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诺丁汉大学,远处为标志性的“诺丁汉塔”。
戈鲲化·杨福家·宁波诺丁汉
浙东笔记·《大潮初起·第十二章》之四十八
徐亚芬成功改制创办了全新的万里学院,完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改革。仅仅10年时间,就取得这样骄人成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功成名就了。
而且,徐亚芬和她的创业团队也已经整整10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回无论如何应该好好喘口气了。
但,如果这样就不是徐亚芬了。没有人能够知道她的心中有多少梦想、那娇小的身材里蕴藏着多大的能量。她的追求如同天边的地平线,每一次的前进只是新的起点而已。
徐亚芬的“哈佛梦”
徐亚芬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打造一所“东方哈佛”。
“每当我说起这个想法,很多人认为很可笑,认为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不知道经历多少嘲笑和冷遇,但徐亚芬激情未减:
“虽然很难,但总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做,一百年不行,就用三四百年。这代万里人完不成,还有下一代;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我相信,只要认真地去做每件事,很多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就像当初很多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成功一样。”
但如果仅仅只有豪情万丈加上豪言壮语,那也不是徐亚芬了。
徐亚芬头脑中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实现这个梦想。徐亚芬是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人。她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一流大学是要靠长期努力和积累的。凭万里学院的基础,如果按照常规发展,那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这个梦想。
如何让万里学院迅速提升办学规模和档次,是徐亚芬朝思暮想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寻找出口。借船出海,尝试中外合作办学也许是一条可行之路。
徐亚芬在接受采访。
徐亚芬进京和国内某著名大学洽谈合作。该校表示,合作可以,只要出价2,700万元,同意给万里学院毕业生颁发该校的毕业证书。
“此举对万里的提升有一定效应,但对学生而言没有实质性的收益,让人感觉像贴牌加工。”徐亚芬不干这样的事。
“那么,何不先请世界一流大学来带带我们?也许这可以省去很多弯路。”徐亚芬心中萌发了新的念头。
当时在国内已有700多家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但都只是课程合作,属于二级学院。真正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高等院校还没有,而这正是万里所需要。
2003年初,宁波市委召开高校工作会议。市领导提出宁波市的高等教育要从量的扩张逐步上升到质的提高,并明确表示可以引进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徐亚芬感到机会来了。
高校会议一结束,徐亚芬立即上网搜索世界200强大学的资料。
徐亚芬得知,国家教育部正在着手制订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的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
国际一流的外国大学多得很,但符合这个条件的,不说大海捞针,也是太阳照到竹筒里——巧而又巧。
皇天不负苦心人,还真让徐亚芬找到一个——英国诺丁汉大学——它的校长是前中国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教授。
更让徐亚芬喜出望外的是:杨福家校长是宁波人!
宁波人,宁波人!当你需要的时候,转过身来就会遇到一个!
从戈鲲化到杨福家
1998年早春的一天,来中国访问的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在北京大学礼堂发表演讲,他一上台就讲了一个故事:
“1877年,一个名叫佛朗西斯•耐特的美国人在中国居住了许多年后,回到波士顿老家探亲。他建议哈佛聘请一位教中国话的教师。之后,耐特回到中国,替哈佛聘用了宁波人柯昆华。1879年,柯昆华带着妻子和6个年幼的孩子,勇敢地踏上了哈佛大学这个陌生之地,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几天后,我接到了赵安中先生从香港传真来的一张剪报,上面刊载的正是哈佛校长在北大演讲的事。文章的标题是《中美文化,相互学习——哈佛校长讲北京行》,剪报的旁边,赵先生用有力的笔触批了一行大字:
哈佛校长,提到宁波人,到哈佛教书
作为一个宁波人,赵安中先生的关注和感奋是不言而喻的。
我很快搞清楚了:柯昆华是译音,中国的名字叫戈鲲化。其实也不是宁波人,不过他在宁波生活了15年,是一个“寄籍宁波”完全“宁波化”的人,而且也的确是从宁波出发到美国去上任的。戈鲲化不仅“勇敢地踏上了哈佛大学这个陌生之地”,而且最终死在他的哈佛聘期内。
戈鲲化(1836-1882),字砚钧,一字彦员。笔名人寿主人,因其宁波起居室“人寿堂”而得名。1863年戈鲲化被聘为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文牍,1865年戈鲲化来到宁波,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华籍文牍兼中文教师长达15年。1879年从宁波赴美,应聘为哈佛大学中文教师,直至1882年病逝于哈佛。戈鲲化被称为“登上哈佛讲坛的第一个中国人”。
图为哈佛大学任教时的戈鲲化,至今陈列在哈佛大学图书馆。
戈鲲化1881年赠送给美国友人的题诗与照片。
过去我们只知道西方人来到宁波传教,也传授现代科学和医学知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而且从宁波去的戈鲲化光荣地成为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的第一人。
不管怎么说,宁波人有理由感到“与有荣焉”。
两年后,一个更令宁波人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2000年12月12日,著名的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宣布了一项决定,选举中国科学家杨福家教授为下一届校长(Chancellor),任期3年,从2001年1月1日起。
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老家在镇海骆驼,的的括括宁波人!
宁波帮后裔,杨家一门三杰两院士,2005年9月28日,在今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的河角村杨家故居前留个影:大哥杨福耀(中),中科院高级工程师;二哥杨福愉(右),中科院院士,贝时璋高足;小弟杨福家,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教育家。
诺丁汉为什么请一个中国人去担任原来只有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才能担任的职务呢?校方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他的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有在许多国家工作的经验。他曾是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的校长……”
诺丁汉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这样一个标题:
我们请了一位国际校长。
如果说,当年戈鲲化还不过是哈佛一个只有总共5位学生的中文教师;那么,杨福家却是一位手握金色权杖、有着2.5万名学生、包括来自100多个国家的5000名留学生的国际名校校长。
百年名校诺丁汉,在英国大学中综合排名第6位,世界200强高校中名列56位,是U21(世界上最有名的21个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团体)的成员之一。
中国人担任英国名校校长,这在中英、中外交往史上都是第一次。
“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于2000年12月12日聘请我为第6任校长(CHANCELLOR). 后在2003与2005年12月又续聘两次. 任期到2009年年底。
为准备在我离任后在校内永远挂上我的油画像,从两年多前就开始请画家为我画像,我(累计)静坐(当模特儿)已近30小时,画像也接近完成。见下。
但我最近再次受到挽留,恐会在今年底又一次续聘。要用上这幅画, 还会有几年。
那将是留在英国大学里第一幅中国人的校长画像。”
——以上引自杨福家校长给笔者的电子邮件。
杨福家(1936—2022),在卸任复旦大学校长后,被英国诺丁汉大学聘任为第六任校长,成为中国人担任外国校长第一人。任期从2001年起三年,未及任满,又被续聘三年、以后又两次续聘各三年,任期直到2012年底,长达12年。
杨福家以英国诺丁汉校长的身份,授予李政道(左)教授荣誉博士学位。
万里求“红豆”
徐亚芬喜出望外,杨福家不但是她所熟悉所敬重的宁波同乡,而且还是此前万里学院特别聘请的顾问。
还有巧合的是,其时杨校长正在国内度假。
2003年1月10日,徐亚芬和她的团队急切地赶往上海杨福家的家,热诚希望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合作办学,并提出了初步的合作办学方案:
请诺丁汉大学在宁波独立办学,宁波提供土地和服务,并负责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协调工作。宁波诺丁汉大学拥有独立法人资格。宁波诺丁汉大学采用英国教材、由英方聘用教师、采用英国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给学生发与诺丁汉大学英国本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毕业证书。
听了徐亚芬的想法后,杨福家高兴地说:
“这是为中国学生做一件大好事。”
杨福家看到,这几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增加,六七年前只有100多人,现在有1000多人。在英国留学,不仅学费贵,一年要1万英镑,而且好的专业很难进。诺丁汉大学金融研究生每年招200人,但每次都有全球8,000多人报考。
“我也想把国外最好的教育资源引进来,让更多的中国学生受惠。”杨福家高兴地对徐亚芬说,他将全力以赴促成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合作。
但杨福家并没有一口答应,他思考了一下,然后以他那科学家加教育家的缜密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这个事情我无权决定,我们要校务委员会讨论,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可能性很大。”
第二句:“非赢利,求平衡,追求卓越。”——教育方针都出来了!
第三句:“我可以保证,我们办学不会拿一分钱到英国去。”
徐亚芬离去后,杨福家在当天晚上就把万里学院的合作意向告诉了诺丁汉大学的执行校长柯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教授。
2004年11月30日,我在宁波驻沪办司徒慧云女士安排下,对杨福家校长进行了第一次采访。
笔者第一次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采访杨福家校长。原定40分钟,结果谈了2个多小时,尚意犹未尽,从此成了忘年交。
“首先是极富智慧和诚意的家乡人感动了我,”杨福家在解释为什么要把英国诺丁汉引到宁波来时,他这样说。
“我是宁波人,即使不是,也会看中宁波。宁波万里学院董事长徐亚芬有个梦,希望把学院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迫切想引进国外大学的教育体制,”杨福家风趣地说,姑且称之为“万里”求“红豆”吧!
“万里”,当然是语带双关;“红豆”呢,那是一种美好的信物,大概它也寄托着杨福家在万里之外的英国的“乡思”吧。
诚意感动“诺丁汉”
两天后,万里学院向英国诺丁汉大学正式发出访问邀请,并表示了合作办学的意向。
2003年1月20日——徐亚芬夜访杨福家仅仅10天后,英国诺丁汉大学派出代表团专程赴甬考察;
2003年3月1日,杨福家以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身份,和执行校长柯林·坎贝尔再次专程来甬,就合作办学事宜进行实质性洽谈。
柯林·坎贝尔是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此外,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布莱尔首相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顾问。
柯林·坎贝尔一行刚刚到宁波,上海市政府的电话就追了过来,盛情邀请柯林·坎贝尔到上海赴晚宴。上海市将向诺丁汉大学提供最好条件、最好的土地,欢迎他们与上海高校合作办校。杭州也不示弱,省教育厅领导表示,如果诺丁汉大学愿意与杭州合作,杭州高教园区最好的土地为他们预留。
徐亚芬庆幸自己捷足先登,但对合作能否成功也捏了一把汗。
柯林·坎贝尔在甬只能停留一天,而给万里的时间只有两小时。在这一天里,宁波必须感动来自英国的严谨的教育家们。而只给徐亚芬两个小时的会谈加考察如果失败了,那么挽回的余地几乎没有。
在万里,来自英国的教育家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办学模式。
柯林·坎贝尔一行带着微笑结束了对“万里”的考察:万里被看中了。
事后了解,对方为什么不去上海不去杭州而来宁波?一是看中万里高效率的办事节奏及灵活体制;二是看中万里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情况下,把所有的20多亿元资产百分百地奉献给国家,对方觉得万里确实是满腔热情地办教育;三是看中万里以生为本的理念,这和世界名校合拍;其四,当然还因为杨福家校长是宁波人。
2003年3月12日,杨福家告知徐亚芬:诺丁汉大学校董会正式通过与万里合作办学的方案,柯林·坎贝尔将再次来甬签订合作办学意向书。
经过几轮英国式的认真周密而艰苦的谈判,2003年10月2日,徐亚芬在英国与诺丁汉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书。
2004年3月13日,双方在上海签署关于合作建立和运作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合同书。
2004年3月13日,徐亚芬和英国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柯林·坎贝尔(前左1)签署合作建立和运作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合同书。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后排左2),英国、宁波诺丁汉校长杨福家(后排右2),出席签字仪式。
合作之初,英方原本并不打算在资金上有投入,校区建设的投入全部由中方承担。但是在一年的筹建过程中,英方感受到万里的诚恳、实在,在合同以外主动提出增加5,000万元的资金投入,后来又答应为两个实验室的建设投入2,400万元。
“飞的”打动教育部
2003年5月23日,浙江省政府签发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请示同意筹建浙江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函》报教育部。
??从这一天至2004年3月23日批准,徐亚芬和她的团队开始频频飞北京。因为乘坐飞机太频繁了,人们戏称是打“飞的”。
第一轮会签下来,大家提了很多意见。这也难怪,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甚至连国家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都还没有出台。
造一座大楼还要盖几十个图章呢,何况是引进一所外国大学。
自从创办万里教育集团以来,求爷爷告奶奶,磕头作揖,徐亚芬不知流了多少泪。她已经习惯了,不行?咱就多打几次“飞的”!
“请宁波来的乘客徐亚芬迅速登机,您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有一天下午,首都机场的广播焦急地寻找着徐亚芬,机场工作人员也四处寻找。可是找了好几遍,徐亚芬就是不出现。
半个小时后,机场工作人员只好把她已经上了飞机的行李又撤了下来。此时,徐亚芬就躺在机场一个僻静角落,正睡得昏天黑地。
原来,为了拿到教育部的“出生证”,整整十多个月,她马不停蹄在北京与宁波的上空穿梭。昨天晚上,为了准备新的申报材料,她整整一夜没有合眼。中午把材料递交到教育部后,她就匆匆赶到首都机场,办完登机手续,累得实在挺不住了,找了个角落打起盹来。谁知一合上眼就昏沉沉地睡得醒不过来。
等她醒过来时,飞机已经飞到宁波了。
徐亚芬的眼泪加万里的诚心,最终打动了教育部。
刚上任的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万里”与“诺丁汉”合作办学是件好事,但是,对这个项目教育部也是第一次,碰到的问题会很多,我们希望先在“万里”搞试点,成功后再予以逐步推广。
2004年3月23日,教育部办公厅终于正式发文批复:同意筹备设立宁波诺丁汉大学。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谢天谢地,我们又向自己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徐亚芬嗓音沙哑,破涕为笑。
宁波诺丁汉大学奠基暨开工典礼。
一号工程,一路绿灯
在引进诺丁汉大学这件事上,浙江省委省府、宁波市委市府又何尝不是全力以赴呢?
为保证学校顺利筹建,省政府专门拨款5000万元,宁波市政府特拨1亿元资金。鄞州区委、区政府全力支持,以行政划拨方式将高教园区最好的900亩土地给宁波诺丁汉大学。在那样的好地段,这片土地如用于房地产开发,即使仅按当时的市价300万元一亩,市、区两级政府就相当于投入27亿。
此外,市委市政府还要求各部门按照“一号工程,一路绿灯,特事特办,合规合法”的原则,积极为宁波诺丁汉大学筹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努力为学校建设创造条件。
公元2004年9月17日,一座崭新的国际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在鲜花、彩旗、喜气洋洋中开学,迎来了中国第一批256个不出国门就能留学的幸运的学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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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奇葩,结出硕果
王耀成
王耀成,笔名旅人蕉、非庸。浙江金华人。1967年毕业于金华一中,1968年应征入伍,历任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杂志编辑;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创作组负责人,东海舰队政治部宣传部正团职文化科长,退役海军上校。1989年转业后,历任宁波市文联副主席,宁波市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宁波市第十一、十二、十三届政协特邀委员。
1971年起从事文学创作,著有《柿子红了》《When the Persimmos Were Ripe》《农民的创世纪》《陈中伟传》《Dr. Zhongwei Chen: A Life of Accomplishment, Dedication, and Bravery》《大潮初起》《石库门的主人》《女船王》(合作)等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作品10余部。
1993年起从事“宁波帮”研究与“宁波帮”题材文学写作,著有《赵安中传》《王宽诚传》《蔚蓝的航程——走向海洋的宁波帮》《宁波顾氏家族(传记篇)》《商行四海》《甬商散论》《蔚蓝航程》《甬商列传》等10余部;宁波帮题材电视与戏剧作品多部;并主编《海外宁波人研究》《宁波籍港澳台和海外人物录》《甬商书系》《百年风华》等。资深“宁波帮”研究专家,当代“宁波帮”研究开拓者之一。
(综合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浙商卷》之本人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