年，并将地点定位到清代行省的范围，更便于西方学者利用。这部年表虽然由中国人主笔，但预设的读者其实是欧洲人。因此，1914年，这部作品获得当年金石与铭文学院颁发的汉学研究最高奖项——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而为欧洲汉学界所重。
然而由于此书用法文写作，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学者对此所知不多。直到1921年，留欧归来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才在文中提及此书，将其褒为“研究中国古时之地震最新最完备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工作者为防灾减灾与工矿建设而编写的地震目录，如《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中国地震目录》等，同样建基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地震的记载。这些由集体合作完成的作品，不仅能够以更多人力、在更全面详尽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地毯式搜检，而且能用现代地震学方法核定基本参数，无论从全面性还是科学性来说，都是毕欧或黄伯禄等人的作品无法企及的。这些成果早已脱离地震学东渐时期的初创色彩，“成为我国地震活动性研究的基础”。
四 结语
尽管毕欧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囊括了许多今日历史地理学界关注的问题，但就其研究内容而言，仍然以译介中国学者的既有研究为主。例如他对《禹贡》的讨论主要参考了胡渭《禹贡锥指》一书，其《中华帝国一、二、三等城市和政区古今地名词典》主要是对《广舆记》的翻译。而毕欧开启的其他一些历史地理议题，如历史气候、黄河改道、海岸线变迁的研究，至20世纪初，始终没有欧美汉学家继承他的工作。这些深度依赖史料的议题，只有当一百多年后中国历史地理学蔚然发展后，才有中国学者在问题意识上与之遥相呼应。毕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若论其学术史意义，应当视之为一种将相关议题最早纳入近代学术规范的尝试。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源自乾嘉史学的本土内核固然重要，而西学东渐带来的现代学术规范的塑形亦复关键。在这个意义上，毕欧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兴趣耦合，并非只是历史巧合。
编辑 | 任 秦 王凤琼
审校 | 程 森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