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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传
项英，原名项德隆，曾化名江钧、张成，湖北武昌人。
1913年，进布厂当工人。
1920年，组织武汉纺织工人罢工。工作7年后就成了工人运动领袖，真厉害。
1921年12月，在武汉组织工人俱乐部。
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9年入党。
项英长期在湖北、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他曾任平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等职。
项英参与领导了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1926年秋，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作战，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1923年至1928年间，在中共第三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项英均当选中央委员。
1928年7月，莫斯科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项英更进一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六大后，项英继续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根据以上简历，我们可以说，项英在党内的地位是崇高的。
接下来是项英到中央苏区以后的时间线。
1930年8月，项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2月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起，项英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项英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5年2月，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央的指示，项英和陈毅等一起，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实现了由集中作战向分散游击的转变。
随后，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进行残酷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转战粤赣边，项英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对项英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7年10月，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和陈毅分别到各游击区传达党的指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仅用三个月时间即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4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项英派出先遣队赴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并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苏中、皖东挺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他重视部队教育训练和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但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
1941年1月，在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中，项英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事变后，项英率军部十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
1941年3月14日凌晨，项英在泾县蜜蜂洞被叛徒杀害。
1955年6月19日，项英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项英留下的军事著述有：1937年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9年的《项英将军言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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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在新四军的功绩
1937年10月，我党和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13个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项英被任命为副军长（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
新四军政治上的一把手。
1938年6月9日，党中央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
由于叶挺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并且多次的较长时间不在皖南，因此军政领导人实际上就是项英。
作为一名政委，项英在新四军时期的主要功绩也是在政治建设和组织方面：
一，短时期内把高度分散的南方游击队集中编组
1937年12月23日，项英从延安回到武汉，带着党中央的指示，代表我党就新四军的具体编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协议。
然后，项英同军长叶挺、参谋长张云逸等研究了编组的具体实施办法。
1938年1月6日，项英在南昌主持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后，和陈毅、张云逸、曾山等一起，分头赴各游击区联络，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及部队编组的指示，动员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迅速到指定地点集中编组。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由于长期分散反围剿反清剿，突然从天天与国民党作殊死斗争到合作抗日，从反蒋转变到联蒋，思想弯子转得极大，动员工作其实很艰巨。
项英和其他同志，反复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讲明抗战形势，进行耐心说服，使绝大多数同志较快地理解并接受了党的路线方针，保证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编组任务的完成。
二，迅速组织部队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新四军组建之后，首先面临着部队部署问题。
1938年2月14日，项英和陈毅一起向党中央建议，新四军编组后，不宜全部集中岩寺，应尽可能地向前伸，向苏浙皖边地区配置。
第二天，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复电同意行动原则。毛泽东同时指出，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是苏南茅山山脉，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1938年4月初，项英随军到达岩寺。不久就确定派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
1938年6月15月，项英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与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已在溧水新桥会合，正着手在茅山地区建立根据地。
1938年6月28日，项英致信陈毅，要求一支队：目前应以茅山、瓦屋山为根据地，包括新桥之西北山地，并在镇江句容之间山地及丹阳西北山地建立基点，依靠这些基点向四周游击。
1939年2月，周恩来副主席到达皖南。
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并与新四军领导人一起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
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向东作战
有关项英对派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即江抗挺进到上海近郊作战的态度，现在很少看到第一手史料了。
但是，项英不同意江抗西移则是有据可查的。
1939年10月26日，项英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讲道：
“
江抗已西移到扬州管文蔚部地区整训。
江抗西移，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坚持东路的意义所致。
但事已如此，不能冲回东部，我们已派……东返主持。
”
这里新派的是谭震林。而不了解坚持东路意义的怕是指叶飞了。
向北发展
1939年3、4月份，项英单独或与叶挺联名，向党中央多次提出开展江北工作的建议，包括：
· 组建江北指挥部，由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
· 以第八团为基础，扩建成立第五支队，调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去任司令员，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项英还与叶挺一起，在皖南指挥抗战，特别是指挥打退了1940年3月和10月日伪军以泾县云岭为目标的两次大扫荡。
三，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作为党和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项英，从新四军筹建时起，就重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项英说，党的领导决定斗争的前途。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营垒，就不能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
1939年7月，项英领导的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项英指导召开了两次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及组织、宣教、敌工等业务会议。
项英说，如果没有最高度的政治工作的效能与作用，是不能保证本军迅速地完成我们在新阶段中的任务的。
当时，皖南新四军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政当局打交道多，如何使部队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938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成立后的第四天，项英对如何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问题，对军机关干部作了专门讲话。
项英又专门发表了《保持和发扬新四军的优良传统》的文章：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坚强战斗力的基础，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之一。
重视干部培养。
1939年春，项英决定，以新四军教导营为基础，扩建为新四军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负责轮训干部，培养革命青年，并且指派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教导总队政治委员。
教导总队被誉为南方抗大。
四，积极抓部队建设
项英说，部队要一面打仗，一面建设。
针对新四军部队原来游击习气浓，大多数指战员军事素质差的实际情况，项英整训部队，提高技战术水平，健全组织制度。
项英指导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参谋工作会议就召开了两次，交流经验，研究职责，健全制度，制订措施，使各项制度初具规模。
1938年到1940年，三年的奋战，新四军作战4000余次，歼敌9万余人，部队发展了9倍。这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也是与项英的努力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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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的过失
好了，现在讲缺点。
过去有人否认项英在新四军中的贡献，把他在新四军中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
说项英在皖南事变前就拒不执行中央的政治军事路线，阻碍新四军的发展。
说项英在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中，放弃党的领导，对中央关于“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态度。
但中央对项英领导新四军还是有一些肯定的。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听取了项英关于南方游击区的报告，并作《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的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之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政治局相信南方过去各游击区的同志同样能够在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之领导之下，完成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神圣的任务。
”
1939年7月3日到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邓发、邓小平、李富春、高岗、李维汉、张浩、孔原、林伯渠、张鼎丞、谭政、滕代远，共20人。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南方局工作、新四军、东南分局及东南局的工作。
1939年8月21日至22日，张鼎丞在会上作《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总结了新四军建立一年多来党在军队中的工作：
（1）保证了各地游击队集中计划的完成。
（2）新四军组建后，扩大了部队，加强了部队的建设。
（3）注意了对新四军中广大党员的教育，特别是对老干部的教育，促进了新四军中的党的团结。
（4）实现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5）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仅肯定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也肯定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局的工作。
会议指出，东南局的工作与南方局的工作，同样取得了下述成绩：
（1）发展了统一战线
（2）扩大了党的组织
（3）推进了战争的动员
（4）进行了青年和妇女工作
（5）开展了工农运动
（6）建设了部队和武装力量。
但到1940年春夏，新四军总结工作，叶挺、陈毅都对项英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叶挺军长，项英难于接受。
1940年5月9日和12日，项英两次报告中央，请求撤销他的职务。
194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的指示：
“
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
但在执行这一路线时犯了某些个别错误，故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的错误。
在你们总结自己工作，并适当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不应抹杀成绩，不应了解为总路线错误。
中央号召东南局及新四军全体同志在项英同志的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为执行中央路线，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而奋斗。
”
可见，中央还是维护了项英。
项英的错误
项英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
项英对新四军的发展方向，表现出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对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领会不深，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没有在敌占区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因此，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不够快。
叶挺与项英在新四军的发展战略、作战方向等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也就在这里。
项英过分强调统一战线，对向敌后发展不坚决，主张打造江南根据地，而叶挺认为应东进北上，到日寇后方发展。叶挺对项英大权独揽、事务包办，甚至不给他应有的军事指挥权等工作作风极为不满。
项英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呢？
认识问题。
形势变化太快，项英的思想已经跟不上了。
大浪淘沙。
1945年5月1日，陈毅在七大上说：
“
旧的斗争形式、旧的斗争任务结束了，新的斗争形式，新的斗争任务提出来了。
在这样的转变关键上，常常使我们的同志转不过弯来。
在主观上有了自觉的准备，就能很好地转过来，主观上没有这种自觉认识和准备，就一定要栽筋头。
”
陈毅多厉害呀！
三山计划
有说法是，项英向党中央闹独立，有一套完全违反中央意图的南进主张，称为三山计划，即南向天目山、黄山、四明山方向发展，进入浙赣，甚至到江西老区去，开辟一块与华北、华中三足鼎立的新的抗日根据地，建设第二个延安。
三山计划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资料证明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有系统的南进主张。
不过，项英确实留恋皖南地区。
项英认为，在南方发展根据地有经验，估计日军将进攻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如果日军进攻浙赣路，在国民党军撤退的情况下，皖南的新四军即可大力发展。
但项英估计错了，皖南事变前日军并没有进攻浙赣铁路。这是领导决策错误，不是主观的路线错误。
能力不行了而已。
4
项英是否反对黄桥战役
不执行向北发展方针？
有三个说法。
一，项英不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指示，贻误了抗战初期间苏北发展的大好时机。
二，项英醉心于向南发展，有三山计划或黄山、天目山计划。
三，项英不同意黄桥决战，担心风险太大，会赔光老本。
事实情况讨论如下。
1938年4月底，新四军第四支队到达皖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平原游击战，在大江南北建立根据地。
项英要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主力，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并逐步地向苏北的扬州、泰州地区发展。
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叶挺、项英商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后，项英又派了大批干部到茅山根据地，帮助陈毅开辟工作，其中有后来成为陈毅夫人的张茜。
1940年，毛泽东著名的五四指示发表后，新四军即大力向北发展，陈粟率主力渡江北上。
其间，曾发生双塔集、半塔集、郭村等多次反摩擦战斗，新四军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因此，说项英拒不执行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贻误了抗战初期苏北发展的大好时机，似乎不成立。
项英无非是对向北发展有疑虑，下不了决心罢。
但是，1938年春夏时节，苏北有两个月的大好发展时期，确实是被项英错过了。
至于陈毅确定的“击敌、联李、孤韩”的策略，项英是同意并支持的。
1939年12月，项英向中央报告了陈毅与两李会谈的绝密内容，指出：“陈毅到泰州与李明杨等会唔，所谈甚好”。
黄桥战役
黄桥战役的作战计划报到新四军军部以后，项英的确曾顿足担心，怕把老本赔光。
这是事实，但这也难怪，毕竟在军事上富贵险中求的能力，只有战神粟裕敢。
黄桥战役不但要求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战斗中也必须以少胜多，以少歼多。以相等的兵力或略少于敌人的兵力围歼韩德勤军一路，是粟裕的军事能力。
项英只能是担心了。
特别是集中三分之二的突击部队全力对韩德勤，对中间力量两李等方面不派兵，实际上也无兵可派，万一这些中间力量不严守中立，而是乘虚突袭，背后插刀，那怎么办？
项英更是担心不已。
没办法，粟裕只有一个。
陈毅也作了最坏的考虑，焚去了心爱的文稿和书籍，以防万一。
当黄桥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后，顶英欣喜万分，手舞足蹈，连声称赞陈毅，并布置《抗敌报》发表社论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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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在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指示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在策略问题上跟中央也有过一些分歧，在后来的皖南事变中更是犹豫动摇，处置失当，负有责任。但这些都是项英个人能力的问题，而不是抗拒中央、路线错误或右倾机会主义。
发展的理念一直在变，高级干部如何紧跟大局，时刻准备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如何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实在是太考验一个人了。
物竞天择。
宝塔山岿然不动，延河水川流不息。
只有时代的英雄，没有英雄的时代。
1941年3月14日的泾县蜜蜂洞，那天早上的雾散了，不止早上，不止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