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张店是位于沿淮平原上一个极其普通的偏僻小集镇，基本上没有工商业，只有几家供销社和手工作坊。小镇在解放初期曾经是张店乡政府所在地，后来撤并之后仅是一个生产大队，人口也不多。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地位的原因，小镇从清末民初开始就是周边十里八乡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集镇。这个集镇十天有四个集，逢五和十是大集，逢三和七是小集。不管是大集还是小集，中午过后就会散集。散集之后，街道上就会变得空空荡荡。
由于历史上淮河经常泛滥的原因，沿淮平原的村庄一般都建在人工筑就的高土台上，以防洪水的侵袭。张店小镇就建在一个南北走向的高高的土台上。土台南北长二三百米，东西宽五六十米至七八十米不等。街道南北向穿过，街道两旁是民居。平常不逢集时，街道可供行人正常通行；逢集时，街道两旁就会挤满出售蔬菜和各种农副产品的摊贩。从功能划分上，街道南部是出售蔬菜水果以及各种水产品的区域，中部则是米面杂粮区，中北部零星散布着医院、信用社、修车铺等一些手工作坊。
在土台的东西两侧是南北走向的水塘，水塘不深，生长着莲藕，里面养着鱼，归生产队所有。每到快过年时，水会被抽干，捉上来的鱼一部分卖掉，一部分则分给农民过年。土台的东面比较平缓，面积较大，逢集的日子，靠南面的地方就变成了牲畜交易市场，而中部比较开阔的地方则是说书的场地。
沿淮地区的说书和其他地方的说书有一定的差异。沿淮地区的说书艺人要用鼓和镲，但又和同属沿淮地区的著名的凤阳花鼓灯有较大的差别。花鼓灯所使用的鼓一般较小，而说书艺人的鼓则较大，演出时要放在鼓架上。鼓书艺人一只手拿鼓槌敲打大鼓，另一只手则拿着两片半圆的铜镲，一边有节奏地打鼓和打镲，一边唱词或者口述故事人物和情节。
在当时沿淮地区的乡镇，经常可以见到说书艺人在叙说和演唱。说书艺人一般都是中年人，记忆力好，口才及唱腔俱佳，否则很难吸引听众。同时，说书艺人还要懂得“卖关子”和“吊胃口”。一般情况下，每当故事引人入胜之时，说书艺人会突然停止唱说，放下手中的鼓槌和铜镲去收费，收费完毕之后再继续说唱，如此反复。快散集或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就会告一段落，待下一次再接着说唱。
在同一个集市上，平常只能有一个说书艺人表演，特殊情况下（例如庙会或重大节日）会有两三场。主要原因是在乡镇集市上听书的人不多，如果两个艺人同时说唱，既分散了听众，还会造成同行竞争，最终两败俱伤。一般遇见这种情况，初来乍到的说书艺人会让位给已经在该集镇上说唱时间较久的说书艺人。散场之后，老说书艺人会从说书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新来的艺人，新来的说书艺人拿到钱后则离开此地另觅新址。有时候，新来的说书艺人不理会这些规矩，于是就出现打“擂台”的场景，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而听客们既饱了耳福又可以不掏或少掏钱。也有这样的时候，其中一方恼羞成怒，愤然去砸另一方的场子，引起双方殴斗。殴斗的结果往往是双方都伤痕累累，在看客们的笑声中垂头丧气而去。
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一般在一个集镇上都会有一两名常年说书的艺人，他们大都和当地的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说书艺人一般说唱时间较长，有一定的名声，也有一群固定听众（类似今天的粉丝），外来的艺人很难挤进来立足。除非名气比较大，或者有当地干部或德高望重人士推荐，否则就无法开场，更谈不上赚钱。
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在小镇张店的说书艺人就是一位常年在这里说书的老艺人。每到逢集的日子，上午九点到十点钟，等那些忠实的听众基本到齐，说书就正式开始了。说书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中国历史上的演义和传说中的故事，老百姓喜闻乐见，津津乐道。让我好奇的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的那种政治氛围中，这些说书艺人所说唱的故事和内容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应该归入“封资修”或“大毒草”的范畴，但却从来没有被取缔和禁止过。这在当时的沿淮乡镇也算是一大特色和亮点。
我曾经在假期里连续去听说书艺人的说唱，醉心于他们口中的英雄人物，对其中宣扬的“忠孝节义”人物充满敬意。只因为儿时的我口袋里经常连一毛钱都没有，所以只能蹲在人群后边“蹭听”。每当说书艺人告一段落要收钱的时候就悄悄溜开，待下一节开始时再回来继续“蹭听”。实际上，说书艺人一般不向儿童收钱，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老听客。这些人往往希望把一部书完整地听完，为此，他们就要成年累月地听下去，也就不断地要付听书费用。我只能在假期里去听说书，所以听得断断续续也不连贯。我听的书基本上都是历史故事或演义，如《七侠五义》《三侠五义》《小五义》《隋唐演义》，以及《东周列国传》等。这些故事里曲折的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深深打动了我，英雄豪杰的壮举以及行侠仗义的痛快淋漓让年少的我热血沸腾。无数次的梦中，我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金戈铁马，除暴安良，行走江湖，英雄一生。尽管梦醒之后才知是黄粱一梦，但是，听书却成了我的业余爱好。
可惜的是，这个集镇流动人口太少，喜欢听书的常客不多，所以许多有名气的说书艺人在说唱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另觅新地。因此，说书的场子有时候会冷清下来。每当这个时候，当我路过说书的地方，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一九七六年春，说书的地方又开始热闹起来。我急忙凑上前去一探究竟。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愣了一下才记起，这个说书艺人姓崔，以前在镇上开修车铺。他年轻的时候曾拜过师傅学习说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说书成了他的副业。他的全名叫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因修自行车时脸上常常粘了许多油灰，加上皮肤较黑，镇子上的百姓都叫他“崔黑子”。崔黑子在小镇上有自己的修车铺，生意一般，只是生活比当地居民要好一些，日子过得比较满足。逢集的时候忙一些，闲下来的时候，崔黑子就会支起鼓架，拿起鼓槌说上几段。他说书的神态很陶醉也很投入，似乎将自己也融入说唱的故事之中了。他在小镇上有一些听客，进入夏季，晚上凉快一些的时候，他就在自家院子的树荫下支起鼓架说唱起来。
镇子上的老百姓平常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夏天的晚上也没有太多事情，天气又热，听书就成了镇子上百姓的业余生活。听崔黑子说书不需要花钱，想听书的人只要自带板凳和茶水就够了。崔黑子说的书主要是古代的故事和演义，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现代的内容，基本上都属于悬疑破案一类的故事。而说唱现代的故事则是为了迎合一些年轻的听众。
崔黑子家共有五口人，夫妻俩和三个女儿。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妻子是小镇上少有的美人，梳着两根乌黑的长辫子，三十岁左右。三个女儿年纪都不大，大约都是上小学的年龄。崔黑子妻子的娘家不在本地，怎么嫁到这个镇子上没有人知道。可能是妻子没有给他生儿子的缘故，崔黑子对妻子总是阴沉着脸，有时喝完酒后还会打骂她。他的妻子是个寡言的人，不喜欢凑热闹。每当崔黑子开始说唱的时候，她都是在家里默默地做家务，一切收拾停当之后，她会坐在自家的门口远远地看着崔黑子说唱。我也经常光临崔黑子家的院子听他说书，特别是夏天的晚上，我会在那儿连续待上几个小时，直到母亲循声而来把我揪回家去睡觉。这样的免费听书大约有两年的时间，直到有一次我赶过去听书时，发现崔黑子家的院门上了锁，而且在逢集的日子也不见他开门营业，觉得非常奇怪。后来才听说，他的妻子跟别的男人私奔了，崔黑子出门寻妻去了。大约几个月之后，崔黑子回来了，却没有看见他的妻子和他一同回来。再后来，崔黑子的修车铺关张了，人不知去哪儿了。这时候大约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天。也恰恰是这个时候，我家搬离了这个镇子，去了更偏僻的乡村，我听书的日子也结束了。
一九七六年春，我家又搬回小镇。一天，恰是逢集的日子，路过曾经说书的场地，恰好见一说书艺人正在说书，我不自觉地走上前去，想“蹭听”一段，于是又偶遇了崔黑子。我站在人群后面，听崔黑子说唱《隋唐演义》。崔黑子这时候的说唱与几年前相比更有韵味，声音更加洪亮，鼓槌和铜镲的运用更加娴熟。据常听他说书的听客们介绍，他关了修车铺之后又去拜了师傅。在师傅的调教下，技艺大有长进，回来之后就开始正式成为这个小镇的“专业”说书艺人。崔黑子的名声渐渐大了起来，其他说书艺人已无法在此地立足，纷纷离开另谋生路。又过了两年，他收了徒弟，人少的场合都由他的徒弟应付，只有大的节日或庙会的日子他才会亲自登台说唱。崔黑子的名声大了之后，甚至周围百十里范围内都有人请他去说书，在小镇反而很难听到他的说唱了。好在他的徒弟说唱功底也不错，人们也就没有了怨言。
一九七〇年代末，我家搬离了小镇，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崔黑子，也再没有听过说书。二〇〇七年春天，我回到小镇，也打听过崔黑子的情况。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近况。只是听说，他的妻子又回到了他的身边，而他已不说书了。至于什么原因，没有人知晓。
或许是没有听众了吧，也或许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不过听到崔黑子已经不登台说书的消息之后，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顿时涌上心头。
我没有考证过说书艺人诞生在哪个朝代。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类似说书艺人这样的民间艺术家数不胜数。在启蒙和教育严重落后的年代，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传承着中华文化，宣扬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在我眼里，这些民间艺人（包括说书艺人）是伟大的，他们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燃灯者”。
在今天的多媒体和互联网时代，说书艺人的说唱和表演似乎显得有些多余。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作用。也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他们，更没有任何理由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