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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第三次反共高潮
周恩来、林彪等114人撤离重庆
1943年6月，第三国际解散，国内形势跟着动荡，第三次反共高潮到来了。
首先跳出来的是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的张涤非，他以群众团体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解散共产党，并要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立即发布了这则消息，得意之极。
1943年6月，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中央电召，要求他回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于是，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说明，因第三国际解散，有些事回延安商量，决定离渝返延。
随同周恩来撤回延安的共有114人。其中包括了林彪，他是1942年2月来重庆的。
周恩来的离去，让留守的同志们心情很复杂，怅惘之极，都怕周恩来再不回重庆了。
离别聚餐会
临行前，八路军办事处举行了聚餐会，为他们饯行。平时办事处是不搞这种餐会的。
下午，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同志都到齐了，饭菜也摆好了，但周恩来仍在楼上批阅文件，部署离渝后的各项工作，迟迟不见下来。邓大姐上楼去催，周恩来只是口里答应，并未起身。邓大姐又上楼去催，周恩来抬头望了望，没有吱声。邓大姐觉得为难就不再催了。又过了一会，周恩来终于下楼来了。
周恩来先举杯向大家敬酒，对让大家久等表示歉意。
周恩来又举酒到邓大姐面前说：
“
我也敬你一杯，让我们喝一杯欢乐酒吧！
”
邓大姐和先生周恩来碰杯而饮。
大家都笑了，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离渝归延安
1943年6月28日，是周恩来等114人离别的日子。
早晨，周恩来一行分乘四辆汽车出发，办事处把他们送到青木关，那里有国民党在重庆附近设立的一个检查站。九点多钟到达，直到中午近一点钟才放行。
周恩来一行到达宝鸡后，得知国民党正准备向边区进攻，周恩来一面告诉大家要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一面带人先到西安找胡宗南当面交涉。胡宗南派了战地服务总队队长，一直护送到与边区交界的交道镇，一行人才安抵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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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董必武时期的南方局
祝寿活动
周恩来返回延安后，南方局工作由董必武负责。
长期以来，国共两党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时张时弛的状态。始终是外松内紧，皖南事变后更加严重。
不仅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围密布特务暗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附近也有特务。我党人员出入，进步人士与我们的往来，都受到了严密监视。
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精神，为开展交朋友的活动，周恩来、董必武当时采取了祝寿的特殊方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马寅初60寿辰
1941年3月，在我党的支持下，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为马寅初60寿辰发起祝寿活动。
当时，马寅初因公开抨击四大家族发国难财，而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于狱中。
这种祝寿活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民主逆流的一种群众性的抗议。
冯玉祥60寿辰
1941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出版祝贺冯玉祥将军60寿辰的专页。
郭沫若50寿辰
1941年11月16日，为庆祝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八路军办事处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
周恩来说，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一斗争，我们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统治。
这次纪念活动果然达到了发动和团结广大文化界人士的目的。
这以后重庆的文化和戏剧演出活动十分活跃。1943年4月，在重庆国泰剧院公演郭沫若的《屈原》，轰动了整个山城。
沈钧儒70寿辰
1943年12月，又为庆祝沈钧儒先生的70寿辰举行了茶会。
重庆文化界、妇女界、律师、上海法学院、育才学校师生以及各党派人士400多人参加。董必武也到会祝贺。
董必武60寿辰
除了为党外著名人士祝寿，我们自己也搞。
1944年1月1日，党中央发来祝贺董必武董老60寿辰的电报。
实际上董必武生于1886年，按中国习惯计算，1944年是59岁。之所以提前为他祝寿，也是为了开展统战工作。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43年9月下旬，董老参加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会上，何应钦又一次攻击我党和八路军，C.C.分子乘机起哄，以致会议无法进行，董老当即声明退出会议以示抗议。
在这以后，国民党对红岩办事处、曾家岩公馆的包围和监视更加严密，甚至发展到公开进行盯梢，并公然封闭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合法电台。
为了安全，从那时起，办事处同外界关系人的联系就减少了。
1944年1月3日，八路军办事处借着为董老举行祝寿活动举行集会。各界友好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等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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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王梓木事件
王梓木以前是地下党员，在冯玉祥那边做高级参议，后来也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身份就公开了。
王梓木的不满
王梓木因过去作战负伤，有一条腿残疾，是假腿，行动不方便。因此，组织上指定了一个服务人员照顾他。
当时，除了周恩来、董老等领导同志外，一般不配备专职人员服务某名人员，只有王梓木是例外。
有一次王梓木生病，期间他对这个担任服务工作的同志的照顾不满意，发了脾气。
因此，在党的生活会上，有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当时正是整风运动期间，大家都读过苏联作家考涅楚克的《前线》，那里面对老红军将领戈尔洛夫的摆老资格有尖锐的批评。
于是，王梓木倒霉了，被批评为有军阀主义残余。王梓木不服，在党的生活会上争论起来。事后，负责同志又批评了他。
王梓木出走
王梓木一气之下，就自行跑到冯玉祥家里去了。
组织开会研究，认为王梓木平时表现还是好的，这是一时的过错，只要处理得当，还是可以劝他回八路军办事处的。
这样，经过公开联系和秘密党员的工作，王梓木回心转意，表示愿意回来。
但戴笠不肯错过这次八路内讧机会，他准备带人去把王梓木控制起来。
八路军办事处得到消息，董必武决定，抢在前面先派钱之光开小汽车去上清寺冯玉祥宅第接回王梓木。
王梓木事件
钱之光扶着王梓木上车的那一幕，恰好被随即赶到的戴笠的人看到了。国民党报纸果然大肆造谣，说共产党绑架了王梓木，还点了钱之光的名。
这样，王梓木就不宜留在重庆继续工作了。
所以，在办事处向国民党当局办理一批回延安人员的护照名单上，也列有王梓木的名字。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只给王梓木办了护照，而没有出行。于是，国民党又放风说，王梓木已被中共暗杀了。
王梓木特地于1944年3月9、10、11日连续三天在《新华日报》广告栏内登出紧急启事。
王梓木实际上在重庆又继续留了一个时期，后面才随同周恩来飞回的延安。
到延安后，王梓木给毛主席写了检讨。
解放后，王梓木曾担任过黑龙江、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高级职务。
似乎没啥影响？
9
1945，王若飞时期
1944年冬，董必武准备回延安，由王若飞留渝主持工作，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张明）、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等7人为委员。
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等列席。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到达重庆。
1944年11月，林伯渠和赫尔利一同飞往延安。毛泽东和赫尔利举行了两天会谈，达成了五点草案。
1944年11月10日，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重庆，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五点草案》，拒绝接受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
以后，赫尔利采取了偏袒国民党的立场，要中共参加政府，成立由国共美方各一人参加的整编会议，整编中共部队，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则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这自然行不通，我党军队怎么能有美军总司令呢？
谈判无果，周恩来又返回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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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毛主席到重庆
抗战胜利，重庆谈判，具体可参见《毛泽东重庆43天》，本文主要讲的是八路军办事处的相关工作。
毛主席到达重庆之前，周恩来便做了细致的安排。
周恩来从延安打电报给办事处，要求把办事处二楼东部的房子腾出来，作为毛主席及其随员的住房和办公之用。
对生活上的细节，周恩来也考虑得很周到。他要办事处为毛主席准备好衣服、鞋子，并指定刘昂留在二楼照顾，李泽纯专为毛主席做饭。
迎接毛主席
1945年8月28日下午三点多钟，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
一清早，钱之光、刘少文、王炳南、徐冰、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等几十人就到机场迎候。
到机场去迎接的民主人士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章伯钧。
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还有邵力子、雷震等。驻重庆的各国新闻记者也都几乎全部出动了。
毛主席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后，便乘车到上清寺张治中官邸桂园稍事休息，然后就来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南方局、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的热烈欢迎。
毛主席对大家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当晚，毛主席参加了蒋介石在林园举行的宴会，并和周恩来、王若飞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
1945年8月30日，毛主席回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原来计划是，把张治中的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居住，后来考虑到在那里有许多不便，就把那里只作为办公和接见中外来宾之用，住则还是在红岩办事处。
民盟创始人之一鲜英（鲜特生）先生的“特园”也准备好了，给毛主席备用。
保卫毛主席
对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是头等大事。
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前，办事处就对全体人员作了动员，务必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毛主席到渝后，钱之光向延安派来做保卫工作的陈龙、龙飞虎、蒋泽民、颜太隆、贺青华、舒光才、齐吉树等介绍了重庆的情况，并一起商量了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
决定设置三层岗哨：外层是流动哨，设在黄果树附近；第二层是大门门卫；第三层是主席住房门口，通宵值班。
外层流动哨、第三层房门口的值班，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干部轮流担任；第二层大门和后门的警卫5个人，由陈龙经常查岗。
此外，我方和国民党方在保卫工作上也有分工。内部由我方负责，外部由国民党负责。
所谓内部，在红岩办事处，是指离办事处大门约20米距离的黄果树以内；在张治中桂园，是指院围墙以内。
这些区域以外，安全就由国民党负责。毛主席出门时，我方就通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由他们负责沿途的保卫工作。
桂园方面
在张治中桂园，我方也派了几个同志，由朱友学负责警卫安全，由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负责招待来宾和为毛主席做饭。
国民党在桂园也派驻了宪兵保卫。他们对所有来客进行登记和监视，并不断调换负责人，每天还向上司报告。我方建议他们取消这些手续，他们说不这样做不好交代。
那就随他们吧。
毛主席的会见活动
1945年9月1日，毛主席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在重庆的各界知名人士、文艺界人士、国民党党政军要人等都来了，许多来宾都向毛主席敬酒。
这天下着毛毛细雨，但群众纷纷聚集在门口和路边，等着瞻仰毛主席的风采。人越聚越多，挤得水泄不通。毛主席出门后，人群中的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
毛主席在重庆40多天，同蒋介石直接会谈6次，还广泛地会见了各方面的人士。
1945年9月15日，毛主席在民盟的特园同张澜作长时间会谈。
1945年9月16日，毛主席在红岩办事处会见了3个美国士兵。他们是美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霍德华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毛主席还同他们共进了晚餐，并一起照了像。
1945年10月2日，柳亚子应约到红岩办事处来见毛主席。谈话中，柳亚子请毛主席题赠《七律长征》，毛主席则答应写《沁园春雪》相赠。
这就是出名的沁园春雪传播故事了。
其实，那一天还有江苏宜兴籍的画家尹瘦石同来的，他想为毛主席画像。毛主席答应了，说另约时间。
1945年10月5日，3天后，周恩来、张友渔陪同尹瘦石来红岩办事处为毛主席画像，毛主席坐在一张藤椅上，尹瘦石几十分钟便画好了。毛主席同尹瘦石紧紧握手致谢，并留他吃饭。
但尹瘦石辞谢了。
李少石交通事故遇难事件
1945年10月8日，是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定稿的日子。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晚会，欢送毛主席。
饭后，大家正在看文艺表演，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一个同志进来向周恩来报告出事了。
周恩来立即站起来，随即把钱之光叫了出去。
原来，李少石当天下午陪柳亚子回寓所时，在返回办事处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枪击了。司机把重伤的李少石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后，就到新华日报营业部报告。
周恩来同志让钱之光马上到医院去看望李少石，同时把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找来，要他查明情况，缉拿凶手，并要张镇亲自护送毛主席回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当时因为真相不明，大家都很紧张，种种猜测都同毛主席的安全联系了起来。外面更是有不少传说。
随后，周恩来赶到医院，参加了李少石的尸体解剖化验，取出弹片多块。
这次枪击事件是由于李少石所乘汽车的司机开快车，撞伤了路上一名国军士兵。国军排长见车未停，便向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打中了李少石的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中弹即爆炸。李少石因此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去世。
事后，《新华日报》发表了澄清事实的声明。八路军办事处慰问了该名国军士兵，并承担了他的医药费。
毛主席回延安
1945年10月11日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王若飞、钱之光护送，飞返延安。
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
毛主席在登机前向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飞机在下午一点多钟到达延安，钱之光则于次日乘原机返回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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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旧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2月中旬，根据《双十协定》，我党正式派出中共代表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7位同志。董必武、王若飞本来就在重庆。而周恩来等人是于1945年12月16日到重庆的。
不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到达重庆。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
1946年新年鸡尾酒会
1946年1月7日，我方代表团在胜利大厦举行了盛大的新年鸡尾酒会，招待中外各界人士。
包括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的首脑，各党派、各界人士，美、英、苏和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驻华使节、武官，国际援华团体代表，美、苏、英、法各大通讯社记者等共约500多人参加了酒会。
国际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参加了酒会。与会人员都受到了我们的热烈欢迎。
盛大的节日！
当然，旧政协本身是一地鸡毛，此时的国民党根本不会跟大家搞政协，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等层出不穷。
1946年2月11日，蒋介石干脆离开了重庆，飞往上海去了。
1946年2月12日，周恩来收到附有一粒子弹的恐吓信。恐吓信是以冠英的名字，送到中山四路中共代表团住处的。
总理当然不怕，还随手在新华日报上曝光了一下。
王若飞四八空难
旧政协在宪法草案问题上，国民党与我党发生了严重分歧。1946年4月8日，中共代表团派王若飞、博古回延安向党中央请示，途中飞机失事遇难。
关于四八空难，详情可参见《王若飞、博古、邓发、叶挺等飞机失事的四八空难调查》。
与王若飞、博古同行的，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子女、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主任邓发、教育家黄齐生等。
叶挺是代表周恩来到延安参加整军会议的。
邓发是为职工联合会筹备工作向中央请示报告，并准备去莫斯科参加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会和执委会的。
出事的这架美军飞机，还是我中共代表团向美国交涉来的。
那天飞机起飞后就一直没有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四处探询也没有结果。中共代表团一夜间同延安的电报往来不绝，次日才知道出了事。
1946年4月19日上午9时，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大会。
那天清晨，有6000多人到来，会场根本容纳不下。从会场到马路都摆满了花圈挽联。
追悼会由张澜主祭，郭沫若读祭文，悼念烈士为民主而生，为民主而死。
郭沫若读祭文时，声音颤抖，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充满感情。
周恩来、孙科、邵力子、罗隆基等都讲了话。
1946年4月21日，中共代表团、四川省委、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全体同志又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为四八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周恩来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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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迁往南京
1946年初，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
1946年1月，刘少文奉派去上海，在南京、上海找房子筹备办事处。以后又派祝华、陈展两同志去南京。
1946年1月和4月，周恩来两次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蒋梦麟，要求在南京拨给两幢房屋，在上海拨给一幢，筹建中共代表团办事处。
之后，周恩来又派龙飞虎、刘恕、石西民三名同志，以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公开身份去南京帮助筹备办事处。
很快，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一切准备就绪。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邓颖超、齐燕铭、章汉夫、廖承志夫妇、钱瑛、王炳南、童陆生等15人，乘马歇尔专机由重庆飞抵南京。
而陆定一等30人，则在同一天乘坐中航班机，由渝抵宁。
1946年5月16日，董必武、李维汉、刘宁一、罗瑞卿、陈家康、张晓梅等一行，由渝飞南京。
1946年5月23日，最后一拨人钱之光、张黎群、王华生等乘中航班机飞往了南京。
重庆办事处剩余的未了事宜，交给了留在四川省委工作的袁超俊、朱爱牧等人负责处理。
重庆办事处在搬迁工作中，还发生了一些事故。曾发生一起碰船事件，电台的女同志叶晋之不幸落水牺牲。还有一位女同志在船上早产，因缺乏接生条件，婴儿出世后就死了。
南京，新的使命即将开始。
（本系列三篇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