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东木”的新作《二号陪审员》被舆论广泛视为他“最后一部导演作品”。这部围绕谋杀案的法庭戏从内到外都极为沉静，耄耋之年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已经不需要刻意制造戏剧冲突来铺展故事，江河入海暗流涌动，风暴在人心。
贾斯汀（尼古拉斯·霍尔特 饰）即将成为父亲，在亲友的祝贺中迎来美满生活的新阶段，此时他被选为陪审团，参与一桩谋杀案的审判，他其实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高危产妇的妻子，但法官正因为他的责任感确认了他的陪审员资格，贾斯汀无法再拒绝公民义务，向妻子许诺会尽快完成工作。
本案件的死者是一名女性，名叫肯德尔·卡特，当晚她和男友詹姆斯·赛思在酒吧喝酒之后发生争吵，詹姆斯还动手掐了肯德尔脖子，两人冲出酒吧在暴雨中继续争吵，肯德尔愤怒地步行离开，詹姆斯也驾车离开。第二天，肯德尔伤痕累累的尸体在公路旁边的树林中被发现。
案情触发了贾斯汀沉睡的记忆。案发当晚他也曾在酒吧逗留，并在肯德尔离开后驾车上路，大雨滂沱中他被妻子打来的电话分心，撞到了什么，但下车查看时却没有发现痕迹，但看到了附近有鹿出没的告示牌。
贾斯汀发现，很有可能，肯德尔是被自己撞死的。
因为大雨破坏了现场，控方其实并没有充足的直接证据，只有尸检报告和相关证人证言，而詹姆斯之前是帮派成员有长期暴力史且与肯德尔常常发生激烈争执，这成为控方律师进攻的重点，尤其从性别角度做了强调，辩方律师则努力寻找证据证言的破绽，为詹姆斯洗脱罪名。
不同年龄段的男人、女人、白人、非裔、亚裔组成的十二人陪审团第一次投票，几乎压倒性的投了赞成票，但贾斯汀提出质疑，并推动大家继续深入思考。黑人大叔坚定认为詹姆斯有罪，白人大妈着急回家照顾孩子，很多人响应她，但被迫展开讨论后，陪审团成员陆陆续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不少人开始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逐渐分出“有罪”和“无罪”两个阵营，不断拉扯。
电影最精彩之处就在于观众在已知贾斯汀可能就是真凶的前提下，代入主角与他一起经历煎熬，看他如何做抉择。
当男律师面对陪审团坚定主张詹姆斯无罪时，当女律师面对陪审团坚定声称詹姆斯有罪时，反应镜头都落在贾斯汀脸上，他才是法庭上真正经历审判的人。当陪审团根据刻板印象得来的判断准备草草结束时，贾斯汀提出疑点，冷静下来的陪审团开始抽丝剥茧地解析案情后，他的立场又开始反复横移。
肇事逃逸的可能性被提出，退休警员依靠自己的经验分析案情，并支持肇事逃逸的假设，他甚至违背陪审员规章开始偷偷调查附近车辆，甚至已经发现了贾斯汀的车也在被怀疑的名单里，贾斯汀果断制造意外让退休警员的违规行为曝光，被踢出陪审团名单。
贾斯汀既不想詹姆斯蒙受不白之冤，也不想把自己拖下水，他似乎不知道该如何了结，只是想不断推延最终结果的到来。
贾斯汀也在不断查询如果自己被证实有罪会面临的后果，因为他之前有过醉驾前科，情形严重但所幸没有危及性命，当晚他又去了酒吧。很可能罪上加罪，最高会面临30年甚至无期徒刑。
从贾斯汀和妻子的争论中可以了解到，酗酒是他们的心结，他曾因此犯了错，并决心做出改变，重新做人，但妻子怀孕带来的生活压力让他再次内心波动，并偷偷去了酒吧。他告诉妻子自己投了无罪票时如此解释：“每个人都应该再有一次机会。”表面上在说詹姆斯，其实是说给自己的。
身为陪审员要守法执法，身份丈夫要守护家庭，贾斯汀面临着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困境。在法庭上，贾斯汀不断质疑但又没有明确主张的行为也开始引起争议，但整体上他保持着“理中客”的正面形象。他因曾经犯错而内疚，当下的美好生活是他知错就改的回报，现在他应该背着道德上有重大缺陷的包袱维护新生活，还是为了无辜和真相牺牲自我守护良知？
女律师（托妮·科莱特 饰）正在参与竞选，打赢本案可以助她一臂之力。她其实已经被案情的疑点打动，并开始着手重新调查，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她做好有罪辩护，做人的良知让她无法忽视无罪的可能。
作为好莱坞少有的坚定右翼，伊斯特伍德始终对政府、体制和权力保持怀疑态度，《萨利机长》（2016）《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2019）等作品的主人公都在体系性的压迫和不公中挣扎，个人想对抗公权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公权力本身又是千疮百孔。片中指出有时候因为案情比较“一目了然”，警方不会考虑其他嫌疑人，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验证被告有罪上。本片没有像《十二怒汉》（1957）一样专注探讨人性和陪审团制度的合理性，但也通过细节表达了自己的态度。黑人大叔坚决认为詹姆斯有罪，因为他身处的街区让他看到太多为非作歹的帮派成员，他的弟弟十七岁死于黑帮火并；有陪审员因为厌恶詹姆斯这类粗鲁凶暴之徒而认定他肯定有罪。不是根据证据而是根据自身经验来做判断，让陪审团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受到巨大考验。
影片对黑人大叔的呈现很值得玩味，他自始至终坚持有罪判定，演员塞德里克·亚伯勒浓眉大眼的形象也自带“正义之光”，当他说出自身经历时让人感受到出身底层的他对公正的渴望，剧情后期他注意到贾斯汀的古怪之处开始处处留心观察，当陪审员来到案发现场时他找到时机与贾斯汀秘密对话，然而他却再次表达对詹姆斯的厌恶并试图说服贾斯汀赞同他。贾斯汀长舒一口气，不动声色黑色幽默和不事声张的荒谬再次推翻了角色身上自带的“政治正确”光芒。
本片更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拷问——什么是正义？
贾斯汀当晚在酒吧控制住了自己，他没有喝酒，而他确实也看见詹姆斯开车折返，让肯德尔雨中独行。
在陪审团六比六的焦灼情况下，贾斯汀最终投出了决定性一票。詹姆斯被判有罪。
如果注定有人要承担代价，一个各方面都没有重大瑕疵的普通人意外造成的悲剧，一个臭名昭著恶行累累的恶棍蓄意杀害无辜，选择哪一个更接近“正义”？
本案的胜利帮助女律师竞选成功，即将肩负更大责任。她带着怀疑与贾斯汀做了含沙射影的对话。贾斯汀告诉她这件事是场意外，她问为什么相信，他说因为“他”是个好人，她反问正义怎么办，贾斯汀说，有时候，真相并不是正义。如果你因为陷入这个案件导致被媒体围追堵截，丢掉职位，罪犯回到街头，这又算什么正义？
因为对真相的共同的感知，他们找到了某种共鸣。她知道他不是坏人，他相信她是好人。
谎言带来的正义是“正义”吗？
尼古拉斯·霍尔特和托妮·科莱特贡献了精彩的表演，成功表现出了角色陷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结痛苦和挣扎。
电影始终保持着开放性，没有受害人遇害的正面镜头，不同证人的证词也有矛盾之处，放在法律层面很难证实到底谁应该负责。当真相悬置时，电影里的陪审员和电影观众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制度不可信，人心不可测，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
两位律师聊天时，男律师这样评价美国的司法系统：“它可能并不完善，但已经是目前最好的。”
女律师名叫“Faith”，摇摆的天平也频繁出现在镜头中，这是否意味着再“正义”的制度也需要“正义”的人来守护？
电影的最后一幕，已经成为检察官的女律师敲开贾斯汀的门，她或许已经下定决心。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法庭外，他帮她捡起遗落的手机。
伊斯特伍德保留了一点点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