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我进入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的创意写作班读研，正式告别了法律专业的老本行，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邪路”。那时互联网刚开始普及，网上也出现了几个由留学生创办的中文网站，不过阅读中文书籍主要还是靠学校的东亚图书馆。那里的中文藏书颇丰，但比较侧重于古文。对于一个刚刚完成人生重大转折并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年轻人来说，这显然无法满足我的精神需求，而英文书又不能回答关于中国特有的很多问题。这时，一位朋友从北京返回圣路易斯时，带回了几本王小波的书。
我从未听说过王小波这个名字，但一开读便被他深深吸引。这个人说的每句话好像都是针对我说的。所有我感到困惑的问题，他似乎都深思熟虑过，并且表达得如此透彻和生动。和他一样，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但选择学文科遭到父母的反对。填高考志愿时，他们坚持填报我毫无兴趣的法律专业。美国的气氛也如王小波在他的经典杂文《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所说的，有强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挣钱，对立志写作的人却没有丝毫帮助，他哥哥学的逻辑学和我学的法律都不够实际。因此，我的弃法从文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熵”之路。不过，他的文章也让我意识到，在这条被他称之为趋害避利的“反熵”路上，我并不孤独。诚然，水往低处流，但如果“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这段话虽刻薄，但读到这一段时，尽管明知不厚道，我还是忍不住窃笑起来。
喜欢一个作家，往往会产生一种恨不得把他的作品据为己有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把作者改成自己的名字，而是指将原著完全消化，仿佛是自己创作的一样。翻译无疑是私有化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第二年，我在比较文学系选修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权威何谷理教授（Robert E. Hegel）的中译英翻译课程。这门课程原本侧重于古文翻译，但他一口答应了我想翻译一篇当代文学作品的请求，令我既意外又感激。我选择的作品是《白银时代》里的中篇小说《2015》。我试译了开头的几段后，拿给我在芳邦大学（Fontbonne University）读英文本科时的老师杰生·索默（Jason Sommer）。
我才读到开头描述王二的小舅蹲在派出所一堵墙下的这几句话，杰生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件事留给我一个印象，艺术家是一些口袋似的东西。他和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他挪开；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
尽管已出版三本诗集并获得多个诗歌奖项，杰生对诗歌在美国边缘化的现状时常自嘲。因为父亲和姑姑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许多诗歌作品就此取材。作为幸存者的儿子，他对黑色幽默有着深刻的共鸣，尤其是那些表现恐惧和荒诞的作品。杰生表示，尽管他只读了开头几段，王小波已彻底颠覆了他对中国小说的刻板印象。他让我介绍整个故事情节，听完后他说：“洪凌，你应该把他介绍给英文读者。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作家。”我确实想让更多人了解他，但仅凭我一人之力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他说可以帮助我。我们的合作意向就在关于王小波的第一次接头中达成。
我们深知这本书不能过长，毕竟当时王小波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因此，按部就班地翻译他的全集显然不现实。鉴于王小波以中篇小说闻名，我们决定选出三篇最能体现他风格的中篇小说。选择《2015》是因为其对艺术家命运的描写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我推荐的另外两篇是王小波的代表作《黄金时代》以及改编成电影《东宫西宫》的小说《似水流年》。这三篇看似随意，实则贯穿了虐恋主题，反映了个人与权力在不同时代的复杂关系。《黄金时代》描绘的是刚过去不久的文革时期，《东宫西宫》讲述的是90年代当下的男同现象，而《2015》则展现了即将到来的白银时代。杰生认可了我的选择，接下来的任务是联系王小波的遗孀李银河，获取翻译授权。我通过共同的朋友联系到艾晓明教授，她是最早研究并推广王小波作品的学者之一，在王小波生前就阅读了《时代三部曲》的手稿并发表了评论。艾教授收到我的邮件后立刻回复，不仅寄给我她和学生们写的一些评论，还迅速联系到了李银河。李银河十分慷慨地授予了我们翻译的权限。
我和杰生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合作。通常是我译完初稿，用电邮寄给他。他读完后修改润色，同时记下他的种种疑问，留着见面讨论。我们一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那间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除了门，四周墙面都被高高的书架占据，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泛黄的书。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简陋而陈旧的长方形木桌，有一扇门那么大。后来他告诉我那其实就是一扇废弃不用的门，从学校的厕所拆下来的。他喜欢它的面积，可以放很多书和稿纸。这扇废门对应的是屋顶上一扇巨大的玻璃天窗。天气好时，阳光会从那里倾泻而入，照亮整个房间，那种奇异的光亮让人感到天堂仿佛近在咫尺。我们就坐在木桌旁，讨论一位来自东方的智者——他同时拥有世纪之交的年轻文学心灵。
杰生时不时地站起，从高耸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我看他突然想起的某个段落。他似乎总能准确地记住每本书的位置和需要翻阅的页码。这让我想起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提到的那位古希腊哲人，穿着宽松袍子在图书馆里走来走去。当然，杰生不是古希腊哲人，我也不是哲人的几何家朋友。但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在做的事可能比我们自己写的东西要重要得多。在同一篇文章里，王小波罕见地冒着煽情之嫌赞美人文事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人文事业是这样一条美好的路：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我们渴望把这么一颗美好的心灵介绍给世界，哪怕无偿地奉上时间和劳作。”
如果说写作是发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那么翻译则涉及三方——原作者、译者和译入语的读者，需要译者不断考量译入语文化的接受能力。不久前，我读到旅英作家颜歌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的一篇访谈，她提到使用中文写作时能完全设想出她的读者。但当她用英文写作时，“我无时无刻都有一种恐慌——想象不出读者的样子。”这种茫然和恐慌在我的翻译中也时常出现，毕竟我当时在美国呆了不过五六年，其中一半时间还是在学校中度过的，对于各行各业的美国读者如何理解中文文本几乎没有任何概念。在翻译《黄金时代》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对陈清扬的污名蔑称——“破鞋”这一关键词应该如何翻译。我最初直译为“worn-out shoes”。杰生指出，“worn-out shoes”在英语中仅是字面意思——穿破的鞋，并不带有任何性暗示。我提到不少汉学家也是这样翻译“破鞋”的，但杰生认为虽然在学院派翻译中可以这样译，但普通读者看到这个词会感到困惑，我们应该找到一个直接对应的英文表达。他建议使用“damaged goods”，这一词语在英文中用来指代那些婚外有性关系、遭受性侵或因性行为而名声受损的女性，与“破鞋”在中文语境中的含义非常接近，英文读者能立即理解其意。我被他说服，《黄金时代》中的“破鞋”就翻译为“damaged goods”。
前不久，我在《小说家评论》上读到作家安德鲁·费尔舍（Andrew Felsher）对《黄金时代》的一篇评论。他是在中国女友的建议下买了我们译本的，因为女友的观点是，“如果你不了解他的作品，你就不了解中国文学。而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文学，你对文学的了解就是不够的。”安德鲁对王小波的评价很高，认为他魔法般地将卡夫卡充满矛盾与克制的荒诞逻辑、加缪的疏离和鲁迅的黑色幽默结合在一起。不过，他也和女友讨论了为什么我们会将破鞋译成damaged goods。尽管他认为damaged goods是对破鞋的恰当翻译，但他还是认为这个英文词缺乏“破鞋”在中文语境里那种层次丰富的历史感和复杂性。确实，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些独特和难译——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词汇，译者只能尽最大努力把它们译成恰当的对应词。
当然，有时也能有意外的圆满收获。比如，《2015》中的一个警察术语“抄”，是指多人参与的搜捕行动。王小波认为，这个词来自用网袋从水中“抄”鱼。找到一个既能对应这一警察术语又与捕鱼相关的英文词汇便成为一个挑战。为此，杰生专门请教了美国警察，还真给他问到了：“dragnet”。这是一个常用的警察术语，原本指用来捕鱼的大网，后来用来描述警察如何铺开大网，尽可能捕捉到所有相关的犯罪嫌疑人。我们还向李银河和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请教了许多问题。他们总是随时解答。我记得在《黄金时代》里描写王二和陈清扬接受批斗时，有一个词是“撅出去”，我们有点想象不出画面——这几乎成了我们的翻译准则，就是尽量在脑海里想象出词语相应的画面。李银河解释说：“撅出去就是指坐飞机，坐飞机不是要由两个人分别撅着胳膊吗？”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所谓坐飞机，就是那时残酷批斗的经典形式——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拽直，看起来就像飞机的羽翼。问王小平的问题可能更多，毕竟他和王小波一起长大。遗憾的是我们当年的电邮往来没有保存。
王小波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他的文学师承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尤其是诗人出身的王道乾和穆旦。他认为，正是这些翻译家挖掘了现代汉语的韵律美。可以说，他是在用诗人的精准和对韵律的敏感来写小说。他反对使用“难听的方言和艰涩、缺乏表现力的文言”，甚至主张尽量少用成语。我则主张语言多元化，并不完全赞同这些观点；但作为一名译者，不得不说这其实是一个福音。杰生和我，一个是成就斐然的诗人——就在我们开始合作的第二年，他获得了美国怀丁作家奖（Whiting Award）；一个受过专业的小说写作训练——我2000年从华盛顿大学创意写作班毕业。作为写作者，我们不仅在理解原作者意图和写作策略上拥有明显优势，在文字处理上，我们尤其注意传达作者极其看重的韵律。以《黄金时代》里广为传颂的一段文字为例：
“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撩的感觉正在飘散。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继续往山上攀登。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这段文字以其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韵律打动了许多人。我们在翻译时体会到了“大道至简”的深刻寓意。任何多余的修饰语或改变都会影响它的艺术效果，只有直译才能保存原文的韵律与优美：
“Chen Qingyang said that by her true sin she meant the incident on Mount Qingping. She was being carried on my shoulder then, wearing the Thai skirt that bound her legs tightly together, and her hair hung down to my waist. The white cloud in the sky hurried on its journey, and there were only two of us in the midst of mountains. I had just smacked her bottom; I spanked her really hard. The burning feeling was fading. After that I cared about nothing else but continuing to climb the mountain.
Chen Qingyang said that moment she felt limp all over, so she let go of herself, hanging over my shoulder. That moment she felt like a spring vine entangling a tree, or a young bird clinging to its master. She no longer cared about anything else, and at that moment she had forgotten everything. At that moment she fell in love with me, and that would never change.”
杰生作为一位诗人，在翻译韵律和节奏方面有极大的优势。但他对文字太敏感了，有时会在一个词上斟酌半小时之久，让我颇感煎熬，意识到跟诗人合作翻译小说的痛苦。有时候，他遇到的理解障碍如此微妙，我甚至不明白是什么在困扰他。我们需要通过多次讨论、举例、绘图，乃至表演来达成共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5》里提到的大顶子瓦房，也就是梁思成1950年代为了保护北京古建筑而推广的大屋顶建筑。此外还有20世纪前期用来测距的横杆，长达十几米，两端各装一个镜头。后面一个的原理我也不太懂，不得不请教当年在武汉测绘学院教书的二叔，让他找人画图。那时候，谷歌搜索引擎还远没有现在这样普及和方便，不然一个搜索就很容易找到图案或者解释。
从华盛顿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随家人搬到了旧金山。我和杰生只能断断续续地靠异地电邮交换意见，翻译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在加州时，我开始上网并关注王小波作品在海外的流传。2001年，我在一家名为CND的知名留学生网站写了一篇介绍《黄金时代》的文章，标题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黄金时代中的性与爱》。文章把重点放在陈清扬身上，分析了她如何从以性爱为羞耻的正经女人模式，到以性爱为武器越轨反叛，乃至最后爱上王二并分手的心路历程。没想到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围绕王小波作品旷日持久的争论，其激烈程度令我瞠目结舌。持批评态度的网友主要认为《黄金时代》描述的知青生活不真实，认为那个时代的知青关注中心不是性爱，而是如何千方百计地返城。也有曾经当过知青的前辈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认为《黄金时代》对当时的农村社会和生活有广泛而深刻的描写，但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关系则是不真实的。不过，因为那场争辩，王二就成为了CND网站的名人，经常出现在网友的聊天里。有一位ID为“胡说”的网友还专门创作了王二系列，给大家带来了不少乐趣。我也经常向参加过上山下乡运动的网友请教翻译方面的问题，可以说跟他们不打不相识。
我只在旧金山住了三年，就因互联网泡沫破裂，搬回了圣路易斯。似乎是命运让我和杰生有机会继续此前中断的翻译工作，这一次我们进展迅速。2004年初，我们基本译完了初稿，开始寻找出版社。我分别向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语译者）和白睿文（Michael Berry，余华、王安忆作品的英语译者）两位翻译家发送了电子邮件，征询出版意见。他们坦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指出由于翻译文学作品在北美的市场较小，加上商业出版社更偏爱长篇小说，最佳的选择应该是找大学出版社。他们解释说，如果销量不佳，商业出版社可能很快会停止印刷，而大学出版社则会长期付印。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从2007年到今天，十七年过去了，我们的译本一直在持续印刷中。
虽然翻译过程艰辛且漫长，出版的过程却一路绿灯。我们最初将《2015》寄给了芝加哥的老牌文学杂志《三季刊》（TriQuarterly），本来只想让他们刊登部分内容，为我们后续的投稿造势，没想到编辑第二天就打电话来，表示要全文刊出整整七十页的中篇小说。受到这一好消息的鼓舞，我们向大约十家大学出版社提交了询问信，并很快从纽约州立大学和哈佛大学出版社收到了肯定的回复。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社科部主任林赛·沃特斯博士（Dr. Lindsay Waters）曾经出版过中国新左派学者汪晖和刘禾的著作，对王小波的作品爱不释手。不过由于他们极少出版小说，最终只能遗憾地放弃。这本书最后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作为当年的重点图书出版，英文标题为《Wang in Love and Bondage》。标题中的“bondage”取自毛姆的《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同时也暗含虐恋的意思，表达了“枷锁”与“虐恋”的双重含义。"Wang"是因为主人公的名字叫王二，也提示这是一部与中国相关的书。译书出版后，《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图书馆协会的《图书榜单》（Booklist）等业内书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葛浩然则评论道：“已故的王小波在西方鲜为人知，但这本精心翻译的作品将改变这一状况，并打破西方人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所有成见。”
翻译毕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首次翻译过去十七年后——2022年，《黄金时代》终于迎来了新译本。在王小波辞世二十七周年的今年四月，关于他的纪念活动仍然热度不减。光是我就参加了两次纪念他的线上活动，一次面向英文读者，由英国开放大学的孔子学院和推广华语文学英译的非盈利机构纸托邦联合举办。我们阅读的是纸托邦创办人陶建（Eric Abrahamsen）翻译的《舅舅情人》，他也是王小波的铁杆粉丝，2009年翻译的王小波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还获得过美国笔会的翻译资助。另一次是由二湘空间举办的中文直播，我和作家二湘及颜歌进行王小波作品圆桌谈。在八千“王小波门下走狗”的在线围观下，我们三个分别作为60后、70后和80后的迷妹，从王小波现象谈到王小波的作品，从他的爱情观谈到女性观。本以为三个迷妹中，我会是最早接触王小波作品的人，结果没想到颜歌初中就阅读了他的《青铜时代》，父母还因此找了学校老师，担心她读王小波会“学坏”。
我们的译书刚出版时，俄勒冈大学研究王小波的专家温迪·拉尔森（Wendy Larson）曾撰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我特别喜欢她在文章结尾的一段话——她认为我们的翻译为所有教授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提供了服务：
“张和索默的翻译非常出色。他们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还捕捉到了王小波作品中标志性的简洁、口语化和直接的语言风格。《黄金时代》中对逻辑语言的温和嘲讽，《2015》通过具体的场景描述提炼出的迷人魅力，以及《东宫西宫》里的日常口语，都在这对诗人（我猜他不懂中文）和文学教师（显然懂中文）的共同翻译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们都在芳邦大学工作。通过翻译王小波的作品，他们为我们所有教授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提供了服务。由于中文原作易于阅读，而且翻译者捕捉到了这种简单而深刻的风格，这本书应该会成为翻译现代文学课程中的受欢迎的新增内容。我对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表示祝贺。”
《黄金时代》中有这么一段传颂极广的文字，以诗意的笔触描述了时间和梦想缓慢流逝和破灭的过程：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开始翻译王小波作品的时候，我也正处于我一生的黄金时代。那时我的关注中心在前面的几句——想爱，想吃，想变成天上自由自在的云。二十六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话，我更被后面几句饱含的沉痛所吸引。王小波曾说中文译本杜拉斯《情人》的开头一段是翻译家王道乾一生的写照，无限沧桑尽在其中。王小波这段话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写照。也许，这就是这段话广为传颂的原因，也是王小波不朽的原因——他不但揭示了一个时代背后隐藏着的种种秘密，更是写出了每个个体的欲望、挣扎和伤痛。
而我有幸成为第一个将这位伟大作家介绍给英文读者的译者，此生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