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介绍了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基本工作、办公地点、生活方式等情况，今天继续讲各个时期的具体工作内容。
第一回请见：1939-1946，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风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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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的斗争
勤学、勤业、勤交友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的方针，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
前方的反共高潮
1939年6月，平江惨案，湖南平江的新四军留守处遭国民党军袭击，参谋涂正坤、副官罗梓铭等惨遭杀害。在这前后还有一系列反共事件：博山惨案、深县惨案、确山惨案等。
1939年年底，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向边区进攻，占领了边区五个县。
同时，阎锡山也在山西袭击抗日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蔣介石又令朱怀冰、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向太行山进犯，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
后方的反共高潮
国民党前方步步紧逼，后方也在加紧对我党活动进行限制。
1939年11月，国民党宣传部下令取缔《新华日报》在桂林、西安等地的分社。国民党重庆市长贺国光命令重庆市警察局、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邮电新闻检查局等单位，扣留新华日报报纸的纸型。
1940年5月，何应钦向国防最高会议诬告邹韬奋、沙千里、沈钧儒等人，说他们将领导军委会政治部举办的綦江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学生在七月七日举行暴动。为此，蒋介石派特务监视邹韬奋等人的行动，并在战干团教育长桂永清的指使下，严刑拷打战干团内爱国青年，被杀害和致伤的青年多达400人，制造了血腥的“綦江战干团惨案”。
1940年春，根据中央指示，南方局本来正在同国民党谈判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的问题。当时胡宗南侵占了边区的几个县，南方局坚持边区必须为完整的23个县。同时，还谈判将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
这时，周恩来不在重庆，由博古、叶剑英负责进行谈判。
但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日益加剧，于是又按中央指示，南方局把谈判重点转移到了全面停止磨擦上来。
1940年3月，叶剑英在军委会召集的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就国民党顽固派长期以来制造磨擦，调动大军包围边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发动反共高潮问题，发表了讲话。叶剑英对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而制造的各种无耻谣言，进行了严辞驳斥，要求国民党全面停止磨擦。
与此同时，重庆办事处也加强了翻印和发行延安出版的党报党刊的工作。
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人员，组织各方面力量，采取铅印、刻腊版等方式，翻印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社论，《共产党人》、《军政杂志》等刊物上登载的重要文件材料，通过秘密网点和各种方式进行散发。打破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限制和封锁。使后方群众能了解我党的立场和方针政策。
成都抢米事件
1940年3月，国民党派遣军、警、特在成都制造了所谓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
国民党当局乘机查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共产党员车耀先等同志。不久，被捕的朱亚凡、洪希宗同志惨遭杀害。
在所谓成都的抢米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指示要在党内外作广泛深入的教育和动员，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调动和隐蔽干部。
周恩来领导进入新的斗争时代
1940年6月初，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不久，南方局在重庆办事处召集了干部会议。
会议传达了5月初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南局的关于《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中央的指示，除要求东南局要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外，还指出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应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
“
在那里（国统区），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
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
中间势力
包括这7种：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各小党派。
广交朋友
南方局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实行转变，认真实行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反对急性暴露。
要求学生党员努力学好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在各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搞好本身的业务。
所有党员要广交朋友，要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广泛地进入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团体，能取得较高的社会职业更好，一切言论、行动要和本身的职业和地位相称。
三勤任务
在这个基础上，南方局明确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任务。
再后来，又加上了“勤调查研究”，但习惯仍称为三勤。
从此开始，重庆办事处就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下，以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上层与下层紧密配合的斗争方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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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皖南事变前后的斗争
1940年10月19日，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卷土重来。他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1940年11月9日，我党为顾全大局，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佳电”，一面驳斥了反动荒谬的电令，声明长江以北不能撤退的理由；一面答应将江南正规军队移到江北，并要求解决国共之间若干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包括实行民主政治，各党派一律平等，边区问题，八路军、新四军扩编问题等等。
遇袭
1941年1月7日，架设在八路军办事处三楼的电台，收到中央发来的新四军总部在北上途中被围的急电。
周恩来万分愤慨，立即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并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刘斐）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国共关系破裂，将由国民党负全部责任。
刘斐、张冲先后向周恩来、叶剑英转告蒋介石的答复，说茂林方面不继续进攻，已要贺耀祖下了命令，新四军北开，中央绝不为难，望继续北开。
此时，皖南事变的消息尚未对外正式宣布。
公布消息
1941年1月11日晚，《新华日报》举行成立三周年纪念庆祝会，周恩来、叶剑英等南方局负责同志都在化龙桥报馆参加了纪念会。
就是在纪念会上，周恩来接到了中央转来的新四军被围，惨遭袭击，损失严重的告急电报。
于是，周恩来便把皖南发生事变的事告诉了大家，强烈谴责了反动派的罪行，并遥祝新四军能突破重围与黑暗。
周恩来要求《新华日报》在次日报上报道他的讲话，把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的消息透露出去。
周恩来又召集了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了斗争形势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要大家积极准备各种应变措施。
1941年1月12日，第二天，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致电蒋介石、国民党中执委和中监委，谴责破坏团结抗战、积极剿共的分裂政策。希望蒋介石慎守孙中山先生遗训，撤销剿共部署。
1941年1月13日晨，叶剑英打电话给顾祝同，要他停止这场血腥暴行，但顾祝同没有接电话。
1941年1月13日，周恩来动员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干部，大家出动，利用关系四出向国民党抗战派、元老派、各民主党派以及文化、新闻、外交、青年、妇女各界人士，揭露反动派的反共罪行。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了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周恩来打电话给何应钦说：
“
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
周恩来说完，就愤怒地摔下了电话筒。
应急处置
1941年1月17日晚21时，周恩来在红岩办事处召开了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大会，报告了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况，指出时局发展的两种可能：
“
一方面，因为亲日派反共，国共关系可能破裂；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损失了新四军一个军部，但新四军还有几万人，更有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
蒋介石要破裂，就要全面反共，全面投降，他要这么做，英美也不会同意，所以国民党要反共，又不敢全面反共。
在我们方面，是既要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又不希望两党关系破裂，我们争取继续合作抗日，还是有可能的。
但蒋介石是个流氓，也可能全面破裂，就是不全面破裂，我们也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反动派如袭击我们，并不在乎我们这几个人，主要是要搞我们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等，因此必要时我们要进行适当的抵抗。但党给我们的任务，不是直接用枪杆子同国民党打，而是要我们在国民党心脏里起哨兵、尖兵的作用，了解敌情，宣传和组织群众。
我们要坚守岗位，保守党的机密。如果国民党来了，我们争取时间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
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争取让蒋介石把我们送回延安，全师而归。
如果国民党把我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
现在我们的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共产党员就不要怕困准。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我们就要坚持工作。
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部分同志，要留的坚决留，要走的坚决走。
”
从晚上9点开始，周恩来讲了两个多小时。讲完后，就题了著名的题词：
“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
1941年1月17日当晚，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都很紧张，油印了许多传单。新华日报的同志也连夜排印了有周恩来同志题词的报纸。
1941年1月18日凌晨，报馆、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冲破国民党封锁，把报纸抢先送到山城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手中。
南方局军事组编印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第二天早上由钱之光用皮箱提到了曾家岩散发，有一部分传单还直接送到了国民党高级官员手中。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那些天，办事处都处在紧张的状态，常常通宵达旦地清理和销毁文件，增加了岗哨，机关内安装了报警设备，有的同志还携带了武器。
大家准备如遇敌人袭击，马上发出警报，进行必要的抵抗，及时销毁文件。如果他们只来少数人，我们也不打，找几个人同他们周旋。
皖南事变后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领导华中华东的九万多名新四军。
国民党加紧了新闻封锁，对《新华日报》作出“只准印、不准卖”的规定。
1941年2月6日，曾家岩的宪兵连扣留了当天的《新华日报》。
周恩来亲往宪兵连交涉。张冲随即赶来，劝他回曾家岩五十号休息，交涉由他去办。周恩来表示报纸不退还就不走。宪兵连被迫发还了报纸，周恩来将部分报纸亲手散发给了周围群众市民。
报童们夺回了报纸，叫卖《新华日报》的声音，顷刻便响遍了山城。
撤回延安、转移南洋
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南方局领导下，在重庆工作的一些未公开身份但已暴露和半公开身份的党员撤回延安，或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同时，把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左翼文化人士，也从重庆、桂林转移到香港、南洋，由八路军办事处资助旅费，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民主人士到香港、南洋后，在我党南方工作委员会方方、廖承志领导下，帮助他们联系和开展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还要八路军撤销除重庆、西安两地以外的办事处。
1941年1月21日，贵阳警备部队封闭了我驻贵阳的交通站，逮捕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并没收了一切资财，后经周恩来等同志及重庆办事处向国民党贵州省政府抗议和交涉，才将被捕人员释放。
1941年1月22日，我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全部撤到重庆转赴延安。
对留在重庆工作的南方局、办事处、报馆的人员，都进行了应变和气节教育。
发动国际传播
早在1940年底国共两党关系已经十分紧张的时候，党中央就指示南方局，要在宣传中把国共合作正面临分裂的局面告诉国内外友好人士。
指出这种局面只对日、德法西斯国家有利，对英、美、加拿大等国十分不利，要奔走呼号，以动员各方面的舆论，制止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
为了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嘴脸，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曾将反动派半年来制造磨擦的材料汇集成册，密寄西安、桂林，由王安娜女士等经外国朋友带往香港散发。
王安娜是德国人，在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和宋庆龄那里工作。
1940年12月，周恩来在沈钧儒寓所，又会见了美国女作家斯特朗，向她揭露了国民党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希望斯特朗在适当的时候将材料公诸于世。
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居里
1941年2月14日，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会晤。
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在党政军联席会议汇报时，有人提议设法将周恩来关闭一日，不让他同居里见面。但又怕是居里邀请见面的，所以国民党未敢采取行动。
会晤中，周恩来向居里提供了材料，说明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夭折，日本南进。
美国政府得报后，立即要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
这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在宋庆龄、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和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先后发出呼吁后，我党得到了国民党一些元老的同情，以及国统区民主力量的广泛支持，再加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迫于压力，不能不力图制造和平假象。
1941年2月下旬，张冲接连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我党的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
但我党已经以七参政员名义发出了公函，提出了十二条解决办法，包括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取消“一·一七”反动命令，恢复叶挺自由；取消一党专政等条款，表示如对方不接受这些条件，我党就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
张冲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和岳飞，希望我们收回公函，在条款上作些修改。
我党又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未被国民党接受，因此我党拒绝了出席这次参政会。
好个一朝中总有秦桧和岳飞！张冲有才。
（第二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