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封建制度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新旧交替时代，各种矛盾交织。
新的民族与国家观念正在逐渐形成，个人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正逐渐被军人们所接受。
但是，新的国家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仍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很多政治选择的背后，都带有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痕迹。
1
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政策
中原大战后，以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方实力派实力大减，失去了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的机会。但冯玉祥、阎锡山的命运却不尽相同。
阎锡山虽然一度被逼下野，但很快就借助蒋介石内外交困的境地，重返太原，出任山西绥靖主任，重新掌控了晋绥两省。
冯玉祥则丧失了对西北军的掌控权，西北军被分化为了几个地方实力派，包括韩复榘、宋哲元等。
1932年以后，蒋介石对北方实力派改为以怀柔放任为主。在蒋介石拟定的基本政策中，对北方是亲善放任的。
1933年8月，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计划如下：
一、张学良来中央；
二、对刘湘扶助；
三、对冯玉祥限制；
四、对阎锡山放任；
五、对孙殿英联络；
六、对杨虎城领导；
七、对韩复榘督查；
八、对于学忠培植；
九、对商震、庞炳勋、傅作义提携。
可以看出，除了对没有地盘又失去了军队的冯玉祥采取限制外，蒋介石对其他地方实力派都是培植放任与提携。
倒霉的冯玉祥哈。
1929年，蒋介石到北方时，赠送给傅作义、商震每人5万元，傅作义比较忠义，将赠款转交给了阎锡山，而商震则留为私有。
所以，商震也是几个军师长中最先离开阎锡山的。
2
晋绥系二号人物徐永昌
徐永昌，字次辰，山西崞县人。他本不是阎锡山的部署。
徐永昌最早在宋庆的武卫左军，先后在武卫左军随营学堂、陆军部将校讲习所、陆军大学等校求学。
1917年，徐永昌受陆军大学同学孙岳邀请，出任位于廊坊的军官教育团教育长。此后十余年间，徐永昌与孙岳一直并肩作战。
1924年，孙岳部被编为国民第三军，徐永昌是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925年，孙岳任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徐永昌是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
但此后，因为对冯玉祥亲近苏联不满，加上故乡亲情，徐永昌逐渐与晋绥系靠近。
1927年，徐永昌率国民军第三军入晋，接受阎锡山的津贴。
自此，徐永昌成为了晋绥主将，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
中原大战以后，徐永昌主政山西，任山西省政府主席。
他策划阎锡山复出，是阎锡山在1932年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晋绥军政的重要推手。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徐永昌并不认同包括山西在内的反蒋活动，这使他又成为了蒋介石拉拢的对象。
徐永昌既关心晋绥系的集团利益，又拥护中央。于是，徐永昌就成了晋绥系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的桥梁。
3
晋绥系的财务困境
事实上，不仅晋绥系缺钱，地方实力派大多都缺钱。
由于军队数量庞大，除了广东等少数富裕省份，地方实力派的军费往往都入不敷出。
阎锡山的收入方面，山西、绥远两省全年国税收入686万元、特税160万元、中央统税补助费314万元、特别建设补助费360万元。合计收入1520万元。
支出方面，山西、绥远两省军费每月共计172万元，全年2064万元。
也就是说，阎锡山一年军费缺口达540万元。
军队欠饷是要造反的。
1932年，阎锡山收缩军队，裁撤老弱闲散官兵，开赴绥西屯垦。
1934年，晋绥系不得不准备再度裁军。6到7月，《申报》、《大公报》等陆续报道晋军缩编情况：每个营裁减一个连，八个师共裁去士兵20000余人，官长1000余人，每月可节约军费20万元。
但徐永昌不愿裁撤晋军，他私下与杨永泰讲：
“
余个人意见，晋绥军人确能爱国，何时国家不需要，何时皆可编遣之。
但就今日状况言，对外则晋绥几如边地，而中央尚在准备抗日。
若豫陕鄂等地，土匪遍地，共党四伏，似又不能先裁此项军队。
”
抗日与剿匪是山西不愿意裁军的挡箭牌。实际上，对于地方实力派而言，财力需要裁，却又不能裁的更重要理由是需要防蒋。徐永昌、韩复榘、于学忠等北方主要实力派将领就裁兵问题有过讨论。
不裁，财力不许。裁兵，则顾忌日渐增加的中央军队。
裁与不裁均难，如何破局？
4
晋绥系
中原大战后，华北由张学良主持。张学良驻在北平，组织陆海空军副司令部，改编山西军队为32、33、34、35四个军，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任军长。
这就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35军的由来。
晋军另外还有正太护路军，若干骑兵部队和炮兵部队。正规军每军2个师，每师3个旅，每旅2个团。
商震离去
1931年夏，石友三对张学良反目，举兵进攻东北军，张学良向南京告急，蒋介石一面派刘峙、顾祝同沿京汉线北上援助张学良，一面电示商震出兵石家庄截击石友三后方。
商震认为时机到来，秘密召集旧部黄光华、高鸿文两个旅，星夜出娘子关截击石友三部。
当时，阎锡山正逃亡大连，晋军群龙无首，商震得以从容离去。
商震离开后，太原海子边广场就召开了一个反商大会，山西将领表示拒绝商震再回太原。
商震是河北保定人，他地域观念浓厚，虽然阎锡山对自己屡加提拔，但商震始终对阎锡山怀有戒心，对山西人更是看不起。
商震在山西多年，但他的司令部里几乎全是河北人，因之山西人对他也自然不满。
第32军军长商震率第67师离去，一拍两散，自此彻底脱离了晋绥系。
商震离开后，晋绥系还剩下3个军，合计7个师。
1934年，正太护路军改称第101师，晋绥系又恢复至8个师的编制。
这8个师的师长分别是：
第66师，杨效欧
第68师，李服膺
第69师，杨澄源
第70师，王靖国
第71师，杨耀芳
第72师，李生达
第73师，傅作义（兼）
第101师，孙楚。
南下围剿红军
1934年，蒋介石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4月28日，中央军陈诚部攻占了苏区核心区域第一县城广昌，打开了通往苏区的门户。
但是，随着围剿的不断深入，蒋介石深感兵力不足。
1934年8月18日，蒋介石开始有征调晋鲁军入赣的打算。这一打算被徐永昌获悉，他在日记中写道：“昨闻蒋有电调晋军。”
敏锐的徐永昌立即察觉到，这是解决晋绥系军饷问题的好时机。
1934年8月24日，徐永昌从太原到北平，在李鸿文那里获得了更准确的消息：“太原接江西电，调晋军六团或八团入赣助剿匪，候余返并商，应付甚急”。
并，是太原简称。
1934年9月4日，徐永昌从北平返回太原。
1934年9月5日，第二天，徐永昌即前往绥靖公署，商议出兵江西问题，但并未做出决策，他还要去河边，请老板阎锡山拍板。
1934年9月7日，徐永昌和第34军军长杨爱源一起到河边，晋谒阎锡山，商讨出兵助剿。
然而，阎锡山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阎锡山担心出兵有去无回，自己的人马会被蒋介石吞编。
徐永昌则给阎锡山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山西财力有限，正需要裁兵，晋军到江西去助剿，强于养不起而自家裁撤，而且蒋介石“正谋树信统一，不见得以小害大”。
经过徐永昌的开导，阎锡山同意了出兵。
讨价还价
晋绥系内部就出兵江西达成一致意见：出兵助剿，军饷由南京中央承担。
1934年9月8日，徐永昌将山西出兵助剿的意见，请山西绥靖公署秘书长贾景德复电熊式辉、杨永泰。
山西的如意算盘，蒋介石显然难以全盘接受。
于是，山西与南昌行营之间开始了讨价还价。
1934年9月12日，牯岭那边复电，对晋军南开八团只能补助饷项半数。
山西要全额，南昌行营只同意给半数。
对半砍。
第二回合。
1934年9月14日，山西军需处核算出来，八个团的军饷及给养费，需要共计17万元每月。
徐永昌提议，中央承担四分之三，山西承担四分之一。
但阎锡山仍坚持由中央全额承担。阎锡山铁公鸡式的态度引起了山西内部的不满，不知如何回复南昌行营。杨爱源开始称病，秘书长贾景德也不代拟电了。
由于山西坚持索要全额，南昌行营做出了让步：所开8团，中央每月勉助10万元。
于是，在南昌行营做出了让步，晋绥系内部也同意出兵的情况下，阎锡山没有继续固执，同意了中央出10万块的方案。
这场类似于商贩之间的讨价还价，恰恰是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真实面相。
李生达南下
军饷问题解决后，剩下的问题就是领兵将领的选择了。
晋军助剿兵力是8个团，统兵将领需要从上文的8个师长当中挑选。
然而，当得知需要抽调晋军南下助剿后，晋军将领似乎都不愿意去。
第71师师长杨耀芳再三表态，不愿去江西。
第68师师长李服膺，则以家有老人而明确拒绝。
最后，徐永昌向阎锡山建议，在第101师师长孙楚与第72师师长李生达二人中选择一人。
阎锡山选择了孙楚，但孙楚知道后，也不愿意去，他托秘书长贾景德疏通，推李生达去。
最终，晋军由李生达率领8团兵力南下助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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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每个月10万元军饷的补助，对于捉襟见肘的山西财政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补充。尝到了甜头的阎锡山认识到借师助剿的好处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在江西剿共结束后，蒋介石同意李生达调回江西后，阎锡山却希望李生达继续在江西助剿，不必返回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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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此同时，因为没有协饷，阎锡山严词拒绝了助剿与山西接壤的陕北红军。
哪有什么革命情谊，都是利益交换基础上的互动啊！
这就是央地关系的实质内容吧。
给钱办事，没钱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