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入党后，潘汉年起初是负责左翼文化战线工作的。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才转到了情报战线来。
文化人干情报工作，相比起军人，潘汉年既有先天优势，也有先天不足。
在中央苏区、长征到抗战前的这段时间里，潘汉年在情报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个时期不是本文重点，因此不展开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潘汉年越发如鱼得水。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南京之间，成绩斐然：
他利用汪伪江苏省教育厅长袁殊的关系，派遣我情报人员刘人寿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宕井公馆任机要秘书，秘密安置电台。
他派记者翁从云、叶文津进入伪《新中国报》，开展地下工作。
他派遣有女诗人身份的关露，也就是胡寿媚，潜入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
通过这些关系，潘汉年搜集到了许多重要情报，比如：德军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日军是北进还是南进的情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日伪军进攻扫荡苏北淮南解放区的情报等。
但是，最大的收获是，潘汉年与李士群建立了秘密联系。
1
与李士群的关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英法租界，上海呆不下去了，中央指示在上海的潘汉年、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等地下工作领导人向淮南的新四军军部转移。
1942年底，在李士群的助手、76号特工总部副处长胡均鹤的护送下，潘汉年、刘晓经镇江、仪征，进入了淮南解放区。
李士群为什么要帮潘汉年？
李士群、胡均鹤二人都是中共出身，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但他们与国民党仍有矛盾，因而抗战爆发后很快就投靠了日军，成为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甚至当上了特工总部主任。
李士群是矛盾的。
每一个汉奸在心底里都知道跟着日本人前途并不可靠，总希望脚踩多条船，以求将来的平稳落地。
李士群与中统、军统结怨很深，那条线并不好搭，因而李士群便主动派人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络，潘汉年由此与李士群保持着关系，以此搜集情报。
这是特殊形势下的特殊产物。
在当时是合理的。但在未来势必是不合理的历史。
潘汉年需要强有力的政治能力，才能平衡好他所做的一切。
1942年底，回到淮南解放区后，潘汉年任华中局联络部长，与李士群的联系也因此中断了。
1943年3月，新四军军部获知日伪即将对淮南解放区发动大扫荡，为获取其详细准确的情报，经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潜回上海，去找李士群了解详情。
行动的一开始就扯上了饶漱石，潘汉年的未来更难了。
2
1943年面见汪精卫
到上海后，潘汉年找到胡均鹤，提出要立即见李士群。胡均鹤说李士群不在上海，回苏州家里去了，要不我们去苏州。
第一个错误
潘汉年犹豫了一下，第二天一大早由胡均鹤陪同去了苏州。但到了苏州李家，又扑了空。
家人说李士群有急事去了南京，让潘汉年到南京找他。
潘汉年觉得李士群的行动不正常，便问胡均鹤：李士群既知我要来，为何又去了南京？
胡均鹤没有答案。虽然有疑问，但潘汉年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南京。
单枪匹马闯南京，就情报工作的常规而言，潘汉年迈出了错误的第一步。
第二个错误
到南京的第二天，潘汉年见到了李士群。
南京并非上海，李士群提出，带着潘汉年先去见汪精卫。
李士群想向汪精卫展现自己的能力，表示自己与中共高层有单线联系。
对吧，哪个中层干部不想向董事长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
汪精卫呢，则是得悉周佛海已秘密与重庆联络，自己也想与中共接触接触。
可潘汉年对此却毫无思想准备，而且也来不及向上级请示。如果拒绝的话，李士群会恼羞成怒，翻脸扣人，自己不仅脱不了身，饶漱石交待的任务也完不成了。
潘汉年斟酌后决定去汪公馆，见机行事。
这是潘汉年的第二步错误。
面见
到南京的第二天下午，潘汉年就由胡均鹤陪同，前往了汪公馆。
汪精卫寒暄后说：
“
我认识毛泽东先生，过去我也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了误会。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没有什么搞头，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
潘汉年回答：
“
共产党不会参加你的议会政治，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
汪精卫说：
“
现在是个合作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联系你仍找李士群。
”
潘汉年最后说：
“
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的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
新四军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潘汉年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会面结束。
3
此后十年，潘汉年都没有向组织汇报
没向新四军军部汇报
潘汉年从南京回到淮南根据地。
这时，饶漱石策动了围攻打击陈毅的运动，而潘汉年与陈毅私交很好。
潘汉年担心饶漱石借机整陈毅，就将自己去南京的情况隐去了，没有向新四军军部汇报。
1943年9月，李士群被日军特务机关毒死，潘汉年与李士群的联系也随之结束。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没在中共七大时期公开汇报
1944年初，潘汉年奉命参加中共七大，于1945年1月到达延安。
七大前后，潘汉年几次想向中央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但都未成功。
因为重庆当局已获知了汪精卫在南京秘密会见中共人士的消息，正借机大造舆论攻击中共。
而延安对潘汉年此事毫不知情，正在斥责重庆造谣生事，几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报纸上辟谣。
这样一来，潘汉年更加开不了口了。
没跟毛主席单独汇报
潘汉年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南京之行的后果至为严重，鼓足勇气跑去见了毛泽东，想如实坦露详情。
岂料一见面，毛泽东就对潘汉年说：
“
对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信任的。外面的那些谣传，我们不会相信，你也不用害怕。
”
由此，潘汉年获得了侥幸心理，这个秘密就从此埋在了心底。
1945年2月23日，毛泽东签发，刘少奇、康生署名，中央专门给饶漱石发了一封电报，再次申明了对潘汉年工作的信任：
“
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遣他到南京与李士群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
”
中央坐实了潘汉年没有见汪精卫，潘汉年陷入了彻底的被动之中。
从参加中共七大到离开延安，在几个月里，潘汉年有很多次机会，但他最终都没有向中共中央汇报自己面见汪精卫的情况。
这是文化人的错误吧。我想如果潘汉年是一名军人，绝不会如此拎不清的。
总之，这是潘汉年所犯的最大错误，这一错就是十年时间，这一错就送掉了自己的后半生。
4
十年之后，被捕
1954年2月，高饶反党集团被揭露，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问题。
1954年9月，当年与潘汉年接头的汪伪特务胡均鹤，解放后被上海市公安局留用，到这时也被逮捕。
1954年12月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被捕。
这些连续发生在身边的事件，使潘汉年坐卧不宁。
和盘托出
1955年3月，北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上海市代表团团长陈毅，副团长潘汉年。
潘汉年是随解放军进入上海的，他先后担任了上海市的多个职务：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长等、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等。
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许多有牵连的高级干部都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检查自己的问题。
会议闭幕前夕，毛泽东发表讲话：
“
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主动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能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书面材料。现在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尤其是里通外国的问题，都得向党交代，否则罪加三等。
”
面对最后通牒，潘汉年藏不住了，终于下决心将当年见汪精卫的情况和盘托出。
晚了啊！
1955年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报告了自己1943年的南京之行，坦述了长期未向组织报告的原因与自己的责任，并将汇报检查材料托陈毅转呈毛泽东。
被捕
第二天，陈毅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潘汉年讲述的情况，并呈上了潘汉年写的材料。
几小时后，中央就做出了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1955年4月3日晚8时，下榻于北京饭店的潘汉年突然接到电话，有人在楼下大堂等他。
潘汉年穿着拖鞋赶到楼下客厅，只见公安部长罗瑞卿带着几个便衣人员等在那里，罗瑞卿宣布：
“
奉中央指示，对你进行逮捕审查。
”
1955年5月19日，潘汉年的妻子，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科科长的董慧也在上海被捕。
曾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的许多部下与战友也纷纷被捕。这就是“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
5
又过了八年，宣判罪名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正式认定潘汉年的三大罪行：
一、潘汉年在1936年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的特务，并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
二、潘汉年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
三、潘汉年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供给盘踞在台湾的敌人情报，致使敌机在1950年春天对上海进行了连续轰炸。
根据以上罪行，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期满后，交由公安机关管制。
假释
1963年2月13日，被正式判刑后一个多月、被捕后约八年，潘汉年被假释出狱。
他的妻子董慧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而结案处理，决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予以释放。
董慧不愿意离开丈夫，一直住在监狱的家属宿舍里，等待与丈夫见面。
假释出狱后，潘汉年与妻子董慧被送到团河农场劳动改造。
6
死于文革
1967年3月，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出面，向公安部长谢富治下达了指令：
“
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
潘汉年与妻子董慧再度入狱，这时潘汉年61岁。
1972年，潘汉年被改判无期徒刑。
1975年5月，潘汉年与妻子董慧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长江茶场劳动改造，被改名叫肖淑安。
1977年4月24日，潘汉年病故，享年71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两年多后，妻子董慧也在茶场去世。潘汉年夫妇没有子女，他们的骨灰被埋在长沙火葬场墓地中。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纪委书记陈云指示复查潘汉年案：
“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工作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
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再不说话，就没有人知道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