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陶然 | 战国中山王所迁肤施在陕北补证——兼论战国中期秦赵边界情况

战国中山王所迁肤施在陕北补证

——兼论战国中期秦赵边界情况

■作者简介

陈陶然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战国史。

■提要

对战国中山王所迁肤施的地望，学界尚有分歧。根据战国中晚期秦、赵、魏三国在今陕北地区疆域变迁情况并参照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物，可推定中山王所迁肤施就是秦汉时上郡的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南，赵国曾经占据这一地区约十五年。赵国能够在赵武灵王末期占领今陕北，与本国战略和秦国形势密切相关。赵武灵王死后赵国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东方，失去了西部大片领土。

■关键词    

 战国中晚期；肤施；秦赵边界

说明：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监制1∶200万《山西省水系图》（https://zrzyt.shanxi.gov. cn/zwgk/bzdt/sxdt/202111/ t20211104_2970233.html）改绘。

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前328年秦只取得了离石，占领蔺则在前313年，《赵世家》所记时间因两地相近而误连及。梁玉绳没有注意到蔺和蔺阳的差别，城池的占领亦不是一蹴而就的，战国时期经常出现两国对一个地区的反复拉锯，只是因为史籍缺载难以完全展现区域城池反复易手的过程，因此梁玉绳说法不可取。《赵世家》记载赵成侯二十四年（前351）“秦攻我蔺”，没有交代背景和结果，而《秦本纪》和《六国年表》均未记载此事，《六国年表》记载同年“（秦国）城商塞。卫鞅围（魏）固阳，降之”。可见此时秦国依然在进攻魏河西地区，尚未得到上郡。既然秦国疆域尚未扩展到蔺附近，秦军想要越过魏国进攻蔺显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至于“北蔺”是否如“蔺阳”指三川河以北的“蔺”地，暂时不能确定。不过通过《魏世家》的记载可以明确，前372年前后魏国在黄河以西已经拥有河西地和上郡区域，在黄河以东应与赵国以三川河为界，以北属赵，以南属魏。至于此时黄河以西是否有赵国领土仍然存疑。目前虽发现有赵系风格的“平周”平首尖足布，但是此类布币难以确定具体铸造年代。《赵世家》记载前307年赵武灵王西至黄河时曾言：“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可以看出赵武灵王之前，赵国西部边境只到达蔺和郭狼（皋狼），两地均在今山西吕梁离石区，赵国疆域最西端仍在黄河以东。因此，赵系风格的“平周”平首尖足布更可能是赵武灵王末期至赵惠文王时期铸造的。另发现有“圁阳”字样的赵国直刀币，一般认为小直刀是战国时代晚期的一种货币，圁阳刀的铸造时间当较魏国圁阳布为晚，裘锡圭认为圁阳是先属魏后属赵，其说可从。

综上，从出土材料尚不能证明此时赵国疆域已经扩展到黄河以西。赵、魏两国争夺“蔺”可能是因为其地为区域交通要冲，是沟通黄河两岸的重要津口，在唐代当地设有孟门关（津），时至今日吕梁—吴堡—绥德一线依然是跨过黄河重要的交通线。由此推断，在战国时期“蔺”可能已形成黄河渡口，因而魏国想要巩固在陕北区域的统治，占据该地至关重要。

说明：图2-a.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7-38页战国“赵、中山”图改绘，图中红色方框标识唐代各关口位置。图2-b.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监制1∶200万《山西省水系图》改绘，各关口位置引自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附图6“唐代关内道交通图”。

前328年前后，各国在今山陕交界区域的疆域发生变动。《秦本纪》记载“（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前331年，秦遣公孙衍攻魏，攻取上郡雕阴，俘虏魏将龙贾，次年魏入河西之地于秦。秦占领河西之后又兵分三路向魏国腹地进攻：一路从雕阴向北继续进攻；一路从少梁渡过黄河，占领魏国的汾阴、皮氏部分领土；一路从阴晋（宁秦）向东，攻陷魏国焦城。前328年，张仪与公子华（《六国年表》作公子桑）攻取魏蒲阳，这应当是魏纳上郡于秦的直接原因。蒲阳即今天山西隰县，其西侧黄河对岸即今陕西延川，隰县—延川一线亦是山陕间跨越黄河的重要交通线，在唐代设有永和关。刘安国在《陕西交通挈要》中言及山西、陕西之间交通：“黄河在山西陕西之交，多断崖急滩，不适行舟，故两省之交通以经潼关者为大道。其由其他各地渡黄河以入陕北者，多由山间之小径，不能视为重要之通道焉。潼关以北渡黄河入陕之处有三：一、由蒲州（今永济市）经大庆关渡黄河经朝邑、大荔至渭南；二、由永宁县（今吕梁市离石区）渡黄河至吴堡县；三、由永和县延水关渡黄河至延川县。”由此可知，即使在清代、民国，山陕之间交通亦较困难，永济以北仍只有唐代的永和关和孟门关两条主要通道。可见，秦占领蒲阳后，基本上切断了魏国与上郡的联系，上郡已处于被包围的状态，被秦占领只是时间问题，因此魏国不得已割让上郡于秦。

《赵世家》记载“魏纳上郡”同年，秦打败赵将赵疵，取得蔺（今离石西）和离石，此时秦国进攻蔺和离石有两条路线，一是在黄河以东自蒲阳向北进攻，一是从上郡向东跨过黄河进攻。《赵世家》记载此事为“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其中明言“秦杀疵河西”，按蔺、离石在黄河以东，秦能在河西杀赵疵说明两军应先在黄河以西发生过战斗。则秦军应是从原魏上郡出发，在今绥德附近与赵疵战斗，打败赵军后趁胜渡过黄河占领赵的蔺和离石。

由此可知秦国在接收魏国上郡后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继续向东跨过黄河占领了赵国土地。既然秦攻占的是赵国的“蔺”，说明在前372至前328年，赵、魏两国一直围绕今吕梁附近区域展开争夺，前328年之前蔺已属赵国。由此可知魏惠王时期蔺曾经易手，因为史籍缺载，具体时间不得而知，笔者推测很有可能是赵国趁着秦攻魏的时机占领蔺，并且向西渡过黄河，想要从中渔利，但被秦军打败。《赵世家》《魏世家》对此未有记载，只能通过相关细节推测当时的情况。

过去认为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秦、赵边界依然延续前328年的状况，赵国势力只进入了河套，没有占据今陕北地区。但是通过分析史料发现，赵国应在这一时期占据了陕北，并且占据时间不短。

据史籍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302）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至赵武灵王末期，赵国施行“胡服骑射”已十年，控制榆中已有九年，赵国东面的“腹心之疾”中山力量也已被严重削弱，因此赵武灵王可以集中精力应对西边的秦国。

于是赵武灵王传位给王子何，自己则去西北经营，想要从河套地区南下攻秦。《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其兵”的“致”当为“招致、招来”之义，“致其兵”即招募、训练胡人，杨宽认为是收编胡人军队，其说可从。前述赵武灵王二十年时赵武灵王让“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对胡人军队加以利用。第二年赵国“攻中山······赵希并将胡、代”，可见其借助了胡人军队力量。结合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那么赵惠文王二年至三年赵武灵王应当在西河有动作，很可能是向南攻秦。有人或认为赵惠文王二年赵武灵王致胡兵是为了攻打中山，实际上《史记》记载自赵武灵王二十年至赵惠文王二年这十年间，赵国曾三次大规模攻打中山，夺去中山大片土地和城池，中山国力大减，不足为赵国忧虑。因此当赵惠文王三年赵国最终吞并中山应较为容易。由此来看赵惠文王二年赵武灵王在黄河以西“致其兵”的目的应当是准备攻打秦国，而不是再回过头来攻打力量已大为削弱的中山国。另外，对于中山国灭亡的时间，《史记》各篇记载不一，学界也有争论，吴师道、梁玉绳据《资治通鉴》认为中山灭亡在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前301），而此年中山国虽破，中山君奔齐而死，但是国未亡，国都灵寿也没有丢失，赵实际灭中山应当在赵惠文王三年。

前述出土赵系风格的“平周”平首尖足布和年代较晚的赵系“圁阳”小直刀可证这一时期赵国还占领了肤施以南的平周（今米脂）和圁阳（今绥德），将赵国疆域扩展到今无定河区域。至于赵武灵王攻秦的路线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河套地区南下（“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攻占肤施、平周和圁阳。一是沿吕梁山西簏、黄河东岸南下，至蔺附近再向西渡过黄河攻占肤施等地。当然赵国也有可能兵分两路同时进攻。楼烦主要盘踞在今山西、内蒙古交界黄河几字形拐弯一带，因此赵武灵王“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可能说的是其在黄河以东遇见楼烦王。《史记》中记载赵国进攻计划是“主父······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而早在赵武灵王二十年赵国就已经“西略胡地，至榆中”，至此时赵国已经控制河套地区近十年（前306至前297），因而赵武灵王更有可能是借助楼烦的兵力后西渡黄河至河套，再向南攻秦，这条路线行军更为便利，也更出其不意。因为缺少史料暂时无法复原这次作战的过程，但是通过出土文物以及传世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基本可以确定这一时期赵国确实发动过战争并占据了今无定河一带。

再来看《赵世家》中“（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的记载。“起灵寿”是从灵寿出发，“北地”总称北方的胡人，“方”训为“并、皆”，“北地方从”意思是北方胡人都顺从赵国。赵国此时打通了从邯郸北上经灵寿至代地（今河北蔚县）的交通线，更将赵国腹地—晋阳—蔺、离石—圁阳—平周—肤施连成一线。此线处在北纬38°线上下，正是当时胡汉拉锯的大致分界线，赵国打通这一路线使其能与北方胡人更方便地进行沟通，从影响来说能够称得上“北地方从”。此时是赵国最鼎盛的时期，将中山王迁到肤施一方面是让其远离故土以防再次叛乱，另一方面无定河一线为赵、秦边界，肤施为赵国在该区域边军后方中心，应当有大量赵军驻守，将中山王迁至肤施也便于军队对其看管、监视。由此考虑，如果肤施地望在今山西五台县北，赵将中山王迁至五台山地区不仅离中山故都（灵寿）过近，又处于太行山脉中不便掌控，很容易引其再次反叛，可见该说不甚合理。

赵国此时能够在秦国北部有极大的扩展，除了赵国自身经过胡服骑射国力大增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秦国主要精力在抵抗韩、魏、齐的进攻，无暇北顾。前298年至前296年韩、魏、齐三国围攻秦函谷关，直至前296年秦归还韩、魏河外以及封陵、武遂，三国才撤兵。此后秦任魏冉为相，白起为将，向韩、魏进攻，到前293年伊阙之战后，秦国基本消灭了韩、魏军队主力，开始逐步蚕食韩、魏领土。可见这一时期秦国的战略重心集中在函谷关以东及河东地区，尚无力顾及北方，因此赵国才有机会占据肤施、平周、圁阳、蔺、离石等区域一段时间。前285年至前282年，秦国开始向北进攻赵国，前285年秦夺取赵国中阳、西都两城，前282年又拔赵兹氏、祁，此后一年白起攻下蔺、离石，再下一年攻取代、光狼城。由此可知赵国占据上述肤施等区域大约持续了十五年，并不像有学者所认为的肤施一直是秦地。因此，中山王所迁之肤施应当是今陕西榆林南的肤施，尽管史料记载有限，但通过梳理边界动态和战争过程能够基本还原当时秦、赵对这一地区的争夺。

中山王所迁肤施在今陕西榆林还有一个旁证是1979年在陕西凤翔高庄战国秦墓出土的一件名为“工鼎”的中山国鼎。此鼎风格及铭文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中所出鼎相同，应当是中山国王室所用器。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早段，发掘报告认为其具体年代可能在秦昭襄王中期。鼎身铭文为中山原刻，鼎盖“庴里”二字则是秦人加刻，是一处地名。

图3 “工鼎”

此鼎如何从中山国流传至秦国是一个疑问。发掘者认为中山国被赵灭亡后此鼎流传至赵国，随后在赵、秦交战时落入秦人手中。但是此鼎体形较大，从形制上看应当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贵族使用，并不便于军旅携带，而秦破赵都邯郸在前228年，远晚于此鼎所在墓葬的年代，因而此鼎是秦从赵人手中俘获而来的观点并不可靠。

“工鼎”的出现，可见在秦昭襄王中期秦军已经与中山国贵族居地有过接触。而如果按照李零的说法赵国迁中山王的肤施在今山西五台县北，秦军攻至此处至少已经是秦昭襄王末期至秦王政初期，故难以解释为什么秦昭襄王中期秦墓中存在中山国贵族所用的铜器。因此，“工鼎”可以作为中山王所迁肤施在今陕西榆林的旁证。

从前4世纪开始，随着魏、秦、赵国力的消长，三国在今山陕交界处黄河两岸的争夺持续了近两个世纪。早期以魏、赵相争为主，魏国占优。随着秦国实力的增长，秦国夺取了魏国的西河地和上郡，将魏国势力赶出黄河以西，魏国由此退出对今山陕交界区域的争夺，随后秦、赵两国围绕此区展开争夺。赵国通过胡服骑射增强国力，而秦国困于函谷关东方各国的联合进攻无暇北顾，前3世纪初，赵国在攻破中山国之后对秦国北部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军事动作，占领了今无定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且将中山国君迁至今陕西榆林附近的肤施。这一情况可以通过传世文献的记载，并结合出土赵系风格的“平周”平首尖足布和赵系“圁阳”小直刀加以证明，出土于秦昭襄王中期秦墓的“工鼎”亦可以作为中山国君迁至陕北的旁证。为了更好地指挥攻秦，赵武灵王将王位传给其子王子何（惠文王），自己则在西河地指挥对秦的作战。赵武灵王的传位举动，主要是因为河套地区距离赵国都城邯郸太过遥远，其间有黄河、太行山阻隔，交通不便，前线作战情况不能及时传达到邯郸，赵武灵王难以在邯郸指挥河套地区的对秦作战。而邯郸位于中原，是与各诸侯国逐鹿中原的重要基地，更不可能放弃，因此赵武灵王选择让惠文王留在邯郸执政，自己去河套地区组织对秦作战。

赵国当时东有齐，北有燕、胡，西有秦，南有韩、魏，国都邯郸更是齐、魏环伺，时局和赵国的国情决定了赵国的重心必定放在国都邯郸周围。赵武灵王略雁门、云中、西河地迂回攻秦只是个人的雄才伟略，难以改变赵国本身面临的情况。附带提及，过去有学者认为长平之战决定了秦赵两强的兴亡，决定今后由谁来完成统一。但是实际上即使长平之战赵国胜利，赵国也难以凭此统一六国。长平之战秦赵两国最直接的斗争是对上党地区的争夺，秦国胜利则可以上党为基地东出太行进攻赵、魏，而赵国占领上党最多只会威胁到秦国的河东郡，想要威胁到关中依然需要跨过黄河天险。由此可知，上党地区对于赵国本国西部防御十分重要，但是对于秦国来说即使没有该地，影响也较为有限。此外，赵都邯郸列强环伺，不像秦国有远离他国的大后方，因此赵国想要兼并其他国家难度很大。因此，赵国的国情决定了其难以统一六国，即使赢得了一些战争的胜利也难以改变其先天地理位置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