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 语︱乘着歌声的翅膀
文摘
2024-10-31 18:30
浙江
乘着歌声的翅膀
“乘着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到那恒河的岸旁,最美丽的好地方……”这首门德尔松为海涅的诗谱写的歌曲,我非常喜欢,一得空闲就会哼唱几句。
细细想来,我和许多伙伴一样,是伴随着歌声长大的,歌声中有太多的美好。 五六岁光景时,家里的红灯牌收音机是我的声乐老师,那年月,几乎清一色的样板戏,一些经典唱段我是滚瓜烂熟。但凡有客人来,大人们就会让我唱上一曲,把我当成了“小明星”,尽管对“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唱段的意思还懵懵懂懂,内心却种下了歌唱的种子。 20世纪70年代初我上小学,最喜欢的歌曲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向着韶山跑》。有一天,收音机里传来“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回家探亲的对门邻居杭姐姐听到了,拿着一本《战地新歌》,叫着“是男高音李双江”。她很兴奋,“你看!你看!这首歌,《北京颂歌》,太好听了!我们可以学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么抒情细腻、庄重亲切的歌曲旋律,我俩像捡到宝似的,捧着歌本开始学唱,很快就学会了。我的脑海里闪出画面:晴空万里的北京,灿烂的朝霞洒落在天安门城楼,那是语文课本上的插图……我心想,现在看到的是画里的天安门,啥时能去北京,亲眼看看天安门就好了。这一心愿,十多年后到北京参加全国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经验交流会时,终于得以实现。
妈妈会唱的一些老歌,像《洪湖水浪打浪》《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也慢慢跟着学会了。她告诉我,《洪湖水浪打浪》是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选曲,韩英是剧中主人公,和刘胡兰一样的女英雄。并叮嘱说:这歌你可以和杭姐姐唱,外面不要去唱。杭姐姐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当兵后是部队文宣队员,也是我的偶像。小时候经常跟着她偷偷用她家留声机放老唱片听,印象中有苏联歌曲《山楂树》和《小路》等。我还小,不知歌曲表达爱情,只觉得很优美。杭姐姐说,不能和别人讲听了这些歌。我似懂非懂地使劲点头。 我的中学时代,是国家社会经济各方面逐步变革和发展时期,文化艺术界全面复苏,出现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小时候和杭姐姐背着人唱的那些歌,也被解禁,可正大光明地唱了,一股久违的清凉细雨沁入心扉。曾几何时,收音机里开始有了《每周一歌》节目,这也成了我的业余声乐课。我准备了几本大的笔记本,用来记录歌词和演唱者。第一遍听,把歌词记在废纸上。重播时,校对补缺,再抄到笔记本上,至少积累了不下四大本。楼下邻居珍姐姐也喜欢唱歌,有和我同样的歌本。小姐妹们对我俩的歌本羡慕不已,记得有次邻居华姐姐拿着一段在煤炉上烤熟的年糕到我家说:“你把歌本里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给我抄一下,年糕给你吃。”“好的,好的,我去拿来。”还没等我回答,站在身后的弟弟已窜上去,夺过年糕大大咬了一口,然后转身在我的“百宝箱”里拿出笔记本,交到华姐姐手里,乐呵呵地说:“华姐姐,年糕好香,给,你自己找里面的歌!”如今每当和华姐姐等老邻居相聚,道不完往日暖暖的场景趣事,亲切无比。 因为《每周一歌》,我学会并知道了很多歌曲和歌唱演员的名字,如卞小贞唱《泉水叮咚响》、朱逢博唱《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等。几次搬家,歌本不见了,惋惜不已。
学校常有文艺活动。有次接到任务,一是参加年级大合唱排练,曲目有《在太行山上》。二是与一男同学合作,二重唱《松花江上》。刚开始排练时,同学们都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不太认真。给我们排练的是语文老师,瘦高个,讲一口标准普通话,朗诵、快板、唱歌都有两下子,十足的文艺青年。他还有个特点,走路时有点扭腰,几个调皮的男同学跟在后面模仿他,常常引发哄堂大笑。有同学背地里说:老师的普通话是完全按拼音来的,北京人也比不了,就是走路太那个了……于是又引来一阵哄笑。 看着同学们排练时嬉皮笑脸的样子,老师也不着急。他给我们讲故事,讲歌曲的创作背景,讲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内心的情绪被充分调动,再排练《在太行山上》时都越唱越有激情,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太行山上“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等一幅幅抗日英雄画卷,同时体验到多声部合唱的魅力。临演出前几天,学校通知我参加全市“三好学生”代表大会,二重唱由英子同学顶上。就这样,我错过了在“天然舞台”演唱的机会,心存遗憾。四十多年后,偶遇搭档二重唱的男同学,他已是宁波一所大学的教授,因在宁波电视台《讲大道》栏目客串,成了电视明星。我们感慨时光如梭,并调侃要找机会重新来个《松花江上》。
那年暑假,杭姐姐的弟弟——军哥哥退伍回家等待安置,其间被甬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看中,饰演剧中的美国记者,他的一位战友在市工人文化宫所排的话剧《于无声处》中担任角色。一时间,宁波一些专业或业余演员纷至沓来,隔三岔五在军哥哥家唱上半天,那个热闹劲可想而知。听到军哥哥唱起“小小竹排江中游”,一名甬剧女演员唱起“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在做作业的我就走神,心绪随着隔壁的歌声放飞了。 电影《英雄儿女》重映后,我开始唱《英雄赞歌》,每到合唱部分,对门军哥哥就默契跟上,一唱就停不下来。有一回他妈妈喊起来:“哎呀,两个小祖宗快别唱了,嗓子坏掉了。”我和军哥哥跑到走道里笑着互扮鬼脸。军哥哥的妈妈打趣我,丫头小黑脸,浓眉大眼,两条小辫子,挺像电影里的王芳。我听了暗自得意,对着镜子一阵臭美,再看画报上刘尚娴饰演王芳的剧照,左看右看,怎么越看越不像啊。 卡式录音机出现了,流行歌曲风靡一时。一些时髦的青年,戴着墨镜,手拎三洋牌录音机放着“靡靡之音”,招摇过市。当军哥哥的战友拎着录音机,随着《月亮代表我的心》走进我们院子时,姑娘小伙们不约而同推开窗户向外张望,有的还走出家门,看着那个拎录音机的身影走过台阶,消失在古色古香的连廊。当“轻轻的一个吻”随风飘来,每个姑娘的脸上都泛起了红晕,几个顽皮的小伙子开始起哄,尖叫声、口哨声响成一片。
从《祝酒歌》《乡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到《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和我的伙伴们在欢欣鼓舞中放声歌唱,享受青春的美好,憧憬时代带给我们的希望。参加工作后,单位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我经常参与其中,从演唱《长征组歌》中的曲目,到后来的策划组织,还饶有兴致参加了当年宁波市文化馆刚组建的“群星合唱团”。之后,工作几经变动,业余时间越来越少,我只能忍痛割爱,暂时放下文艺爱好,但音乐的种子已植入心底,一遇春雨,便会滋长。 (原载2024年10月28日《宁波日报》“笔谭”,本次推送有补充)(部分图片取自网络)
作者简介
瑜语,机关退休干部,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