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名词和文字可能只存在于百姓的口语中。
我并不知道“行佣”这两个字究竟应该是哪两个确切的字。为了能够更贴切地表达原意，我只能根据当地人们的发音生造出来这两个字。
“行佣”类似今天贸易市场里的中介，又不同于今天的中介。“行佣”这个行业何时在沿淮平原上产生，又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我没有考证过。我曾经咨询过当地研究民俗的人士，他们的答案也有许多猜测的成分。从他们反馈的情况分析，“行佣”这个行当在沿淮地区至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我家刚搬到小镇时住在小镇南头的小学里。这里曾经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政府所在地。后来乡政府撤并后，在原址上改造成了小学。学校离市场很近，走出去几十米就到了集市。
小镇的商业在历史上已经形成若干功能区。例如，南部主要是出售蔬菜水果和农副产品的区域，中部是出售粮食的区域，北部则是临时商业区域，街道最南端靠东部的区域是出售鱼虾等的水产区。土台的东面较缓，面积也较大，靠中部的区域是说书艺人唱大鼓书的场地，南部则是出售猪马牛羊等牲畜的市场。
按照当地市场的传统和规矩，只有出售牲畜、米粮以及水产品的市场才有“行佣”，其他市场没有“行佣”。
我认识的第一个“行佣”来自于水产市场。“行佣”姓郭，当时的年纪应该六十多岁。他的儿子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当过张店乡的副乡长，在百姓中的名声不错。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当地的百姓仍然称呼他的儿子为“郭乡长”。“郭乡长”和我的父母比较熟。在我的印象中，“郭乡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骑着一辆当地罕见的英国品牌老式自行车。他在小镇任何一个地方办事或开会都从不锁车，也从来没有丢过。当地百姓只要看到这辆自行车就知道是“郭乡长”来了，通常还会对自行车品评一番。“郭乡长”当时五十岁左右，头发却早已花白。他的父亲据说在解放前就在小镇上做“行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做“行佣”差不多已有四十年时间。
在沿淮地区，称呼爷爷辈分的人为“爹”或“爹爹”，我称呼“郭乡长”的父亲为“郭大爹”。
郭大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只有两身行头。进入秋季，稍冷一点儿就穿上棉袄，但从不系扣子；里面一件白布衫，一条布腰带将棉袄一扎就一切停当。如果进入严冬季节，他会戴一顶旧的皮帽子。春夏季节，郭大爹会穿一件黑色粗布大褂，里面一件薄的白布衫，大褂也是不系扣子。逢集的日子，郭大爹总是早早地来到市场，和已经到达市场的商贩谈天说地，在闲聊的过程中，基本上把鱼虾蟹等水产品的价格确定下来，等早市一开张，就可以进入买卖阶段。
郭大爹随身带着自己的秤。这是一种有秤砣的秤，据说，这杆秤已经伴他几十年光阴了。郭大爹的手感极好，如果买主看上某种水产品，只要报上拟选购数量，他就可以在几秒内挑选好货品，放在秤盘中称量时也几乎半两不差。对于一些熟人或者老客户，在保证质量和鲜活的前提下，还会在成交后多给一点儿。在称量货品的同时，嘴里一边夸赞货品好，一边说代表卖水产品的商贩多给一点儿，并且请客人以后继续光临照顾生意。买卖双方在说说笑笑的和谐气氛中就完成了交易。
郭大爹多年积累的人脉以及人品让小镇上的水产品市场非常兴旺。一般情况下，上午十点钟左右，所有的水产品就会销售一空，最后剩下的一点儿小鱼小虾，郭大爹会带点回去自己享用。由于他所在的水产品市场大多是小生意，他个人也不贪，从卖鱼虾者那里只收很少一点儿钱。虽然收入并不多，他却乐于做水产品市场的“行佣”，几乎风雨无阻。
我父母经常到水产品市场去买鱼和虾。可能是大家很熟悉的原因，每次买鱼虾，未等我父母开口，他就会把鱼虾称好，价格也非常公道。在称重和算账的同时，还向市场里的商贩夸赞我父母的为人，以至于后来许多商贩都认识我父母。
一九七八年的一段时期，水产品市场突然没有了郭大爹的身影。向商贩们打听才知道，郭大爹患了重病，据传已经没有生还希望。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变得很沉重，在心里祈祷郭大爹能够闯过“鬼门关”。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我忽然在集市上又看到了郭大爹。他比以前消瘦了许多，但精神状态仍然和以前一样。见到我父母后，他立即上前打招呼，并且开玩笑地说：“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要长生不老了。”在大家的笑声中，买卖交易继续进行，水产品市场又和往常一样热闹起来。
在牲畜交易市场里也有“行佣”。这里的“行佣”在具有精于促成买卖成交本领的同时，其本人也得是牲畜方面的专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沿淮地区，牛羊猪是农民家庭中的主要财产。在买卖过程中，达成交易的难度很大。“行佣”面对买卖双方不仅要谈价格，还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例如，为什么要买或卖，有没有疾病，来路正不正等等。这个市场的“行佣”承担的风险也较大。曾经有一个买主替生产队买了一头牛用于耕田，没想到买回去不久牛就病死了。这个买主就到市场找“行佣”理论，“行佣”既找不出理由，也没有能力赔偿。买主所在大队最后告到了县里，县公安部门以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将“行佣”抓了起来。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牲畜市场没有新的“行佣”接替，以至于小镇原本热闹的牲畜交易市场差一点儿关门歇业。
小镇的中部是米面杂粮区，主要以买卖小麦、玉米以及当地出产的大米、花生以及豆类等为主。这个市场的“行佣”干这一行也已有几十年时间，他的名字叫蒲绪德。小镇人口构成中主要以张姓为主，蒲姓并不是大姓，人口也不多。但是，蒲绪德在当地却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人物。据说，他的名气要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占领小镇之后，为了掠夺粮食等资源，对当地百姓施行了极其残暴的政策，害得当地许多百姓几乎要背井离乡。蒲绪德有一个大哥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正是凭借着他大哥在日本人面前周旋，才使情况慢慢好转。日本人投降之后，他的大哥投靠了国民党，做了当地保安团的团副。当政期间，没有对当地的百姓横征暴敛，还做了一些好事，在百姓中积累了一些人脉和声望。蒲绪德既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加入共产党，为人敦厚老实，最喜欢喝酒，几乎就是一个酒鬼。借着他大哥的名望，他从解放前就开始做“行佣”。解放后，听闻共产党要镇压反革命，他大哥偷偷跑到外地隐姓埋名躲藏了起来，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没敢回来。蒲绪德的“行佣”生涯却一直继续着，没受任何影响。
几十年的“行佣”生涯让蒲绪德练就了过人的眼光和本领。凡是沿淮地区出产的小麦、水稻、玉米以及其它杂粮，他只通过“摸、看、闻”就可以对某一粮贩的粮食质量和成色有个正确的判断，几乎不会有任何差错。正因为如此，当地买粮的人信任他，卖粮的人也信任他，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一杆公平秤。只要是关于粮食方面的事情，他亲自出马得出的结论就是标准，买卖双方都会心悦诚服。蒲绪德在收费方面也比较低廉，如果一个逢集的日子能赚到一块钱就已经心满意足，有时候只能赚到几角钱，他也会很乐呵地揣着这几角钱踱进旁边的供销店，花上一角或两角钱买上一小碗酒，倚着柜台慢慢啜饮，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蒲绪德的酗酒远近闻名。他几乎每天都要喝酒，不管口袋里有多少钱，最终都会送给卖酒的人。蒲绪德一生未娶，只有几个侄儿和侄女。他还身患严重的哮喘病，发病时，声音震天动地，差不多半条街都能听到他咳嗽的声音。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他爱喝酒的嗜好。他只要口袋里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买酒。喝酒的时候是他最放松的时候，这时候的他脸色红润，目光迷离而温和。有时候，他多赚了一点钱，还会买上几角钱的猪头肉，边喝酒，边吃猪头肉，那一刻，他的神情似乎在证明，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时候，他也会邀请其他人一起喝酒，尽管大部分时候都没有下酒菜，他们就用同一只碗轮流吮喝着，偶尔还会划上几拳。当一碗酒见底之后，他会把碗里的残酒一滴滴吸进嘴里，口中发出“啧啧”的声响，直到一滴酒不剩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碗，身子歪歪斜斜地走出供销店，嘴中还会哼唱几句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小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们家的三个孩子都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每月每人二十七斤的国家供应粮远远不够吃。买粮是我父母每个月必须做的事情，和蒲绪德认识和熟悉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每一次去买粮食，蒲绪德都会非常认真地帮助我父母挑选，也会极力说服卖粮的小贩给一个优惠的价格。蒲绪德对我父母非常尊重，平时在路上遇见时，他都会很恭敬地称呼我父母为“先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家搬离小镇去了遥远的城里。生活在城里的我也会去农贸市场购买农副土特产品，但再也见不到那些熟悉而亲切的“行佣”了。
从那时候起，我再没有见过郭大爹和蒲绪德。二〇〇七年，我途经小镇，希望能找回儿时小镇的样子，可惜的是，整个镇子已经完全变样，以前建在高高的土台上的镇子已经完全破败了。而另外选址建设的街道由于缺乏规划，非常零乱，污水和垃圾随处可见，我印象中的小镇已经面目全非。
我问儿时的朋友，市场上还有“行佣”吗？回答是没有了；又问起郭大爹和蒲绪德的情况，才知道他们早已去世了。
他们不在了，传统意义上的“行佣”当然也就没有了。如果他们还活着，面对今天的农村市场环境以及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的状况，他们也无法生存下去。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行佣”两个字的正确写法，但我却知晓“行佣”两个字的分量和其中所代表的信用和信誉，他们将会被写进历史，更会记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