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记载了子贡赎人、子路受牛的故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初读此文，看到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和对子路的赞赏，有点不理解。子贡在国外（诸侯国）赎了一个鲁国人，尽管法定赎金由国家支付，可他回来后拒绝领取，孔子不但不赞扬，反而批评他做错了，说从今以后，鲁国人将不会从别国赎回奴隶了。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给他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不但不批评他，反而十分赞赏，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
掩卷深思孔子的话，觉得孔子真是“见之以细，观化远也。”孔圣人通过两个学生的行为说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公德与私德的问题。
子贡赎人不领国家的赎金，从私德上说，可谓高风亮节。孔子可不这么看。他看到了子贡的个人行为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因为子贡的私德冲击了整个社会赎人的公德。鲁国赎奴金出于府，就是希望整个社会关爱鲁人，集聚春秋时期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子贡是卫国富家子弟，本身是儒商传奇的代表人物，赎个人出点钱，举手之劳。而鲁国没有多少人像子贡这样富有。普通百姓赎人，掏不起赎金，到国家领赎金，社会又会用子贡的行为对比，导致众多想赎人的百姓，有心无力。由此，子贡赎得一人，众多的奴隶却因赎金问题无人敢赎了。涉及整个大众的利益是公益，做公益的事，是公德。而子贡的私德影响了公德。明代思想家袁了凡在其《积善之方》中分析此事后说：“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子贡此举“似善”而因“其流足以害人”“实非也”。
其实，私德与公德不是对立的，私德是公德的社会基础。孔子批评子贡，不是否定他的私德，而是希望他的赎人善举能被社会推崇，他的私德能推动“鲁国之法”的普及。子路受牛反而受到孔子的赞赏，就是因为子路的私德与公德相融互促。为什么孔子会说“鲁人必拯溺者矣”？就是因为子路的行为会引导整个社会的仿效。公德是需要一个个个人的私德积累养成的。子路受人之牛，在春秋时期有利于形成社会公德。我们大都认为子路拯溺者而不受人之牛更好，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拔高道德的标准，似乎利人就不该利己。梁启超在三十年代针对这一社会现象曾专门撰文分析阐述这个问题：近世哲学家谓人类皆有两种爱己心：一本来之爱己心，二变相之爱己心。变相之爱己心者，即爱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独立于世界也，于是乎有群；其处于一群之中，而与俦侣共营生存也，势不能独享利益，而不顾俦侣之有害与否，苟或尔尔，则己之利未见而害先睹也。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利人也利己，社会上公德与私德会更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普通民众才不会闻德不企而离德而去，道德才不会出现尴尬的状况。
本文刊于2025年1月3日《镇江日报.镇江周刊》“西津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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