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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禾丰

一、案例故事

北京时间10月14日下午5时45分，诺贝尔奖官网宣布2024年经济科学奖得主花落三位美国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Daron Acemoglu（达龙·阿杰姆奥卢）、Simon Johnson（西蒙·约翰逊）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James A.Robinson（詹姆斯·鲁滨逊），他们以“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理论共同获奖，该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

据诺奖官网介绍，“今年的获奖者对各国繁荣程度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见解，一个重要的解释是社会制度的持续差异。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能够证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可以解释制度差异为何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如何变化。”

简单地说，这三人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们发现并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影响。

对于这个结论，我颇为认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觉得制度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它比一个或几个英雄人物要关键得多，靠谱得多，持久得多。

我曾经访谈过某集团公司高管A总，他原本是技术出身，擅长写程序代码，曾经攻克过许多技术难题，拿过集团上下的各种科技创新大奖，证书奖牌堆了一桌子。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佩戴大红花的照片经常出现在宣传橱窗里，刊登在公司报纸杂志上，露脸于视频媒体里，成为公司上下的热点人物。

2000年前后，他还曾荣获集团科技功臣称号，一次性拿到现金奖励20万元。说到这里，一向不苟言笑的A总此过也难掩按捺不住的激动和兴奋，“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呀！那时我所在的城市最好的地段房价还不到1000元，这一笔奖励就可以在最好的地段买两套相当不错的大房子！”

后来，A总被董事长看中，转型做了管理，成为首席技术官，继而又升职为副总经理，后来又提任为总经理，在市场项目拓展、数字融合、信息化管理等方面颇有建树，取得了斐然的业绩。

大家一提起A总，都有口皆碑，赞不绝口，“干技术，无人可比；干管理，那没得说；干经营，遍地开花”。可以说，不论是技术，或者管理，抑或经营，单就任何一个方面拎出来，A总都达到了很多人忘尘莫及的高度，三者复合叠加，那更是让人只有羡慕的份儿，“只可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带着这个疑问，我出于记者出身的职业习惯，借机向A总请教他何以如此成功的秘诀。A总沉思了一会说：“成功都是偶然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口综合因素的结果。但是，在所以因素中，最重要的一定是发展机制。你可能感觉这句话有点虚，其实一点不虚，这也是我发自肺腑地真情表达”，停了一下，他喝了一口茶，又接着说：“不瞒你说，我来这个公司前，曾经在另一家公司干技术。那时，更年轻，更努力，更意气风发，更想做出成绩，但是，那家公司发展机制不行，再好的创意也实施不了，再大的才能也施展不了。我最感谢的是公司创造了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不然，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码奴。”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拿破仑在编写回忆录时的一句话：“我的伟大不在于我曾经的胜利，滑铁卢一战已使它随风而去，我的伟大在于我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它将永远庇护法兰西人民享受自由。”

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一些管理者常常抱怨员工质量意识不强，喜欢偷懒耍滑，浑水摸鱼，拨一拨，动不动。表面来看，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员工思想觉悟不高，综合素质不强，但进一步往深处看，其实是制度设计不到位，让大家缺乏向善向好的内在动力。

要知道，人性是懒惰的，若是无特别的刺激，大多数时候，人是不愿意多做事情的，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只有设计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想要什么，就去奖励什么”，才能让员工自觉地做企业文化倡导的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绩效考核制度设计的重要性。它可以让管理者不用苦口婆心规劝，也不必千方百计监督，只要制度设计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轻松达成预期目标。

英国将澳洲变为殖民地之后，因为那儿地广人稀，尚未开发，英政府就鼓励国民移民到澳洲，可是当时澳洲非常落后，没有人愿意去。

于是，英国政府想出一个办法，把罪犯送到澳洲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英国本土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澳洲的劳动力问题，可谓一举两得。还有一条，他们以为把坏家伙们都送走了，英国就会变得更美好了。

英国政府雇佣私人船只运送犯人，按照装船的人数付费，多运多赚钱。很快，政府发现这样做有很大的弊端，就是罪犯的死亡率非常高，平均超过了10%，最严重的一艘船，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37%！

政府官员绞尽脑汁想降低罪犯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包括派官员上船监督，限制装船数量，等等，却都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将付款方式变换了一下：由根据上船的人数付费，改为根据下船的人数付费。船东只有将人活着送达澳洲，才能赚到运费。

新政策一出炉，效果立竿见影，罪犯死亡率迅速降到了百分之一左右。后来，为了提高生存率，船东还特意在船上配备了医生。

其实，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变化，并不是因为船东良心发现，变得善良了，而是制度设计、利益驱动所然。

二、理论逻辑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三位获奖者对国家之间为何存在巨大的繁荣差异提出了新的见解。

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解释了为何制度差异会长期存在，以及制度如何改变的问题。

三位经济学家在2001年的论文中研究了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化历史。他们发现，殖民者从16世纪起在不同地区引入或保留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造成当前国家繁荣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殖民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如今却成了最贫穷的地区。

这种“命运的逆转”与殖民者的死亡率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如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越低，因为高死亡率地区往往是缘于建立了掠夺性制度，目的是迅速获取资源，而不是长期发展。

证明社会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上，也涉及其他因素。为了找到答案，获奖者采用了创新的实证方法。

阿杰姆奥卢和其合作者用十分巧妙的方法，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他们研究了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死亡率，发现殖民者在适宜居住的地区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而在高死亡率地区则实行掠夺性政策。他们精密的统计分析显示，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

而在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阿杰姆奥卢进一步研究了制度的演化规律。例如，他对“政治的科斯定理”表示质疑，即制度变迁是通过谈判达成最有效率的结果。在他看来，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如果在旧制度中受损的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制度变迁，那么有效率的制度就不会出现。

三、启智增慧

古人讲：“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治理国家，管理企业，使人民安然有序，就要健全各项制度。制度是定国安邦之根本，兴企富企之关键，是一个组织能够长久不衰的第一因素，能起到决定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制度很重要，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干坏事，一个不好的制度，就是一个好人也无法干成好事。

有了好制度，做好不需要神仙；没有好的制度，神仙也做不好。在一个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的企业，管理可以激发人的善意，“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反之，则导致内卷、内耗，瞎折腾，拉帮结伙，枪打出头鸟。

如果一个企业在制度方面出了问题，特别是在顶层设计中出现了严重缺陷，往往靠努力是难以弥补的，靠聪明也济于事。即便绝顶聪明如雷军这样的大伽，也曾吃过制度设计的亏，最后导致失败的厄运。

2023年8月14日，雷军在其第四年度个人主题演讲中，回望三十多年的创业之旅，复盘了第一次创业失败的经历，特别强调，创业要先想清楚股权结构：

我在电子一条街上混了一年多，有位学长想创业，就来找我，答应得特别爽快，我特别兴奋，我觉得我终于有机会大展宏图，我的梦想就是创业。

我们公司起名叫三色，当时，我们有四个创始人，大家都是朋友，每个人分25%的股份。

大家都渴望干一番大事业，每天都干得热火朝天，但随着公司到10多个人，问题就来了：谁说了算？

各位想一想，如果大事小事都要商量着干，多麻烦。万一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一吵半天。后来，我们觉得这样不行，得选个董事长，而且还是民主选举。

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就改选了几次，大家都当了一遍董事长。只有我一个没当过，主要他们嫌我年龄小，觉得我压不住场。

于是，从我们先卖电脑，接着写软件，甚至还做打字复印的业务。为了伟大的梦想，我们什么生意都做，现实很残酷。刚开始我们还挣了点钱，后来业务越来越多，反而挣钱越来越难。

有好多次，我在学校上晚自习，几个董事跑到教室来找我，拉我出去开会，商量一晚上也商量不出什么主意。

接着公司就开始发不出工资、吃不上饭，这个过程很煎熬。这个时候，我们有个董事吹牛说，我做生意不行，打麻将还行。

于是，我们就派他去跟食堂的师傅们打麻将，赚了一堆饭菜票，我们靠这个又熬了一段时间。到后来赢得太多了，师傅也不带他玩了。

最后，我们的公司还是熬不下去，当时我们连散伙饭都没吃，就把公司清算关门了。我分了一台286电脑，当年觉得特别累，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醒来后，走在校园里，一下子轻松了。

第一次创业，就这么结束了。后来，我复盘过很多次，想一想我们真的是太幼稚了。什么都没想清楚，就稀里糊涂干了。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一个大学生创业的团队，他们也是四个股东，也是每人25%。我一看名片，好家伙，个个都是董事长。我说你们谁负责？他们告诉我说，我们都是好朋友，凡事商量着来就行。讲得特理直气壮。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我觉得他们创业应该不太会顺利，只能默默祝他们好运。

一个伟大的企业，需要像雷军、任正非这样的超人来引领时代、推动发展。但是，“离了这个人不行”，离开一个领导者或一个英雄人物，就无法实现正常运转的团队，绝对不是好的企业。好的企业应该是“离开谁都照常转”，可以经受住时间和风险的考验。

1997年，时任可口可乐董事长和总裁的罗伯特·古兹维塔被确诊为肺癌，这个消息在华尔街不胫而走，但是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却并没有大幅下跌，而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这位总裁的死讯在6个星期后宣布时，也未引起可口可乐股东的恐慌。潘恩伟柏公司的分析师艾曼纽·古德曼说：“古兹维塔是我所见过的、能让公司在他不在的状态下正常运作的最佳总裁”。

曾经有记者问任正非：“您怎么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任正非回答：“我是管长江堤坝的，长江不发洪水就没有我的事，长江发洪水但不太大也没有我的事啊。我们都不愿意有大洪水，但即使发了大洪水，我们也早就有预防大洪水的方案，也没有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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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喜马拉雅主播陆海洋。 原创不易，欢迎评论留言，转载请注明出处。记住喔，先赞后看，养成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