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党开始了苏维埃革命，凭借着真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强大的动员、坚固的武力，我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革命的张力和威力。
在苏维埃革命过程中，我党不断挑战着能与不能的边际，创造着属于自己的革命辉煌。可是，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
而在败退的时刻，是信念决定着人生的高度。
不管世人如何论述，徐向前元帅对老战友陈昌浩的评价是很高的：
“
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果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轻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
”
1
离开西路军
1937年3月14日深夜，寒风呼啸，陈昌浩、徐向前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李先念等战友，二人带着参谋长陈明义、警卫排长肖永银、保卫干部袁柯夫等20余人，踏上了回延安之路。
第三天拂晓，他们一行人来到祁连山北麓的黑水河边，在河边一片茂密的树林中休息。结果遇到了搜查的马家军骑兵，只好呆在树林里一天也没能动弹。
徐向前向陈昌浩建议，再向前敌人查得更紧，我们20多人一起行动很不方便，是否把队伍分散开来行动？纵然遇到危险，也总会有人回到陕北。
陈昌浩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
分手前，徐向前写了封信交给警卫排长肖永银：到延安后，把信交给党中央，再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
徐向前还交给肖永银一个皮包，叮嘱说：皮包里的东西很重要，如遇到危险带不走的话，就连同信一起烧掉。
最后，徐向前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枚金戒指给肖永银，让他们在路上用。
然后，陈昌浩和徐向前换上便服，背上褡裢，化装成生意人模样，二人只带了保卫干部袁柯夫。三人告别了肖永银、陈明义等人，趁着茫茫夜色朝山下走去。
徐向前的目标是清晰的，那就是一定要回到陕北去，不管是他还是他的战友，一定要有人回到陕北去给西路军一个交待。
而陈昌浩则没有这个清晰的目标，二人的命运在此时其实已经画出了分水岭。
三人变二人
保卫干部袁柯夫掉队
第二天，天刚亮时，走到西洞堡的一个山沟时，徐向前喊了声小袁，却不见应声，也不见小袁的踪影。
保卫干部袁柯夫夜里不知什么时候已掉了队。
1937年3月20日傍晚，经过两天跋涉，徐向前、陈昌浩到达了甘州山丹县大马营地区。
大马营的湖北老乡
但复三
在野外，他们遇到了一个叫万怀章的湖北老乡，陈昌浩是湖北人。他乡遇故知，恰如久旱逢甘霖。
万怀章听说是湖北老乡，便将徐向前、陈昌浩二人带回家中。
主人名叫但复三，60多岁，湖北省大悟县高店乡但家冲人，幼年学医，因战乱带着妻弟万怀章背井离乡，以行医为生，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山丹县大马营窑坡甘家庄落户。
但复三医术不错，为人善良，在河西走廊小有名气，有一个外号叫：但湖北。
但复三听说是湖北老乡，喜上眉梢，连忙请客人落座，并吩咐家人烧茶做饭。陈昌浩不敢实言相告，说是来河西做生意，遇上兵匪，钱财被抢劫一空的生意人。
徐向前独自去了陕北
第二天，天刚微亮，徐向前就穿衣下床，而陈昌浩则没有一丝动静。徐向前推醒了陈昌浩，叫他快起床，赶紧上路。
陈昌浩没有起身，说胃病又犯了，肚子疼得厉害，休息几天再走。
陈昌浩的突然变卦，使徐向前感到很意外。
强烈的目标感，驱使着徐向前决定自己先走一步。
徐向前对陈昌浩说：你不走就留下再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会暴露身份，得先走了。
徐向前收拾好行李，向但复三告辞。但复三再三挽留，徐向前坚持要走，但复三只好作罢，送了一些干粮。
信念啊！
这一走，就走成了共和国元帅；
这一留，就总政委成了小科长。
2
陈昌浩独自回故乡
一歇就是三个月。
这期间，万怀章又从野外带回了走散的保卫干部袁柯夫。袁柯夫与陈昌浩相认后就走了，随后被马家军俘虏并被认出来是陈昌浩身边的保卫干部。
但复三也就此知道在自己家里养病的湖北老乡其实就是红军大首长陈昌浩。
但复三不仅没有向马家军告密，而且与小自己30岁的陈昌浩义结金兰，结拜为兄弟，随后跟陈昌浩一起踏上了回延安之路。
错过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一路风尘，半个月后，陈昌浩与但复三步行来到兰州。
此时国共已经合作，我党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但是，陈昌浩在深山中生活了三月有余，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当然不知此事。他们在来兰州的路上，只听到了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但不知道还有兰州办事处。
于是，二人在兰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就乘车赶往了西安。
命运就是这样的巧合。
正当陈昌浩寻找党组织的时候，党中央也在寻找他。毛泽东曾致电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要谢觉哉派人寻找陈昌浩。谢觉哉派高金城带医护人员走遍甘州，方得知陈昌浩已东渡黄河。
没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到西安后，找了家小旅馆住下，陈昌浩让但复三去打听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但复三一个老人家，长期生活在山里，到了大城市早已晕头转向，辨不出东西南北，又不敢公开打探，哪里找得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呢。
万般无奈之下，陈昌浩给在延安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朱光写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写了自己现在住的旅店，并请朱光把信转交张先生。
张先生，张国焘也。张国焘自然认识陈昌浩的笔迹。
受困西安旅店的陈昌浩，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张国焘派人接应。
都是借口，还是自己不积极呗。怕去延安吧。
回老家见妻儿
陈昌浩请但复三回湖北一趟，到他的老家汉阳永安堡戴家村，打听一下自己妻儿是否还在，看看那里的风声紧不紧。
但复三这位兄长是真够义气。
1937年8月，但复三与义子聂友成回到老家湖北大悟但家冲。随后即辗转到了汉阳，找到了陈昌浩的老家。
经多方打探，但复三终于找到了陈昌浩的原配妻子刘秀珍。刘秀珍正带着陈昌浩的两个儿子陈祖泽、陈祖涛，租住在一间破草棚里艰难度日。
但复三写信告诉陈昌浩。陈昌浩接信后乘火车南下回到武汉。陈昌浩不敢回家，找了家旅馆住下，请但复三将自己妻儿带到武汉。
陈昌浩与妻儿在武汉团聚几日后，又一同转往大悟。
回延安
半个月后，陈昌浩将妻子刘秀珍和大儿子陈祖泽托付给了义兄但复三，自己则带着小儿子陈祖涛经西安赶赴延安。
1937年8月底，陈昌浩和小儿子陈祖涛到达延安。
2
陈昌浩回延安之后
陈昌浩已经太晚了，重要的时间节点已然错过。
错过洛川会议
1937年8月底的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其重要性请参见《傅钟谈洛川会议》。
陈昌浩在回延安路经洛川时，正逢洛川会议刚刚结束。
洛川会议组成了新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陈昌浩的老战友徐向前名列其中，成为中央军委的11位成员之一，也是红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中的唯一成员。
毛泽东在接见只身回到延安的徐向前时说：
“
你是四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
显然，陈昌浩已经不是旗帜，他已经被遗忘了。
与徐向前重逢
1937年8月26日，老友重逢。
那天，徐向前刚吃完早饭，准备同周恩来一道去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却意外地碰见了刚刚归来的陈昌浩。
两位经历生死离别的老战友在此重逢，又惊又喜，激动万分。
徐向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这次相遇：
“
有一天上街，正巧碰到陈昌浩同志。他穿着一身便衣，见到我很热情、激动，问长问短。他说，在大马营与我分手后，本想住几天再回陕北，但害了场大病，只好留在那位行医的老乡家里治疗。病愈后老乡送他去汉阳老家住了一段时间，现在刚回来。
我说，党中央很关心你，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就是音信全无。现在回来就好了。
”
徐向前说，我明天就要去山西，你好好休息，多多保重。
徐向前早已习惯了谨言慎行。
徐向前在热情的寒暄与别后重逢的关怀外，对于陈昌浩十分关心的洛川会议的情况，则没有透露只言片语。
陈昌浩有些失落。
但陈昌浩对老战友的处境也能理解，毕竟西路军失败，徐向前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徐向前不便多言。
除了徐向前，陈昌浩在洛川先后见到了参加洛川会议的彭德怀、张国焘等人。
张国焘，张先生也。
徐向前、陈昌浩
迥然的命运
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了。
同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一向患难与共的陈昌浩和徐向前，自大马营分手后，开启了两种人生。
及时回到延安的徐向前，继续受到了中央重用。
在八路军改编时，中央曾提议徐向前担任八路军一个师的师长，只是国民党只同意八路军成立三个师，徐向前才改任了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人员改编而成的129师的副师长。
而陈昌浩呢？
他不仅滞留在大马营三个月，并且先回了老家汉口，导致错过了洛川会议，得到了与老战友徐向前迥然不同的命运。
陈昌浩的检讨
错误的总结
1937年8月底，陈昌浩在延安见到了由洛川刚回到延安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以及新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等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陈昌浩被安排住进杨家岭的窑洞里，开始写西路军失败的检讨。
1937年9月30日，陈昌浩交付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半个月后，又交付了补充的《第二次报告书》。
193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在内部公布了陈昌浩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
在报告中，关于红四方面军渡河，陈昌浩做出了错误的总结：
“
第一，我们率三个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命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第二，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
第三，过河本身根本也是不对的。
”
陈昌浩的说法并不正确。
四方面军渡河作战执行的是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并不是执行张国焘的那套西进退却计划。
而且在渡河作战问题上，张国焘是执行中央指示的。
这些都是陈昌浩所亲历过的事实。
陈昌浩为什么要说违心话？
是政治形势。
陈昌浩与张国焘关系密切，是张国焘之下的红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张国焘受到激烈的批判，陈昌浩不能不与张国焘划清界限，作出违心之论，不足为怪。
人之常情啊。
在陈昌浩来延安前，已深入开展批判张国焘了，且党中央对西路军作战及其失利也作了严厉批评。
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新任部长凯丰发表了长达3万字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揭开了批判张国焘运动的帷幕。
1937年3月27日到31日，在张闻天的住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但与会者中有30多人对张国焘进行了批评，贺龙的批评尤为激烈，有的人是声泪俱下。
1937年3月31日，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指出张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会议最后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关于西路军失败问题，决议指出：
“
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
批判国焘路线运动此后在全党全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红四方面军干部成了对象和靶子。先是少数人，然后是大多数人，最后造成一大批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受到伤害，而且形成了一个共识：西路军的失败是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将西路军判定为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对西路军的不公
可是，这对西路军是不公平的。
西路军从过河伊始就一直在党中央的指示下进行作战，但执行的任务飘忽不定，最后失败了。
党中央给予西路军的使命，超出了西路军自身的实力，这与张国焘并无太大关系。
西路军为党中央的安全，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而孤军浴血奋战，立下的是赫赫战功。
如今，西路军却背上了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包袱。
延安抗大，甚至发生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陈再道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拖枪出走，回四川打游击的事件。
这些事都给了陈昌浩很大的压力。
在《第二次报告书》中，陈昌浩继续反复地强调，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
陈昌浩说：
“
由于我长期执行与助长国焘路线，由于我自己本身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错误，虽然在工作过程中，有某些反国焘路线与部分向中央路线转变的表示，可是在动摇、妥协、调和之后，终于在基本上继续执行了国焘路线。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
陈昌浩的真实想法
但是，尽管如此，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这两个报告中，陈昌浩也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见：
第一，西路军绝对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
第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
陈昌浩写道：
“
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
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
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了，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
终于，陈昌浩还是为两万多名浴血奋战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发了声。
检讨以后的新命运
陈昌浩的检讨受到大会的肯定以及张闻天的赞扬。
陈昌浩开始了延安的新生活。
陈昌浩先被安排到中共延安县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中宣部宣传科科长和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三校的政治课教员。
但这并非陈昌浩的本愿。
陈昌浩认为自己是军人，职责是重返抗日前线，建功立业，重振雄威，以弥补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中的过失。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一名红军高级将领，陈昌浩认为自己有能力和经验率部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陈昌浩向中央表达了到前线杀敌的想法。但党中央对他的安排，使他上前线杀敌的夙愿落空。
对此，陈昌浩很是失望。
陈昌浩产生过委屈的情绪。他看到犯了分裂红军这样严重错误的张国焘还依然保留着重要的职位，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增补了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但陈昌浩自己却一下子降为了一个普通科长。
陈昌浩感到很不公平。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陈昌浩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后来的1962年，陈昌浩在检讨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
“
我在延安大会承认错误之后，内心总觉得中央对四方面军在历史上的作用没有作出应有的估计。
所以，我在党的六中全会的前夕，写了一个纸条给中央，说到我的这一错误的看法。
”
谁都有情绪嘛。
在以后所写的历次检查中，陈昌浩总是强调：自从我在延安承认错误以后，我一直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执行党的路线，老老实实为党工作的。
中宣部的工作并不繁重，陈昌浩工作的主要方面在理论研究和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几所干部学校的兼职教学。陈昌浩在这三所学校先后讲授了社会科学概论、世界近代革命史和边区经济讲座，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失去参加高层活动的资格
在延安，陈昌浩极少参加党的高层会议与活动。
1937年10月30日，陈昌浩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一当事人的身份，参加了讨论西路军失败教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作了西路军失败的检讨报告。
1937年12月22日，陈昌浩参加了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边区党委的工作。陈昌浩此时已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他出席这次会议的身份耐人寻味。
根据会议记录，在洛甫、凯丰、陈云、康生、国焘等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中，陈昌浩的名字排在参加者郭洪涛、王达成、高岗、王若飞的末位，属于非政治局成员之外的扩大列席人员。
陈昌浩还参加了中央党校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38年底至1939年春，中宣部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界名人座谈会，讨论抗战文艺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陈昌浩也参加了。
其他党的重要会议与活动，例如1937年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特别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陈昌浩虽然都在延安，但均未能参加。
这就是陈昌浩的新定位了。
3
两名妻子张琴秋、刘秀贞都来了
1937年10月，陈昌浩的妻子、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党中央营救出狱，回到了延安，与陈昌浩生活在了一起。
张琴秋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川西北道孚期间，陈昌浩与张琴秋正式结婚。
这份婚姻对他们二人而言，都是第二次婚姻。
张琴秋的第一任丈夫是鄂豫皖分局书记沈泽民。沈泽民在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牺牲了。
1936年10月，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时，张琴秋怀孕。陈昌浩安排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以使她安全分娩。
但在临泽守卫战失败后，西路军后勤单位被迫撤离，张琴秋恰巧在这个危急时刻分娩了。结果，这个婴儿没有存活下来，而且这次分娩给张琴秋留下了严重的生育疾病，使她此后再没有能够生育。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石窝会议后，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临别时，陈昌浩与张琴秋相对无言。
1937年10月，被俘并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延安，不久担任抗大第八大队大队长，后任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校长是王明，兼任中央妇委委员。
在延安，每逢周末，张琴秋就到陈昌浩那里团聚，并悉心照料着陈昌浩与元配妻子刘秀贞的儿子陈祖涛
去苏联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医治。
同时，毛泽东批准陈昌浩可以携儿子陈祖涛一同去苏联治胃病。
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在延安机场登上飞机。同行的还有陈昌浩、李德、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陈昌浩次子陈祖涛、高岗之子高毅、陈伯达之子陈小达。
张琴秋到机场为陈昌浩送行，依依惜别。
飞机当天飞抵兰州。一周后飞抵新疆首府迪化。在乌鲁木齐，陈昌浩陪同周恩来看望了突围到新疆的原西路军数百名指战员。
陈昌浩向自己的老部下们作了沉痛的检讨。
1939年9月中旬，陈昌浩住进了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开始了他为期12载的苏联生涯。
元配妻子刘秀贞
陈昌浩刚离开延安，元配刘秀贞就带着长子陈祖泽，千里迢迢来到延安。
张琴秋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这位前任，安排了她的生活。
张琴秋将陈昌浩临行前给刘秀贞的一封信读给她听，大意是对刘秀贞说谢谢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实在对不起你了。希望你好好听琴秋的话，安心学习文化，以准备将来搞好抗日工作。
但是，陈昌浩与刘秀贞、张琴秋的双重婚姻却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三个人的感情，总有一个人要牺牲。而原配通常都是被牺牲者。
原配刘秀贞很开明，正式解除了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
后来，刘秀贞与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益结婚，重组了新家庭。
刘秀贞与陈昌浩再次见面已是24年之后。
1962年陈昌浩回湖北时，在时任武汉市委书记、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宋侃夫的安排下，两人在武昌东湖翠柳宾馆重逢。
1952年，陈昌浩回国，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