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老虎·狗
——我的长途贩运记忆
宁波镇海庄市人长于经商，现在上海“庄二代”“庄三代”的祖辈，都是从庄市去上海“学生意”后，靠着吃苦耐劳和勤奋，在沪上扎下了根，成了“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4年，镇海区实施第一轮为期15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生产队的“大锅饭”及土地上解放出来，有了自己自由安排的时间和空间。
就在那一年夏季，我和同队农民承包的供销社水上煤球运输业务（从骆驼运到庄市，凭票供应）停止了——被供销社自己的汽车运输所代替。于是，如何解决空闲时间的劳动力出路就成了当务之急。
那时候，我的妹夫在宁波“大世界”的蔬果市场工作，对蔬菜果品的市场信息比较灵；分田到户后，我老爸也有了大量的休息时间，他做生意的头脑特别灵光，思路也比较宽广。于是，我们爷三个就合伙跑起了长途贩运。
我们的三人组合，真是“天作之合”。我年轻力壮，有气力、有精力；妹夫信息灵通且方便；老爸是搞长途贩运的老手，经验丰富，虽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搞土特产贩卖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我们也跟着吃了十多年的苦头，但是一旦形势允许，这匹识途老马便大有用武之地。
全兴行大屋（庄熙英故居）
1984年9月下旬，妹夫说，宁波市场的毛蚶非常热销好卖，老爸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商机，于是马上开始打听毛蚶的产地，并着手筹措资金。
第二天傍晚，我和老爸在老外滩坐船，转天一早到上海，立马赶到真如火车站，在那儿坐上北上山东的火车。翌日早晨，火车抵达山东益都（青州），从益都坐中巴车到毛蚶的产地——潍坊市寿光县的羊角沟镇。
这是一个类似于镇海澥浦、北仑郭巨的沿海小镇，到了那里，刚好大批渔船满载毛蚶返航。毛蚶的批发价每斤0.16元，加上运费0.17元，成本在0.33元左右，老爸认为可以下手。我们雇了一辆“黄河牌”一主一挂大货车，装了32000斤左右的毛蚶，傍晚就开始回宁波。
七点刚过，车到山东诸城境内，车子的水箱开始漏水了，我们要求司机接着开，路上我去提水加水箱。这一个晚上，我算是倒了“血霉”，每隔四十分钟左右，刚在驾驶室里打上瞌睡，又得下车提着水壶去寻水、打水，一个晚上几十次，到第二天下午二点钟进入宁波大世界市场前，就反复折腾，好在我那时候年轻力壮，也无所谓。
这一趟生意可是赚大发了，整个大世界市场就只我们这一车毛蚶，不用两个小时就销光了。一结账，除去损耗，拿到了22000多元钱，除去成本，三个人几天时间净赚了一万多元钱。这可是在1984年啊！这也算是首战告捷吧！苦是苦了，累是累了，但是收入也是很可观的。
林家大屋（乐汝成故居）
1985年，听说安徽的砀山梨比较好销，于是我和老爸又踏上了去砀山之路。批来梨头后，雇了一辆十轮大货车（十吨），满以为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就可以到宁波批发卖掉，谁知道突然祸事降临，半夜里汽车在南京市区一个转弯不小心侧翻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每人二十元劳务费，请人帮忙捡散落在地上的梨头。但是砀山梨很娇嫩，在地上碰过，到了宁波就是一个烂疤，结果，这一车梨头只是收回了成本。还好，没有亏钱，算是白忙活了几天吧。这也是我长途贩运生涯中的唯一一次车祸。
1984年12月底，我和老爸去山东潍坊采购大葱。去之前，打听到宁波市场的大葱比较好销，获利空间比较大。那天我们父子在寿光县城旅社开了个房间，没有按惯例发电报告知在宁波的妹夫，就雇了一辆十吨大卡车去寿光农村收购大葱去了。
哪知道，就在我们出发后，宁波市场发生了变化，市政府为了丰富市场，平抑物价，在山东收购了两个车皮一百多吨的大葱供应宁波市场，市场上的大葱价格暴跌。妹夫得知这个信息后，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可怎么也联系不上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宁波的情况，收购了满满的一大车，一到宁波直接傻眼了。结果这一大车大葱，足足卖了大半个月，到春节之前总算全部卖完，一算账，整整亏了几千元钱。亏点钱也不算什么，主要是大半个月的辛劳和心血都白花了。究其原因，还是为了省几十元钱的电报费，才导致大亏本的产生，本来我们是会空手返回的。
林家大屋（楼上）
1985年春季，我和老爸欲去江苏寻找猪崽市场，俩人在上海登上去南通的江申客轮，下午三点左右抵达南通。在南通，听人说如东县有个岙河镇，那里出产小猪崽。第二天，我们爷俩到了岙河，一打听，这里是附近几个县的小猪崽集散地，有东、南、北三个交易市场，其中东市场规模最大。我们就去了东市场。当天，采购了二百多头小猪崽，傍晚，市场方面为我们叫来了货车，把小猪崽放入铁笼中，在车后部留出一两个平方米的位置，给押车的人坐。我老爸坐在驾驶室，我当然坐在车后部押运了。车从南通摆渡过长江后就是鹿苑（现在的张家港市），一路狂奔十几个小时，天一亮到了宁波。一个晚上，我坐在车后面，小猪崽的屎尿下来，都掉在我头上，弄得一身骚气。顾不上冲澡，马上去附近的北郊乡广播卖猪崽的消息。当天卖不光，还要拉着去宁波的“三市”，江北的“莊桥”等地叫卖。
这样去了南通几次，有一次是在如皋渡长江的，对岸就是常州市，每次我都是坐在车厢后面押车，每次都是弄得一头猪尿。虽然是吃了苦，受了累，但是几次都是赚了钱的，几百几千不等，这点苦累对于我这个种地农民出身的壮劳力又算什么呢?万元户就是这样干出来的。
聚兴桥
1985年2月，春节来临之前，妹夫告诉我们，福建南平出冬笋，宁波市场比较热销。那一次，我是和我的一个亲戚一起去的福建。
到了南平，一时找不到采购冬笋的地方。下午，我一个人在火车站旁边转悠，见到几个山民模样的人也在转悠。我凑上去问“哪里有冬笋可以批发?”他们说“我们就是产笋的地方出来寻买主的。”双方一拍即合，我叫上同伴跟着他们坐公交车去了西芹镇。（为了安全，我当着他们的面给宁波的妹夫打电话告知我们去了山区。）下了公交，转乘手扶拖拉机进山。这几十公里，全是黄泥山路。我们随着他们进了山，在一个农民家里吃了晚饭。这个农民倒很客气，特地在大锅上煮了几个鸭蛋，还用自家种植的香菇做汤。当晚，安排我俩住在一间小平房里。我俩身上带着准备采购冬笋的上万元现金，所以也格外小心，毕竟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深山冷岙。那天晚上我俩没有脱衣服，用东西顶住房门，俩个人床头各放了一根木棍，以防不测。
下半夜，我们被一阵喧哗声、脚步声吵醒，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手拿着木棍紧张到了极点。第二天一早，村人告诉我们，有户人家的女人生了孩子，所以喧哗热闹。我们也算是虚惊一场，有惊无险！
第二天傍晚，我们开称收冬笋，每市斤0.98元，算一下，加起来成本在1.40元左右，宁波市场批发价1.70元，还是有利可图的（但不知道沿途有多麻烦）。
收好笋，装好车，天已蒙蒙亮了，司机叫我们马上发车。现在想想也是后怕的，那辆限载四吨的嘎斯车，我们装了12000多斤（六吨多）的冬笋，加上汽油，一路上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从南平出发，经建瓯、松溪、庆元、云和、龙泉、临海，山上还积着雪。一辆老旧的嘎斯解放车，装着六吨半货物，超载在50%以上，又是一个驾驶员，山高路险，疲劳驾驶，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也是一心想赚钱，也顾不上太多！
沿途过来，关卡特别多（查山货出口完税），有的地方几个农民拿一根毛竹涂上红白二色，在马路上一挥红旗，就让我们下车，接受检查（查有没有出口许可证、完税单），一路上到处都是。
在过龙泉县安仁镇检查站时，税务人员说“税单只有四吨，看汽车钢板不止四吨，要卸下来称一称”，最后卸下了大半吨，以每市斤0.32元收购（不够成本的零头）。我知道他们是收去当年货分配的，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经此打击，一个晚上精神都很郁闷。
还好第三天早上进入大世界市场，刚好是农历十二月廿三（小年），市场上只有我们一车冬笋，价钱卖得好（每市斤1.75元），一个小时就一抢而光。算下来，还是赚了那么几千元钱。运道还算好。
过了不久，我跟老爸又去了一次南平。这次学乖了，在驾驶室里预先准备了二十来包（每包十来斤）冬笋备用，每遇到一个检查站，就下车丢放一包冬笋，再拿出出口许可证和完税单让他们看。算是我们识趣，他们也马上放行。但因春节冬笋消费季已过，加上做生意的人也多了（包括福建人自己运销过来），冬笋生意没有年前那么好赚了。
庄市街市
从1984年到1985年下半年，整整两年多时间，我和老爸作伴，基本上都在从事长途贩运。山东莱阳的梨头，烟台莒南的苹果，河北的柿饼、大枣……什么好钱赚就做什么生意，充分发挥了宁波人头脑活络、善于做生意的特长。
这两年的贩运经历，我总结一下，真是老话头所说的“神仙、老虎、狗”的生活。
何谓“神仙”？就是在赚到钞票，放手数钱及消费的辰光，那才叫神仙一样的开心洒脱！
何谓“老虎”？就是在奔赴采购的途中，无论是坐船（海轮、江轮）还是坐车，都是威风凛凛，“老虎下山一样”。
何谓“狗”？也就是在押车运输途中，像狗一样蜷缩着，忍受着煎熬折磨，而不敢叫苦，心甘情愿，就像只小狗。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甜酸苦辣，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晓得。好在当时的政策开放，我们又把握得好，除了因为少发一份电报失去联络而亏了一大笔钱之外，基本上都是赚钱的，无非是多赚少赚而已。
1986年之后，我开始苦读，自学法律，也是天道酬勤，居然让我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人拿到了法律专业大专学历，考取了律师资格，1993年开始执业。我也许打破了一个全国纪录，成了中国自有律师制度以来，唯一以初小学历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
这之后，我的人生轨迹得到了改变，不再从事长途贩运。现在我已退休进入晚年，人老了，更容易想念往昔，还经常想起三四十年前从事长途贩运的那些往事。
（2024年9月28日下午于庄氏宗祠）
庄市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庄德章，男，汉族，中共党员，法律大专学历，1998年考取律师资格，1993年任执业律师。1947年5月26日出生于庄市，现为浦城章仔钧、练夫人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章氏)、宁波市章氏联谊会名誉会长、镇海区庄市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曾任宁波市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人大代表，镇海区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届人大代表。庄市街道(原庄市镇)胜隆村党支部、党总支书记，2001年村合并后，曾任新组建的联兴村党总支书记；同时担任浙江雄镇律师事务所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