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镇张店的北头有一所中学。中学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据说，这所中学是“文革”初期将城里一所中学的部分搬迁过来组建的。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刚搬来小镇时，中学里有四五位从城里“发配”来的“右派”教师在这里任教。一九七五年之后，这些教师就陆续调走或返城了。
这所中学的校址原是一座庙宇。据当地人说，这里原来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庙宇，香火也很旺，方圆数十里的香客都会来此拜佛敬香。抗日战争时期，该庙宇被日本人占据并在庙宇四周挖掘了壕沟，仅留下南面一个出口和小镇相通。日本人投降后，又重新恢复成庙宇，只是香火已大不如前。解放后，“破四旧”时，该庙宇大部分被毁坏，“文革”时期被彻底拆除。当时，城里正在“闹革命”，上级就把城里重点中学—“一中”的部分迁往小镇，在庙宇的原址上，利用拆除下来的砖石和木材修建了教室和办公室以及教职工宿舍，张店中学就这样成立了。
中学只有三个年级，初期的中学教师主要由发配来的“右派”教师以及原“一中”教师担任。
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主要来自周边乡村，也有一些来自小镇。学校里的十多名教师，分别教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生物、体育等。学校里没有学生宿舍，学生早来晚归，自带中午饭。学校里有一个食堂，不提供饭食，只提供开水，主要为带饭的教师和学生把饭蒸熟和加热。学校里有一间小图书室，还有一间物理和化学实验室，这些也都是从原城里的“一中”拆分过来的。
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只有初中部的中学有一个校长，并且只有一个校长（没有副校长）。她是一位女校长，名叫李桂英。
李校长和我的小学老师——年老师是师范同学，也是好朋友。她俩工作的单位一个在小镇的南头，一个在小镇的北头，相距不太远。正是由于相距不远，她们之间经常互相串门，慢慢地，我也认识了李校长。
我家刚搬到小镇时，她们分配到小镇工作不久。由于只有二十多岁，都还没有成家。李校长和年老师经常一起聚餐，有时候，她们也邀请我父母参加。我们一家和李校长就这样熟悉起来。
我认识李校长时，她还不是校长，只是一名语文教师。只因为她的一次举动，让年仅二十多岁的她当上了校长。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正处于“文革”中后期。大规模的学生“串联”以及停课“闹革命”等现象已经销声匿迹，但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仍然受到很大干扰，经常处于半停课状态。正是由于学校的不正常状态让小镇上的一些人钻了空子。当时的沿淮乡村和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一样，尚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人们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更谈不上置办桌椅板凳。小镇上的人们也是一样。小镇中学刚成立时，从城里的中学调运过来许多办公家具，包括桌椅板凳等，这让镇上的百姓看了眼馋。此后，学校经常发生丢失桌椅板凳的现象，由于学校没有设立专人看管，又没有现场抓到盗窃的人，对失窃行为只能装聋作哑，通常就是把教室门窗加固一下了事。学校的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制止偷盗行为的发生，反而鼓励了一些人偷盗行为升级。有时候，周末的白天或晚上就有人撬门砸窗进入教室偷窃。每逢假期结束，学校的桌椅板凳往往损失过半，县教育局不得不拨款重新购买，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多起。
李校长在师范学校上学时正值“文革”初期，当时的学生一般都加入过“红卫兵”组织，李校长也不例外。她曾经和同学一起到数个省市串联，还到过韶山和北京，据说还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见过大世面的李校长当时在小镇中学初三班当语文老师。某一年的暑假结束开学之时，她所在年级的桌椅被偷盗一空，无法正常上课，李老师十分愤怒，学生们也群情激昂。在她的率领下，近百名学生对小镇进行了“地毯式”搜查。由于人多势众而且“出师有名”，当地的百姓也不敢阻拦，只能任由学生一路“扫荡”过去。经过半天的搜查，战果辉煌，起获大量“赃物”。学生们在李老师的带领下，在人们的注目下将“战利品”运回学校。
李老师一战成名，她的举动不仅震惊了小镇，还震惊了县教育局领导。领导们一致认为，李桂英老师有勇有谋，最终决定破格提拔她当校长。
经过这次行动之后，学校的失窃行为基本上被杜绝，就连小偷小摸行为也消失了。当地百姓见识了李校长的“扫荡”之后，对其又恨又怕，好在从那以后彼此相安无事。
对李校长更深入的了解是一九七六年之后。我家于一九七六年春再一次搬回小镇后就住在中学教师宿舍里，和李校长成了邻居。
那个时候，李校长已经成家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一名军人，叫张军遥；大孩子是个男孩，名字叫张伟。
我上初中的时候，李校长也给我上过语文课。她梳着两根不长的发辫，着列宁装。她上课时，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教课认真负责。她的眼光特别犀利，看你一眼仿佛要看穿你一样，学生们都比较怕她，特别是一些调皮和成绩差的学生。李校长对我一直很好，经常借一些她读过的书给我阅读，有时候还会和我共同探讨书中的一些情节和观点。
李校长在日常工作中要求严格，这让许多教师感到有压力，在背后嘀嘀咕咕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李校长仍然我行我素，不做丝毫让步。有个别人“打小报告”向上级告状，但校长的位置却一直没有动摇过。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主席去世。按照中央统一规定，全国停止娱乐一周。当时，小镇中学正在搞基建。那时的小镇交通十分不便，帮忙运砖石的司机师傅非常辛苦。一天下午，卸砖的民工晚到，卸完砖后，天色已晚。李校长看到几个司机师傅还没有吃饭，就主动招呼他们到自己家中吃饭，饭菜很简单，也就是烧豆腐和炒鸡蛋。饭后，司机师傅们才连夜赶回城里。
没想到的是，几天后，一个调查组突然来到学校，调查李校长在毛主席治丧期间“饮酒”之事。这个事件在当时的小镇轰动一时。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当事人很可能会被逮捕法办。
调查组到学校后，约谈了许多人，也询问了我的父母。我父母力证李校长当晚没有饮酒，并且和多人联名出具有关证明材料。调查组最后认定李校长没有饮酒并形成书面材料，才将此事了结。
这件事情之后，李校长好像变了许多，平常说话也明显少了。李校长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曾经无意间看过她写的日记。她在记述这个事件时，除讲述自己的苦恼之外，也进行了自省和反思。
以后的两三年里，她的丈夫从部队转业到县检察院工作。她又有了一个女儿，她给女儿取名安娜，据说是取自曾经采访过毛主席的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
由于丈夫在县里工作，夫妻分居两地，一九七八年下半年，李校长调往县妇联工作。临行前，我父母和我的小学老师——年老师共同设宴为她饯行。她一再嘱咐我有机会去城里看她，把学习情况写信告诉她。
李校长调走后不久，我家也搬离了小镇，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听我父母谈起李校长，他们也是从我的小学老师那里一鳞半爪地知道一些李校长的情况。据说，李校长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退休了，夫妻俩依旧生活在位于淮河之滨的小县城里，安享晚年。
我不知道李校长在闲暇之余还能否想起在小镇的往事，是否回去探访过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那个小镇中学。我在二〇〇七年的时候曾经到访小镇中学的原址。一切都变了。学校早已迁往他处，记忆中高高的寺庙土台子已经被推平，在原址上不知何时建起了一座基督教堂；那个我们曾经每天取水的水井也被填平，水井旁那颗上百年的大枣树也已不见踪影；昔日的学校操场被种上了杨树；我曾经捉鱼摸虾的环绕学校四周的清洁河塘变成了臭水沟；曾经十分热闹的熙熙攘攘的小镇也已经荒废而少有住家和行人。
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禁让我感慨莫名，也充满惆怅。关于小镇，关于那所小镇中学，关于那个时代，关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或许，某一天，我见到李校长的时候，还可以和她共同回忆起那些过去了的往事，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此外，关于那个小镇的其它，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