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王明首次当选政治局委员。
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王明失势。
1945年6月，七大，王明失去政治局席位，成为排名倒数第二的中央委员。
1974年4月，莫斯科郊外新圣母公墓里添了一座新坟，坟里埋着的就是王明。
这名党史上红极一时的人物，在最后的30年是如何一落千丈，直至最后走向反派角色的呢？
1945年4月
六届七中全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死刑。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初起时，王明就是重点批判对象。
整风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全体党员干部从王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在思想上彻底肃清王明左右倾错误在党内的严重影响。
作为受批判的主角，王明打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号，企图以此骗取毛泽东和党内大多数人的信任，蒙混过关。
在决议通过前，中央3次将决议草案送给王明看，王明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决议通过当天，王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表示完全同意、服从和拥护决议对党的历史和他所犯错误所做的结论。
这是王明的蛰伏，形势所迫而已，他后来说这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
反毛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
”
1945
七大前后
倒数第二的中央委员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召开。
七大召开时，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参加完开幕式后，王明就离开了会场，前后共约15分钟。在七大50多天的会议期间，王明只象征性地出席了这一次。
这是王明这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似乎也是王明对自己政治态度的表态。
整风运动后，王明的声望早已一落千丈。王明知道自己很可能在七大选举中遭遇失败，被淘汰出党的最高领导层。
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党在处理王明错误的问题上决不容情，但对王明本人则宽大为怀，格外留情。
鉴于王明长期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为了照顾历史又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事先在大会上和私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代表们以大局为重，投王明一票。
七大选举，王明以321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44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数排名倒数第二。得票倒数第一的是博古。
这已经很幸运了。
第一个从王明教条宗派中脱离出来、对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起了关键作用的、并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王稼祥，在七大上只是被选为了候补中央委员。
七大后
当然，七大后，王明没能再进入中央政治局。
七大之前，王明主要负责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中央决定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6年6月，中央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又改为法律委员会。王明为委员会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地完成了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的制定、全国性的宪法草案制定等工作。王明还在山西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土改。
1949年9月，王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1950年，王明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
七届二中全会
做一只不写声明书的驴子
1949年3月，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
王明在会上先后作了两次发言。
1949年3月8日，王明第一次发言，表示自己完全同意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并对毛泽东异乎寻常地大加颂扬。
但在口口声声强调“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的同时，王明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又进行了歪曲和非议。
刘少奇在王明发言时指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是有两种意义的，你提出毛主席的旗帜是掩护。
其他一些代表也在会上批评了王明。王明当天与毛泽东交谈，要求再讲一次。
1949年3月10日，王明又作了第二次发言，指出自己有三点不够：
一是，对毛泽东思想作教条主义的理解；
二是，自我批评不够；
三是，落后。
王明他决心：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
“
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
针对王明口是心非的态度，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闭幕词中对他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如何继续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
不写声明书
七届二中全会特别作出决定，王明应就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犯的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
在会上，王明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
1949年3月16日下午，毛泽东亲自到王明家里，劝他写好声明书，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毛泽东还把张闻天的认识材料提供给王明，作为参考。
但王明对党中央要自己写声明书的决定一直在拖延，对毛泽东的耐心帮助置若罔闻，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拒绝作进一步的深刻检查。
1949年3月23日、10月23日，刘少奇又代表政治局两次找王明谈话，指出拖延写声明是不对的。刘少奇批评王明不尊重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希望他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尽快写好声明书提交中央审议。
1949年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和王明谈话问题的汇报后，会议再次作出决议，要求王明：
“
必须遵守二中全会的决定，并按着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上所作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
”
194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一决议通知了王明。
1949年11月6日，王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1948年12月的一天，自己本着毛主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指示，曾对主席谈过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些意见：
“
现在我再向中央正式声明一次，我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决议中提出的一些历史问题，再不向任何人发表任何问题的不同意见。
关于抗战初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
”
有意见也不再说。绝对服从。再不向任何人发表任何问题的不同意见。
王明用类似这样的词句表达了自己的对抗和不满。
1950
七届三中全会
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1950年6月9日，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
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此次声明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
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全会专门就某个人的问题作出正式决议或决定，王明还是头一个。
但是，七届三中全会对王明既没有进行批判，也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王明正在天津考察工作，并未出席。回京之后，王明又病倒了，不知七届三中全会有关他的决定。
1950年7月30日，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给他后，王明才看到这一决定。
1950年8月17日，王明又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示准备在病情允许和工作安排好之后写声明书，要求中央给他提供相关资料，并征求完成时限。
王明也强调，由于各种原因，写好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
1950年8月18日，毛泽东批示：
“
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
”
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这一时限口头传达给王明，并尽可能地给他提供写声明的相关材料。
1950至1953年末
赴苏联养病
1950年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毛泽东同意了王明的请求。
1950年10月23日，王明专门给刘少奇和毛泽东写信辞行，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激之情。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6人，在警卫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经东北去往苏联。
1950年11月初，王明到达莫斯科。
一待就是三年多。
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到国内，继续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仍旧住在北京孟公府胡同2号宽敞幽静的四合院里。
1954
失去职务
1954年4月，王明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此后一直在静心养病，再没有工作过。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同时精简调整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在撤销之列。
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前，中央曾将该决议送给王明征求意见。王明给中央写信表示完全同意，并说明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四中全会。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因病未参加会议。
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对王明没有参加会议又一直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认为王明的错误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
大会主席团将富振声的信转给了王明。1955年4月1日，王明给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写信，就富振声信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辩解。
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
会前，王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中央并毛主席，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员的职务。
中央批了王明的假，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
1956
再去苏联
王明此时的身体十分不好，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效果也不明显。王明再次提出赴苏联治病的请求。中央再次同意。
1956年1月30日，王明和夫人、孩子、保健护士、警卫员、保姆等一行，从北京乘飞机出发。
1956年2月1日，王明抵达莫斯科。
中央后来又派了两名针灸大夫赴苏联达半年多，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病。
王明的秘书田书元还按照中央规定，定期给王明寄钱、物、药、报刊资料等。
王明是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去苏联治病的，所以苏联方面对他也十分重视，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的照顾。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
1956
八大
最后一名的中央委员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
1956年8月上旬，八大召开前夕，中央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
1956年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自己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
虽然王明没有出席八大，长久没有工作，也主动提出了撤销自己中央委员的请求，但毛泽东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并为王明的当选作了思想工作。
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了中央委员。只不过在97名中央委员中，他的得票最少，列在名单的最后一位。
至文革前
仁至义尽的照顾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毛主席特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前去看望王明。
此时，王明除了神经官能症外，其他病已基本好转，可以回国工作了，但王明却不想回国。
中央对王明留在国内的老人也是悉心照料。
王明一家赴苏后，孟公府2号四合院里，留下了王明夫妇的四位父母。
国家特别给每位老人每月50元的生活补助。中央还常去看望四位老人。
1957年5月，王明的父亲陈聘之病故。王明没有回国，由国务院机关事务局一手操办了丧事，将王明父亲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修了很好的坟。
陈聘之去世后，国家给了王明的继母黄莲舫700元的抚恤金。同时，还将其余三位老人的生活补贴提高到每月150元。
王明的亲朋都十分满意，王明也表示了感激。
文革期间
决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王明成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
但中央对王明再没有作出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王明人在国外，安然无恙，但他在国内的家人就无法避免了。孟公府2号被查抄，父亲陈聘之的坟墓被砸烂挖掘，继母黄莲舫被遣送回乡，弟弟、妹妹们、岳父母等亲属也都在文革中遭受到了迫害。
决裂。
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苏联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毛泽东，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
1970年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肝胆肠胃病和心脏病时常发作，饮食起居十分困难。但即使躺在床上，王明也没有停笔，他表示：
“
一定要尽一切力量，挤出我的一点一滴血汗，吐出我一丝一毫的肝心，直到我一息尚存。
”
1971年，王明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等文章。
1974年初，王明又发表了《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
1974年3月20日，该书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
1974年3月23日，仅仅出版4天之后，王明离开了人世。
《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约20万字，是王明一生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严重败坏了毛主席的声誉。
1980年12月，我国现代史料编刊社把此书作为内部参考资料翻译成了中文出版，并改名为《中共五十年》。
看看我国的气量！
只有强烈的自信，才会有如此气量。
英雄，哪怕是扮演英雄，也要比常人承担得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