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兼编剧列万·阿金延续了上一部作品《然后我们跳了舞》 （2019）对性少数群体/边缘人群的关注，或者说，这部新片其实是从上一部的故事里长出来的。
为了找到自己的变性人侄女泰克拉，退休历史老师莉亚带着无业青年阿奇，从格鲁吉亚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阿奇的家庭非常困窘，父亲脾气暴躁，听说莉亚要去伊斯坦布尔，他觉得找到了逃离的机会，谎称有泰克拉的地址。莉亚表面上冷峻古板，总是和人保持着距离，虽然住着大房子，但肉眼可见她的生活可能并不比阿奇家强多少，出发前还偷摘了邻居家的蔬菜。她当然猜到了阿奇在撒谎，但因为自己对语言不通的陌生城市的隐忧，她乐于多个机灵的帮手。
在伊斯坦布尔，他们住廉价旅馆，吃便宜的饭菜，穿梭在远离繁华的街巷。他们经历和看到的就是一副本地生活浮世绘。
电影采取双线故事平行推进，伊斯坦布尔一名变性人的生活也在徐徐展开，申请女性身份证，与男友约会，并即将成为一名律师。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每天在街头游荡，帮莉亚和阿奇带过路，翻垃圾桶，乞讨，某一次他们因为被人指控偷钱包被抓到警局，是这名准律师据理力争把他们救出来，他们是她朋友的孩子。
在异乡艰难求生的人们习惯了守望相助，尤其是变性人群体。当莉亚找到她们问询泰克拉的下落时，她们会敏感地开启防护机制——她愿意被人找到吗？
从开场阿奇父亲和莉亚的对话就能看到当地民众对“变性人”的看法，她们被当成家族的耻辱。泰克拉出走也是被父亲赶出家门，他们忍受不了村里的非议。当泰克拉的母亲也去世后，莉亚和泰克拉大概是彼此唯一的亲人。泰克拉的出走显然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她找到了同伴，但依然要小心翼翼地活在别人的目光中。
莉亚在逐渐松动。她在阿奇面前一直很严厉，既有维持长辈的威严，又有对陌生小伙的冷漠，她甚至一度赶走他，但又很快转念，把他找回来，一起在餐厅吃饭。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主动的格鲁吉亚大叔，给他们加菜，送莉亚玫瑰花，等莉亚上卫生间涂了口红出来，大叔却不告而别了。莉亚生气了，她说本来希望让大叔帮忙找人，这下泡汤了。她期待的显然不止这些。
电影的叙事诡计让观众误以为变性人准律师就是泰克拉，但其实她叫艾芙琳。她的勇敢、努力、智慧和对自己尊严的守护是电影里的一道光，她毫不避讳自己的变性人身份，也懂得只有变得更强才能保护好自己和身边人。
艾芙琳帮助莉亚找到了泰克拉最近生活的地方，但是她已经离开了，不知道去到哪里。莉亚翻着泰克拉留下的包，一件件地查看那些女性用品的镜头莫名的酸楚。
临行前，三人一起在一场晚宴上翩翩起舞。莉亚跳舞时展现出的放松、自信和风采证实了她之前的“自夸”，她年轻时一定也有很多自己的故事。
阿奇留了下来，准备在这里找工作。
当莉亚踏上返程的航船时，导演加入了一段幻想。
泰克拉和莉亚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相遇，莉亚来到泰克拉男友的家中，回忆着家乡和过往，泰克拉突然趴在莉亚腿上低泣。莉亚把积攒在自己和泰克拉母亲心中的愧疚、思念和爱，娓娓道来。
电影最后是一个长镜头，莉亚站在船头，环目四顾，迎风而立。
对于莉亚来说这趟旅程不虚此行，她穿过海峡，穿过岁月，穿过蒙昧，看到了年轻人，看到了亲人，看到了陌生人，看到了流动的人，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
这是一次看到未来的旅行，一次艰难而珍贵的“看见”。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