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成︱从达沃斯到中南海

文摘 2024-11-09 18:30 浙江

2011年4月8日晚，温总理来到宁波诺丁汉大学视察，并与部分中外师生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从达沃斯到中南海

浙东笔记·《大潮初起·第十二章》之五十

文︱王耀成

一段录音，见证一片至诚

　　2006年11月22日清晨，电话铃声过后，手机里传来我所熟悉的那个声音：

　　“我是杨福家。你可以打开收音机，中央台……”

　　我马上打开中央台。立即，一个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当时给杨福家写了一封信，我亲自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约你到办公室谈一谈。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信，接到我的信他感到很惊奇。结果来了，我就把他约到中南海，我们两个谈心，谈了好长时间……

　　杨福家教授后来回了一封信：“他说作为知识分子不求什么，就求领导的一个信任。”

　　我呢，就跟大家讲，我信任大家。

温总理前后给杨福家写过三封亲笔信。这是他2007年9月14日致杨福家书信手迹。这封信的手迹后来还刊登在他谈教育一书的封面上。

　　这是重播21日晚上中央电台的一篇报道。前面是播音员的一段背景介绍：从7月到11月的四个多月内，总理已经先后四次在中南海开会，就教育工作听取专家的意见了。接着，就是温总理的原音了，就是上文的那两段话。

　　温总理的声音平和，亲切，却总是透着一股激情和真诚。从周总理到温总理，共和国的几任当家人各有各的特色。温总理的特色是亲民，有“平民总理”清誉。坐北京出租车，你听的哥一口一个“家宝”，仿佛当今总理是他邻居大哥。

　　在这一个清晨，我相信有许多人会为这个声音动容：中国的教育还是有希望的。中国人不是常说吗，“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手就不难！”就在这篇报道中，还有温总理的另外一段录音：

　　几位教育家谈得非常好。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能做到四条：

　　第一，我有使命感，在我这一任政府要把教育摆在重要位置；

　　第二，我对教育有热情……第三呢，我有意志……

　　第四呢，我对我们的教育家充满信任！

　　“作为知识分子不求什么，就求领导的一个信任。”杨福家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说出了几十年来的一句心里话，而共和国总理就在这样短短几分钟里，把“信任”两个字重重地说了两遍！

　　这声音，就像空谷足音，立即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回响。

　　一周后，《文汇报》记者江世亮采写的《杨福家教授以亲身经历谈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一文，用的正标题就是“信任是最强的凝聚剂”！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容易被感动的。

一张照片，记录难忘瞬间

　　在那个清晨，我在分享杨福家的感动的时候，脑子里却迅即跳出一幅画面：

　　中南海。总理的书房。以一长排书橱作背景，并肩站立着两个带眼镜的人：一个是神情颇带严肃的蜚声中外的教育家，一个是笑容可掬的共和国总理……时间是2006年6月5日的下午。

　　总理虽然穿着黑西装，但没有结领带，让人觉得随和。杨福家则短袖衬衫，领头下面显眼的一条蓝带——好象带子的下端藏掖着什么——后来我知道了，的确有东西藏掖着，那是一张院士大会的会议证。

2006年6月5日下午，温总理约杨福家到他中南海的书房里谈教育并合影。

　　我见到这张照片当时就想：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这样便装就道的去见大国总理，是否太随便了一点？杨校长可是见过英国女王、和首相布莱尔握过手的人啊——虽则，见的是自家的总理。

　　我见到这张照片是7月6日——正好是拍摄这张照片的一个月后。杨福家在给我的电子邮件里随照片附来一小段英文（括弧里是翻译的中文）：

　　“YC, the attached picture was taken on June 5th at zhong nan hai. （耀成，附件中的照片是6月5日在中南海照的。） we talk about higer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one hour and half. Fujia ?in Nottingham（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多的高等教育问题。福家，于诺丁汉）”

　　职业的敏感令我马上“跟进”：“我很想知道你们谈了些什么！”

　　但接下来是5个月的沉默。不过我知道，作为一个老科学家他是谨严的；作为一个老党员，他很守纪律。是的，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那张照片后面隐藏着的故事。

　　江世亮的文章说：“杨先生说他本来不准备讲的，现在既然中央电台广播了，那就不妨谈一点当时的情况。”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6月5日上午开院士大会，由于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手机不好带。中午回到宾馆一看有5个未接电话。从这个号码杨先生晓得是国务院打来的，但是他没办法回这个电话。结果两点钟又来了一个电话，就是希望他能够到温总理办公室去。”

　　杨福家就是这样从院士大会的会场直接赶往中南海的。到了温总理办公室大概是下午3点钟左右。

　　温总理从办公室里面走出来，他说：

　　“福家，你来了。星期天我刚从内蒙古回来。今天上午我参加你们院士会。今天下午的时间都是给你的。”

　　总理的这段话，比中央台的那段录音更亲切、更随和、更让人动容。

　　“他很希望与我讨论些教育的问题。他说我们谈心嘛。谈了很长时间。我们至少谈了一个半小时以上。谈完了以后，我们在楼上温总理办公室，就是中南海的两层楼的房子，他说要送我下来。我说不要送，他说，‘我也正好散散步’，等于就送我下来。”

　　这就是温总理的风格。他明明是要送你，却说是“正好散散步”。“润物细无声”啊！

　　后来杨福家知道了，这次见面是其后温总理一系列教育座谈会的一个前奏。或者好比是用淳厚的长笛吹奏的一个明丽悠长的引子——接下来的4个座谈会，就像4个乐章次第展开。

　　就在那次谈话中，温总理说要找一些教育界人士座谈，他要杨福家给推荐一些人。大约一周后，杨福家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列了一个名单。温总理在收到信以后就叫秘书给杨福家打电话，说“你的信我已经收到了”。

　　“7月18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教育工作座谈会。会前，总理秘书电话一直打到英国，希望杨先生能参加。由于当时杨先生要主持授予李政道博士诺丁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所以赶不及参加这次座谈会。后来杨福家看到会议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温总理对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说，我过去不认识你，是杨福家校长与我交谈的时候推荐你的，他后来给我信中也是第一个推荐了你。

　　温总理还对韦钰讲，杨福家说你既懂大学又懂中小学。

　　这说明温总理是真诚的尊重人、信任人。中国知识分子古来就有一个理想，一种期盼。很简单，就四个字：礼贤下士！

　　“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

　　杨福家从英国赶回来出席第4次座谈会。在国务院第四会议室，面对６位并肩而坐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温总理用了“求教”两个字。

　　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高校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温总理说，“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焦虑”而且“非常”！这也正是杨福家近年来用得最多的“关键词”。伴随着幻灯片的演示，杨福家“从国际比较角度谈创新型人才培养”，吸引了温总理和国务院领导的目光。

　　词锋犀利，宁可得罪人也不肯假以辞色，是杨福家一向的风格，哪怕面对的是国家最高层。从入学标准、办学体制、以学生为中心、文化内涵等四方面对比了中外教育的差异后，杨福家提出一系列建议：改革高考考试方式和招生办法，高校招生凭高考成绩和高中表现录取；进行大学校长公开招聘的试点，严格学校财务管理、质量控制等制度；进一步建立导师制，适当控制班级人数；大力建设爱国求真、严谨求实、宽容创新的校园文化……

　　“高校班级人数是要少一点。”温总理接过话茬，“导师和学生要经常见面，才能真正发挥指导作用。但现在有的学生读几年书，和教授都说不上几句话。”

　　总理的这番插话，说明他的确是读完了而且读懂了杨福家送给他的《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现在真是网络时代啊，中南海座谈会报道一出，网民们便七嘴八舌起来，各样说法都有。其中一个网民写道：“杨福家所说的比起其他人实在的多，没有打官腔。而且杨福家是与会唯一一个准备了Slides的。温总改革教育启用的应该是这样一些人。校长得其人，一个大学就易有起色。”）

2012年２月７日上午９时，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兼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出席温总理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的座谈会，并第一个就教育问题发言。

　　座谈会开了三个小时。像上次一样，散会后，温总理送全体与会者到车旁，目送大家上车，挥手道别。

　　故事到此，似乎应该结束了。然而不然——

一篇文章，引出一段佳话

　　故事最早却是引发于瑞士东部滑雪胜地，达沃斯。

　　达沃斯以举办一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闻名于世。

　　2006年的年会于1月25日召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被列为8个次主题的首位。

　　在本届年会上，来自全球的2，300多与会者从世界经济论坛会刊上读到了一篇文章：《中国的和平崛起》。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和执行校长科林·坎贝尔。编者为此文加了一个按语，意谓：“杨福家和科林·坎贝尔说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惊动了某些观察家。联合教育将保证这种崛起是和平的。”

　　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还有：俄罗斯总统、德国总理、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银行行长以及马来西亚总理等。杨福家是这一期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唯一的中国作者。此前，美国前总统、西班牙前首相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都曾为这个杂志撰稿。

　　在这样一个著名的国际论坛发声，这已经不是一般个人署名文章，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声音了。这篇文章，是2005年11月底世界经济论坛会刊编委会向杨福家的约稿，后来他邀请科林·坎贝尔先生和他一起写。他觉得和一个英国教育家一起发出这个声音会更有力。

　　2005年12月是杨福家的一个忙月。诺丁汉大学管理委员会于2005年12月12日通过一项决议，到2006年12月31日杨福家的本届校长任期结束后，从2007年1月1日起将再聘续任3年校长，任期将于2010年结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连任校长职务了。英国人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连任他，已经不惜修改自己的章程了。

　　杨福家准备撰写那篇约稿的时候，正值温总理在法国访问。

　　温总理在法国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将邀请400名法国青年访华，这件事的意义要超过150架空客飞机的订单。经贸合作是现在，而青年交流则是面向未来……这段话在《China Daily》上曾有报道。杨福家在他们的文章中引了这段话。

　　后来世界经济论坛会刊收到这篇文章，就配了温总理在演讲时前面放有鲜花的一幅彩照。杂志正式出版后，编辑部寄来了两本，其中一本，希望他转给温总理。杨福家就给温总理转寄了这份会刊，同时附上了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这以后就发生了我们文章开头的故事：温总理给杨福家写了一封信——不是那种用电脑打印或者秘书代笔的信，而是他本人用毛笔书写的亲笔信，连信封也是。但其时杨福家在国外，当他看到这封信，差不多已是一个月以后的5月底。总理的信非常谦虚也非常诚恳，说是要向他请教教育问题，希望杨福家到北京去的时候能够当面谈一谈。

　　更令杨福家惊讶与感动的是，总理的信中说，他送的那本书已看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全书26万字，收有42篇文章，以总理日理万机之忙，“已看完”三个字可不是轻松说说而已。现在出了书都作兴送，可是有几个人会认真去看，尤其高层领导？可见总理的“礼贤下士”是真心的，而不是作秀。

　　杨福家就给温总理回了一封迟到的信，他和总理殷殷相约，于是就有了6月5日院士大会期间他和总理的“中南海之对”。

一个困惑，带来“同频共振”

　　但是达沃斯的文章，也还不是引发杨福家与温总理交往的唯一原因。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当家人，说，我把今天下午的时间都交给你，岂是总理个人的亲民作风所能解释，而自有深层次的原因。

　　近年来，尽管常有人指出中国的教育成就巨大，可是在平民百姓看来，实已成为一块惹不起也躲不开的心头之痛。

　　2004年8月，正当全中国的考生经过紧张的期待陆续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杨福家却在美国《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篇触目惊心的文章：在中国四川一所农村高中，一个叫郑清明的优秀高三毕业生，因为家庭贫穷拖欠了学校600元学费而不被允许参加高考，在深深的悲哀和绝望中卧轨自杀了……一个未来的人才被扼杀了，茹苦含辛攒下每一分钱供他上学的70多岁的外公外婆的梦破灭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的脱贫希望无情地被碾碎了！

　　震惊！痛惜！初读这篇报道的杨福家百感交集：在外国一个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在外国同行面前，从祖国却传来这样的消息！作为一个曾经当过中国大学校长的中国人，无地自容啊……

　　可是不久，又一则消息再一次令他震撼：就在郑清明卧轨两个月后，一个名叫张溪的女孩子，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这本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但母女俩却为筹不到8，000元的学费而抱头痛哭。事后，母亲悄悄上街贴出一张“卖肾”的告示，此事被女儿得知，哭着说道：“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大学了……”

　　几个月后，杨福家从英国回到了国内，当他迈入他曾经非常熟悉的中国大学校园，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从并校之风开始，更名秀，圈地热，一浪高过一浪；校园一个比一个大，大楼一幢比一幢高，大学城一座比一座宏伟……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本是好事，但，这就是国家和民族所呼唤的世界一流么？

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说过：“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难道，我们还不如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旧式教育家吗？

　　从诺丁汉到哈佛、到耶鲁、到普林斯顿、到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学院，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成了许多校长的朋友。与许多人的想象完全相反，他在这些校园里没有看到值得称道的大楼、也没有人屑于称道大楼。在剑桥、牛津看到的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而且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既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也没有院系设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之类。普林斯顿大学已连续六年荣登美国大学排名榜首，加州理工学院也总是在美国大学排名前五之列（2000年排名第一）；前者6，500名学生，后者2，000名学生，两校既不大，也不全，都不是综合性大学，但都培养了二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有名的智库。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火箭设计的发源地，在航空航天领域在世界占主导地位，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是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博士毕业生，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是该校1936年博士毕业生，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是该校1928年博士毕业生……

　　面对那耸入云天的大学高楼，杨福家马上联想到那些一个个渴望迈进大学门槛的清贫学子。他觉得有一种如鲠在喉的刺痛，有一种难以自抑的冲动，于是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痛心疾首地诘问：

　　“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

文章尚未发表，就在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阵接一阵的波涛。

　　“最近一段时间，杨福家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在部分高校校长手中流传，并在这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跑者中引起震动和深思。”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按如是说。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有记者采访他：“您就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已经三年多了。尽管您曾经是复旦大学校长，但这几年，您在国外的时间相对更多，为什么还要写这篇文章？”

　　杨福家回答：“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想讲真话。这出于一个人的责任感。”

　　这一份责任感，或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爱：对祖国，对人民，对教育事业。杨福家大声疾呼：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学，除了“大楼，大师”外，更需要“大爱”！何谓“大爱”？在杨福家看来，首先是营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充盈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有了这样的环境，既能请得来、也能留得住大师，更能让他们在坦然、平和的心境下出成果。另外，这种大爱还起码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就国家和社会而言，应该建立起一种帮助所有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上得起学的机制，而不再有郑清明式的悲剧；就高等教育的主体——大学而言，应该彻头彻尾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让杨福家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文章得到了四面八方的回应。

　　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文章越过了高墙，进入了中南海。

　　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对中国大学之痛，已经不是他一人之痛，而是引起了广泛的“同频共振”，直达最高层。他知道，最高层领导甚至对他的文章作过多次批示……

　　处于“台风”中心的杨福家平静地对记者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现在中央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受到极大鼓舞。”

　　对一个富强的、和谐的中国的期求和爱，——这正是他与中南海“同频共振”的“震源”所在。

不论是处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杨福家剀切陈词，为中国教育改革奔走呼号……

一声嘱咐，决定他终生使命

　　2006年2月14日，杨福家到他兼任校长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做新学期的第一次演讲。这次演讲不仅面对着学生，也包括执行校长高岩在内的来自全球的近百个外籍教师。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的使命。我并没有答案，希望教师、员工、同学们能帮助我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他那天演讲的开场白。我是那场演讲的听众之一，当我听了这句开场白，却对他提出的“使命”两个字产生了很多联想。

　　1963年2月，杨福家即将负笈远行，周总理在上海召见了他们这些时代的幸运儿。那天总理说过许多话，但有一句，让杨福家记了一辈子。

总理说：“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应想一想与你们同年龄的1，500万人。”

　　总理的意思很清楚：你们代表国家到外国留学，1，500万人里面只挑出了你们几十个。你们是幸运的，同时你们也要想一想自己的责任。

　　此后，杨福家不管是在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每当想起周总理的话，每当想起自己的同龄人，杨福家立刻就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

　　在11月20日的座谈会上，温总理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能做到四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我有使命感！”

　　从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到眼前最近一任总理，都强调了使命感。

　　同样的使命感，使杨福家的心和中南海连在一起。

2012年6月15日，温总理（前排中）为杨福家（前排左六）等新聘中央文史馆员颁发聘书后合影。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2019年1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科文卫体各界人士和基层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杨福家再次受邀出席并建言献策。会上，总理表示自己有杨福家的《博雅教育》一书，杨福家说会将《博雅教育》最新的第四版送给总理。总理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

尾声：春天来了，梅花开了

王耀成

王耀成，笔名旅人蕉、非庸。浙江金华人。1967年毕业于金华一中，1968年应征入伍，历任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杂志编辑；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创作组负责人，东海舰队政治部宣传部正团职文化科长，退役海军上校。1989年转业后，历任宁波市文联副主席，宁波市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宁波市第十一、十二、十三届政协特邀委员。

　　1971年起从事文学创作，著有《柿子红了》《When the Persimmos Were Ripe》《农民的创世纪》《陈中伟传》《Dr. Zhongwei Chen: A Life of Accomplishment, Dedication, and Bravery》《大潮初起》《石库门的主人》《女船王》（合作）等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作品10余部。

　　1993年起从事“宁波帮”研究与“宁波帮”题材文学写作，著有《赵安中传》《王宽诚传》《蔚蓝的航程——走向海洋的宁波帮》《宁波顾氏家族（传记篇）》《商行四海》《甬商散论》《蔚蓝航程》《甬商列传》等10余部；宁波帮题材电视与戏剧作品多部；并主编《海外宁波人研究》《宁波籍港澳台和海外人物录》《甬商书系》《百年风华》等。资深“宁波帮”研究专家，当代“宁波帮”研究开拓者之一。

　　（综合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浙商卷》之本人词条）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1ODM5MDU1Mg==&mid=2247513301&idx=1&sn=6b92f009af33527abac74040c96107c6

大河奔流工作室

文学文化类自媒体。坚持原创，独家授权，全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