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农
梁轲
■关键词
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3辑，第116-122页，注释从略。
近年来，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发生了众多转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研究的重点从分析和研究地图的图面内容、考订地图的绘制时间和图面内容的表现时间，转型为将地图放置在绘制其的社会、文化或传统中去理解，由此希望加深对地图本身的认知，进而深化对地图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和传统的理解。大致而言，这样的研究路径希望以地图为史料来分析历史等学科的重要和热点问题，李鹏的《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一书即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产生的。
一 航运史背景下的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
中国传统的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并不是空白领域，但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入手，从而“仍多以西方地图学作为衡量标准，认为其没有数学基础，科学性不够，有欠准确”。不仅如此，由于从“后见之明”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的航道图志在技术上是“落后”的，而从西方传入的更为准确、更符合现代地图标准的航道图志显然是“进步”的，且也符合长江航运发展的需求，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认为这类地图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地图和相关人员通常也就会被打上“保守”“落后”的标签。在当前的历史研究中，这样的研究路径已经受到了众多批评，因为其不仅抹杀了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而且忽视了无法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历史过程中的人，是以成败论英雄，因此其结论对于认识历史越来越缺乏价值。
不仅如此，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指出的“中外学界对长江上游航海图志与内河航运史的研究，结合了地图史学、历史地理学、经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生态环境史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在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学术视野、研究结论等诸多方面，都对本书写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目前的研究尚未很好地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
基于上述两点认知，《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一书希望回到历史现场，试图将清至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绘制放置在长江上游航运变迁，乃至现代国家逐步诞生的背景中讨论，“从‘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角度切入，重新评价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价值”，进而探析近代中国地图编绘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复杂过程。从研究方法而言，这一部分的分析偏向于实证，同时也占据了全书最主要的篇幅，即“绪论”和“结语”之间的四章，现作简要介绍：
第一章为“传统的延续：清代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之考察”，通过梳理宋代以来尤其是清代以《蜀川胜概图》《金沙江全图》《峡江救生船志》《峡江图考》为代表的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历史轨迹，提出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编绘多属王朝国家体制下的“地方”绘图实践，是公文行政与地方管理下的产物，呈现出“多系并存”的“地方性知识”谱系；由于植根于本土舆图绘制的经验土壤，因此精确性并非其主要关注的内容，其社会文化方面的价值更为重要，且展示出传统中国本土社会的“地方”观念，完全区别于现代西方航道图的“空间”特性。“这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传统航道图志编绘，着力突出的是地方人士对长江上游地方社会的‘地方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地方感’，只有在地方语境中加以分析与评价，才能理解传统长江上游木船航运的地域独特性。”
第二章为“现代性的引入：近代外国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通过考察近代外国人测绘长江上游航道并绘制《岳州—夔州航行图》《上江图》《长江上游航道图集》《扬子江水路志》《扬子江案内全》等图志的具体过程，提出清末以来西方制图技术在长江上游的引入，正是通过编绘长江上游航道图志，近代英、法、日诸国对川江行轮事业的探索，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现代性”引入的表征。而从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角度看，外国人对长江上游的航道测绘与航图编绘，对传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影响最初比较有限，直至近代海关机构陆续开设以后，标准化的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才最终得以确立。
第三章为“现代性的展开：近代海关与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标准化”，通过梳理近代海关与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标准的确立过程，提出近代海关确立的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标准，不仅是对经验性的川江传统行船技术传承的否定，更意味着以西方科学制图标准为参照的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现代性建构。近代海关通过组织化的航政运作和标准化的航道地图生产，成功建立起以西方行轮技术标准为参照的话语霸权，更以设置航图使用的操作规范和知识壁垒达成了川江行轮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进而将长江上游轮船从业人员纳入近代海关的知识—权力规训范畴，“因此，通过对航道图的标准化与专业化的科学表述，近代中国海关最终完成对川江航道空间的权力垄断，进而赋予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普遍性知识’的‘科学宰制’特征”。
第四章为“现代性的回响：清末民国本土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的本土建构”，主要讨论了《最新川江图说集成》《峡江滩险志》和《川江绞滩总站所属各滩站形势图说》等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编绘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内容和特点，重点分析了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本土谱系的建构过程。作者在结论中提出“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大背景下，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本土谱系的建构，其特征有二：一方面，伴随国家权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强力渗透，地方精英往往借助‘国家话语’来编绘长江上游航道图志，因此‘民族主义’成为知识生产的直接动力；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性’的碰撞下，‘科学主义’逐渐成为本土精英地图编绘的共同诉求，由此‘地方’开始让位于‘空间’，而伴随‘地方性知识’的逐步消退，‘普遍性知识’最终单向存在”。
总体而言，这四章通过在历史过程中审视长江上游航道图志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认为以长江上游航道图志为代表的中国地图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其中被贴上“保守”“落后”标签的地图和相关人员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无法跳出所处的历史去认知地图绘制以及长江上游航行技术的未来；同时那些看上去“先进”的代表了地图绘制的未来的地图和相关人员，更多地也只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某些需求，虽然相关人员有可能认知到他们所秉持的航行和绘制技术的“先进”，但对其“先进”的程度以及在现实中的可行性则难以有充分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两者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所谓的“先进”技术逐渐取代“传统”技术的过程中，不仅涉及技术的迭代，而且这种迭代也不只受到航运技术和需求的影响，还涉及包括地图绘制和航运技术等相关知识体系的迭代，甚至还牵扯到国家利益、私人利益以及殖民与反殖民等众多方面。这点也正如作者所总结的，“从知识构建的视角看，清末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本土谱系的建构，本质上就是参照西方标准建立的一整套制图体系及其制度模式，亦即西方科学制图与现代测绘技术的展开、融合与确立的过程。然而，地方精英面对西方‘科学’地图测绘的知识话语霸权，往往不自觉地利用传统地志知识进行重新塑造，即通过‘本土知识资源的再利用’，进而沟通与融合中西两种不同的地图绘制传统······可以说，这种以传统内容嫁接西学体系的地图编绘方式，实质上就是近代中国本土地图谱系建构中‘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相互混杂与彼此交融”，“近代中国地图学对西方测绘技术与地图知识的认同与接受，并非简单地是一个‘他者’的渗入与移植过程，而是一场由西方文化传播者与本土地图绘制者共同参与、颇为复杂的‘在地化’知识生产过程”。简言之，地图绘制技术的转型，必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其是正在转型的社会的反映，也满足了正在转型的社会的需要。
虽然正如开篇所述，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日益强调应当将地图放置在绘制其的社会、文化或传统中去理解，但这方面的具体实践则比较缺乏，大都是一些宏观性或者理论性的论述，因此《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
不过，正是由于这一开创性，或者说在缺乏成熟的、得到公认的研究和书写范式可供借鉴的情况下，《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在将对地图的分析，与对绘制地图的社会、文化或传统的描述结合在一起时，有时会让人感觉两者存在脱节，或者说没能够在叙述中将两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典型的就是第三章。其中对航运史的叙述过多，而对受到其影响的地图绘制的分析则比重较少，且两者被分开叙述，这与其他三章的论述颇有不同。与此相关的是，书中无论是对航运史，还是对航运图志的描述都过于注重细节，虽然更多的细节将有助于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但同时也使得读者的注意力被分散在这些细节中，从而降低了叙述上的节奏感，影响了读者对主旨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甚至只是一种阅读时的感受，或者说至多只是论述技巧的问题。最后，受制于某些现实因素，书中未能放入相关地图的图像，希望未来的修订版中能弥补这一缺憾。
二 近代中国地图的“现代性”问题
虽然上述内容占据了该书绝大部分的篇幅，但这些并不是《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最为核心的内容，无论是从“绪论”，还是从“结语”来看，作者实际上希望通过对清至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绘制过程的研究，来讨论近代中国地图的“现代性”问题。如在“结语”部分，通过反思中国地图学史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研究路径，作者提出“就近代中国地图编绘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而言，我们需要在总体把握中国地图学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西方科学地图学进入中国的基本过程，由此考察近代中国地图编绘的‘现代性’趋势。只有充分认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性，摆脱简单的‘二元对立’框架，才能真正重建我们对中国地图史学‘现代性’问题的阐释体系”。
走向“现代性”或者学界更常用的“近代化”“现代化”问题，在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中是一个长期得到关注的议题。正如作者在“绪论”和“结语”中所介绍的，在民国初年以地图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建立起来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由于受到“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地图以及地图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分析中国古代地图及其历史过程中能体现现代地图的精确性和绘制技术的绘图理论及其提出者，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地图及其绘制者。在这种研究思路之下，中国地图的“近代化”问题也就被转换为绘制技术的“近代化”问题。由于认为中国古代地图与现代地图的发展路径是一致的，只是在某些时期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偏离了这条路径，且最终又是在某一时期，在西方地图的影响下，中国地图的发展又回到了这一路径上，因此中国古代地图的“近代化”问题只是被聚焦于地图本身。这一研究路径被作者定义为“科学主义”。
到了 21 世纪初，随着余定国的《中国地图学史》和成一农的《“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出版，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讨论，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意识到以往“科学主义”研究路径的内在问题，从而开始尝试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和社会来理解中国古代地图。由此，研究者大都会意识到中国古代地图有着自身的价值取向、文化内涵，而且其发展不一定必然导致今天所看到的现代地图的诞生，因而在面对中国地图“近代化”问题的时候，大都会顺理成章将其视为一种“转型”，甚至“断裂”，而不是“延续”。顺着这一思路，研究者会或多或少地意识到，只有理解了当时的社会转型才可以深入理解地图的转型；且即使是从图面上能直观感受到的地图测绘技术的转型，实际上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同样涉及众多技术之外的因素。由此，这一研究路径下的中国地图“近代化”或走向“现代性”的研究实际上必然会采用上文简要介绍的“将地图放置在其绘制的社会、文化或传统中去理解”这样的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路径被作者定义为“人文主义”。
虽然研究者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且也做出了诸多尝试，不过到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成果大都是对某类地图或者某种绘制技术的近代化过程进行更为细化的叙述和分析，仍缺乏理论层面的探讨，也缺乏将地图的近代化放置在“社会、文化或传统中去理解”的成功尝试。《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则在这方面做出了少有的实质性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以及地图走向“现代性”过程中众多因素之间的纠葛。
不仅如此，作者还试图超越史实叙述的层面，对以往的研究路径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分析，认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路径都存在自身的问题，并由此希望超越这两者“‘西方/东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框架，去揭示中国本土‘传统’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强力支配及其主动抵抗的过程”。这一研究路径，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地图这一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的研究路径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这一点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讨论。
从结果来看，作者的研究显然已经达成了这一目的，不过在以下方面可能还有着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作者提出“‘人文主义’试图‘以古度今’，反对用西方‘现代性’标准去评价中国‘传统’，中国的‘现代性’只能从中国历史的自身传统去追溯和定义”。从这段论述来看，作者似乎对他所定义的“人文主义”存在一些误解。持“人文主义”的研究者应当不是“以古度今”，而只是强调“回到历史现场”，且对“传统”的强调也只是局限于地图走向“现代性”之前，并不想用传统地图的标准来评价今天的地图，也即并不想站立在“以今度古”的“科学主义”的对立面，至多是“以古度古”；进而，也并不希望以此“改变生长于欧洲的‘现代性’最终取得全球霸权地位的事实”，更不想建立一种“没有‘现代性’的文化传统主义”。因而，作者提出的“‘西方/东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框架”，在他所定义的“人文主义”的研究者看来似乎是存在问题。有些“人文主义”的研究者虽然批评“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又认为这一研究路径有其时代性，因此并不是绝对错误的，毕竟“人文主义”的研究路径也是基于时代提出的。
进而言之，“中国的‘现代性’只能从中国历史的自身传统去追溯和定义”这句话，似乎展现出作者依然受到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某种“普世性”认知的影响，因为这句话隐含的就是中国历史的自身传统会产生出中国的“现代性”，但问题是，如果中国历史的自身传统不会产生“现代性”或者我们认为的“现代性”的话，那么这一问题也就成了假问题。由此推测，可能在作者心目中，所有社会，即使没有外力的影响，最终也会走向与“传统”相对的“现代”，这显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建构出来的一种理念。退一步而言，中国历史的自身传统是否会产生出“现代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且这一问题并没有不言自明的答案。
不仅如此，虽然《清代民国长江上游航道图志研究》对西方话语的“普世性”提出了一些反思，如“‘科学’并不一定是好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进步，西方测绘制图理念并不天然具有‘普遍性知识’的话语霸权”，但除了上文所引用的论述之外，欧洲中心主义及其话语的“普世性”在书中其他部分也偶有见到。如“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根植于本土的地方制图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测绘技术与现代制图理念的渗透，由此‘地方’开始让位于‘空间’，而伴随‘地方性知识’的逐步消退，‘普遍性知识’最终单向存在”。虽然作者在“结语”中对“普遍性知识”进行了反思，且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句话陈述的应当也是“事实”，但使用这样的分析方式，实际上已经从“后见之明”的视角定义了谁是“地方性知识”，谁是“普遍性知识”。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都处于“历史的迷雾”之中，甚至在传统地图的本土绘制者看来，可能作者所定义的“地方性知识”才是“普遍性知识”，当然他们很可能并不明白这些概念。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问题并不影响该书对长江上游航道图志及其走向“现代性”过程的分析，甚至也不太影响其对中国地图走向“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但却会对该书超越于地图之外的分析产生影响。
编辑 | 任 秦 王凤琼
审校 | 程 森 王国睿
审核 | 张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