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也就是通称的八路军办事处，奉命迁往重庆。
1939年初，经过两个月的旅途辗转，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且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行了备案。
从此开始，至1946年迁往南京，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前后共计持续了7年多时间。在这里工作过的同志，包括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前后不下数百人。
重庆办事处是我军设在国民党区域内的公开的合法机关，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南方局对外不公开，它就设在办事处。
重庆办事处一方面直接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处理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各项事务，另一方面则办理南方局交办的一切工作。
本文篇幅极长，素材均源自严肃史料，大致会分成3篇展开。
1
重庆办事处的日常工作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组织机构
经理科，负责管理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经费，科长是赖祖烈、梁隆泰、王华生。
文书科，办理对内对外文件，科长是刘士杰、朱语今、朱汉民。
运输科，下设仓库、汽车修理厂，主要负责向延安运送干部和物资。科长是刘恕、吴宗汉。
总务科，下设招待所、休养所、托儿所、警卫班、勤务组、医务室、储藏室、传达室、炊事班等等，科长是史唯然、邱南章、陈宇文、朱爱牧。
机要科，负责和延安等地的电台联络。机要科长童小鹏，这是他对外的职务，对内他是南方局秘书处的。电台台长是申光等人。
1943年9月，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电台被国民党封闭，但事实上电讯联系从未中断。
曾家岩的周公馆，则由陈远绍、祝华，龙飞虎等负责。著名的龙飞虎。
办事处的经常工作
第一，领取军饷，以及弹药、通讯、卫生器材。
从1937年8、9月开始，国民政府每月给十八集团军军饷4、50万元。新四军建立后的每月军饷是20万元。
军饷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到国民党军需署领取，领到后就汇到十八集团军总部。
当时，军需署署长叫周骏彦，1927年他任两浙盐运使时，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曾在他手下工作过，算是老熟人了。而且，军需署里还有不少是钱之光的熟人，那时领款手续繁琐，这些熟人都曾帮过我们的忙。
军需署有时还让钱之光去提前领取军饷，将款存入银行，这样还可以得到一笔利息。
这也是统战的力量呢。
但后来军饷直接拨到第二战区，就不再由办事处领取了。
皖南事变后，胡宗南的一个军需署署长叫汪维恒，是钱之光的小同乡，他告诉钱之光国民党将不给第十八集团军发饷了。钱之光立即向叶剑英汇报，报告了中央。果然不久军响就停发了。
钱之光，1948年赴香港组建华润集团，任董事长。
军械、弹药、通讯器材、卫生器材等，在南京和武汉期间，国民政府都还象征性地发过一些。到重庆后，也是直接拨到战区领取。皖南事变后，就什么也不给了。
这时，八路军已发展到50万人，部队的给养和军械弹药，重庆办事处也担负采购重要物资、器材的任务。
办事处的经费来源
在军饷停发后，经费就主要靠自己筹措。一是靠国际上的援助；二是英国援华总会经过宋庆龄先生给予的援助。还有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和华侨爱国人士的捐募。
药品、器材、服装等等这些物资都由香港经河内、友谊关、贵阳运到重庆，交给办事处，再由办事处转运到延安。
上面这两项援助本来就有，这时则成为了重要来源。
三是办事处自己也搞贸易。经商才能赚钱。
当时重庆物价经常上涨，通货膨胀厉害，货币不断贬值。办事处便想各种办法筹措款项解决经济问题。
比如，新谷上市时粮价要便宜一些，办事处就买足一年食用的粮食，避免粮价上涨。
办事处还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开了一个公司，经营土产、食糖和代购油料。
办事处还通过其他关系，从香港进口器材和重要物资。
这些款项和物资，除过去所领军饷全部汇往十八集团军总部外，对于海内外捐赠的款项，则是汇到西安办事处，再转送延安。
除了汇款，现金也送延安。周恩来、董必武往返于延安与重庆时，都亲自带过钱。有时，办事处也托可靠的关系带送，比如托过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带钱到延安。
经费用处
款项大部分上缴中央。
一部分留作地下党经费以及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生活费用的开支。
还要帮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这些开支一般经过周恩来和董老审查后，定期报中央报销。
对于革命烈属和干部家属的救济，也是由办事处统筹开支的。
第二，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等部门，报送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报。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战报就不送了。
第三，向延安输送物资和接送干部。
起初，办事处往返于重庆延安之间的交通工具只有运货卡车。
这条路线是，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宝鸡、铜川、洛川等地到达延安。一般情况下需要8天到10天。如果遇到国民党检查站的刁难，有时就长达20多天。
华侨的贡献
那时，办事处的家当很小，在武汉时只有一辆旧卡车，后来马来亚华侨温康兰先生捐赠了一辆救护车，加上新加坡华侨的捐赠，办事处共有了三辆救护车和四辆卡车。其中两辆送到延安，其余的留在了重庆。
温康兰先生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新加坡的王天茂先生还组织了一个“司机回国服务团”，连同香港的司机服务团，前后五批共有司机60多人回国服务。
这些华侨有的在抗日战争期间英勇牺牲了，有的病故了。除个别人因不适应艰苦生活离去外，大多数留在我们队伍里，有些还成为了各级领导干部。
这阵子上映的志愿军电影，里面也有一个南洋华侨技工服务团的运输车司机角色，还是名神枪手。
皖南事变以前，重庆办事处和延安之间往来还比较顺利，事变后情况就复杂了。
过去，办事处用自己的护照就可以通行，后来都要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申请护照。申请书的条目繁多，要填写申请去延安人员的姓名、籍贯、年龄，还要写明携带的物品，甚至书籍也要登记。
沿途的检查站很多，其中以重庆附近的璧山县青木关和进入边区前的洛川站的检查最严，除对我方人员盘问纠缠外，对物品、行李都要翻箱倒箧，没有几个小时走不了。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高级参谋李涛等返回延安，在中部县被国民党驻军扣留，经多方交涉才放出。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军车两辆由延安返渝，在三原也遭到扣留，押车副官和司机五人被捕，也是数经交涉才获释。
1943年夏，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撤退一大批干部回延安，行经褒城时，检查站竟在城门上架起了机枪，先是扣留护照，然后把人集中到河边，并检查我们警卫人员的枪支，随后又带到汉中司令部，刁难了很长时间，因为找不到任何借口，最后不得不放行。这一批干部足足20多天才到达延安。
除把撤回的干部送到延安外，办事处也还输送一些地下党员到其他地方去。
在历次运输中，办事处年轻的押车副官们既要指挥行车，又要同国民党交涉斗争，还要照顾乘车人员的生活和安全。为了保护车辆，押车副官们晚上就睡在驾驶室里。他们经受了艰苦的磨砺，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2
办事处的机关生活
办事处机关物质生活是朴素的，而精神生活则是充实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使机关真正成为了一个革命大家庭。
土自来水
南方局和办事处共有100多人，由于办事处建造在山坡上，开始时用水全靠厨房的同志从嘉陵江一担一担地往上挑，十分辛苦。
后来有个同志在办事处西边山沟坡的岩缝里发现了一股山泉，便用粗竹竿制成水槽，把水引进厨房，减轻了挑水的劳动，大家说是土自来水。
之后，又在防空洞附近打了一口井，这才解决了吃水问题。
供给标准
大家的供给标准，最初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三元五角。
以后物价上涨，改为了实物，都吃一样的伙食。
1942年以后，在领导同志就餐的那一桌加了一个保健菜。
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重庆办事处也在空地种菜、养猪，改善生活。
另外，办事处每人每月有三元五角、四元、五元不等的津贴，作为购买生活物品之用。
服装
服装方面，单衣每人每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还有蚊帐。
不穿军服的同志，每年按标准发一次服装费，由各人自己购买，男的穿中山服，女的穿旗袍。
医务室、休养所、托儿所
办事处设有医务室，大病到医院治疗，小病就在医务室就诊。
在离办事处较远的一个名叫高峰寺的地方，还为重病号设立了休养所。
另外，办事处为婴幼儿办了托儿所。所长和保育人员都是从孩子妈妈中挑选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
那批孩子后来也都成了干部，有的还是负相当责任的干部。
寻找干部子女
办事处曾先后为许多同志和烈士寻找亲人，沟通音讯，抚养家属子女，把他们送到延安或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这里面有：
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
蔡和森的儿子蔡博
任弼时的女儿
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
李硕勋烈士的儿子李鹏
吴玉章的外孙女大兰、小兰、霞飞、署苹
李克农的父母、妻子赵英、女儿李冰
陈毅的父母
刘伯承的弟弟
徐特立的亲属等。
另外还有，叶挺、罗瑞卿、罗炳辉、夏曦、郭亮、严朴等同志的儿女。
寄钱接济的，则有林伯渠、谢觉哉、唐延杰等同志的家属。
这项工作由刘一清，即刘昂负责。
被接济的家属无不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这对社会上那些反共分子诬蔑共产党六亲不认的谣言，是个有力的驳斥。
去世的同志和亲属
那几年，也有些同志和亲属病逝。
红岩办事处的房东刘太太在小龙坎找了一块墓地安葬他们。
在那里安葬的有：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黄文杰、李少石、吴志坚等11位同志和3个小孩。
学习教育
大家很少有机会进城。平时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文化教育，抓得比较紧。经常性的教育包括：政治、军事、党史、时事。文化教育是语文、算术、作文。
有空闲时，同志们就在农场、山沟里散散步。山坡上有不少房东的果树，如桃子、柚子、柑子等，大家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采摘。
而附近其他机关的驻地，往往果子尚未成熱就被采摘了，引起果园主人的不满。
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对照。
搞好群众关系
1943年5月下旬，有天连夜大雨，山间大水倾泻，办事处附近的一户人家房屋被冲倒，有人压在里面。
因为这户人家平时有意注意办事处人员的行踪，有的同志对他们有怀疑，没有去抢救。
周恩来指出：这样不好，不管他本人如何，他有孩子、家属，我们应该讲革命的人道主义。
于是，同志们都奋力去抢救了。
救亡室
办事处里还设有救亡室，每天晚上都可以在里面进行文娱活动。
大家经常唱救亡歌曲。逢年过节，爱好戏剧的同志会排练独幕话剧。办事处还组织同志们自己动手修操场、盖礼堂。自己办墙报，也常打桥牌。
3
办事处设在红岩的由来
还是在武汉期间，办事处就为撤出武汉作准备，先派周怡、张玉琴到重庆筹建办事处，建立据点。
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租用了机房街70号作为办公用房。以“十八集团军重庆通讯处”的名义开展活动，周怡任通讯处处长。
1938年10月20日，日军逼近武汉，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分水陆两路开始撤退。一路溯江而上，经宜昌、万县；一路经长沙、衡阳、桂林、贵阳等地，走陆路去重庆。
重庆办事处成立后，原通讯处即行撤销。
办事处由钱之光担任处长，周怡负责南方局的情报科工作，对外称办事处副处长。
机房街的房子不大，到重庆后因人员增多，又在棉花街30号租了一所房子。
但两处办公，诸多不便，南方局组成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并预防日本飞机轰炸时有个退路，就决定在重庆近郊寻觅地址，设立机关。
经我党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同志介绍，由党员刘圣化陪同周怡找到了红岩咀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
刘太太，本名饶国模，刘圣化是她的小儿子。
刘太太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树木多，四周住户很少，既便于党的工作，又便于防空。
刘太太正准备在这里盖房子，于是办事处同她商量，给她3000元，将原计划建筑的两层楼加为三层，由她负责兴建。建好后，办事处住用三年，以后付房租。
刘太太当即应允。
为了早日建成办公楼，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积极参加劳动。到嘉陵江边抬木头、竹竿，拌泥浆，夯土墙，一边劳动，一边歌唱。
1939年“五•三”、“五•四”，日本对重庆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整个山城变成了一片火海。
办事处机房街70号、棉花街30号，以及《新华日报》苍坪街、西三街的房屋都被炸毁，大家就都迁到了红岩。当时红岩的房屋尚未建成，大家就在下面的嘉陵江畔搭了竹棚临时办公。
后来，钱之光回到机房街，还发现有一枚未爆炸的炸弹。
在大轰炸的那几天，房东刘太太腾出了一部分房屋给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等几对夫妇居住。还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则住在她的柴草屋里。
办事处同刘太太的关系处得极好，所以从1939年夏天红岩办公楼建成后，一直住到1946年春，这就是红岩办事处的由来。
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1938年冬，邓颖超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原先住在机房街70号。周恩来到重庆后，他俩便一起搬到曾家岩居住。
后来，经朋友介绍，用办事处的名义租下了曾家岩五十号这所房子的一部分。
三楼原先住的是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迁出后，他们住的那部分房子也由办事处租用。
二楼东边住的是国民党官员刘瑶章一家。
刘瑶章，解放后曾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和邓大姐住在楼下一侧。因为周恩来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所以这里对外也称周公馆。
周公馆实际上是南方局在市区的工作机关。南方局下设的党派组、文化组、军事组、外事组、妇女组的人员，大都住在这里。
《新华日报》则设在化龙桥虎头岩。
1939年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曾家岩的周公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虎头岩的《新华日报》，就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中心。
（第一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