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北大的“奇女子”
文化
历史
2024-08-26 21: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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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年巴黎奥运会开幕的同一天,有一位重要的学者离开了我们。她就是被称为“北大的国宝”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乐黛云教授。她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学生,也是知名学者戴锦华和钱理群的老师,丈夫则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季羡林也曾用“奇女子”这个词来形容她。提起乐黛云,就不得不提到由她开宗立派的学科:比较文学。不少人都对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有点困惑。比较文学的意思就是比较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作品吗?这种对比有什么意义呢?它和咱们这些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咱还得回到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那时候,中国的文学刚刚摆脱了动荡十年的阴霾,开始自觉地去接受外国文学、想要把自己融入世界文学之中。换句话说,当时的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最需要的,是有人能给他们打开视野,看看中国和外国的文学到底走了怎样不同的路径。再举点更具体的例子来说:您能想到孔子和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好多相似的观点么?您知道写《牡丹亭》的汤显祖和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基本上是一个时代的人吗?您能想象研究“梦的解析”理论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宋代的儒学大家朱熹都在岳麓书院那块地方讲过课嘛?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这些也都是乐黛云感兴趣和研究的问题。她做比较文学最初的期望也特别简单,就是希望给中国那些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人打开国际视野,不要只看着中国自己内部的文学,也要看看外国的文学和文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同时,比较文学的研究对外国学者了解中国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乐黛云认为,不同民族间的对话应是一种面对面的平等关系,而非我的思想把你覆盖、同化。她既反对“欧洲中心论”,也不赞同“东方中心主义”。她认为比较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而不同、贵在同心”。乐黛云出生在贵州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新派人,从小就让她学英文、学钢琴。在乐黛云十岁那年,父亲应邀去了贵州大学当英文讲师,一家人搬到了贵州大学附近。在中学时代,乐黛云就被外国的文艺作品深深吸引。上学的日子里,乐黛云的业余时间全都用来看西方的戏剧和小说,她也喜欢写散文,念古诗,国文课上总是得到老师最热烈的夸奖。十七岁那年,乐黛云陆续收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录取通知,父亲对南京很有情结,执意要她去南京读书,但乐黛云却早已深深向往进步的、革命的北京大学。就这样,乐黛云瞒下父亲,孤身从贵州北上去了北大。在选专业的时候,还有一番阴差阳错的故事。当时,乐黛云所有大学的所有专业报的都是英文系,但是北大却把她录取进了中文系。很久之后她才知道,这是因为沈从文先生喜欢她入学考试的作文。那时的乐黛云还怀着一腔热血,加入了北平城内的地下党。每天深夜,革命工人在北大印刷厂加班印制秘密文件和传单,她和同学就负责校对。毕业后,乐黛云留校工作,担任中文系首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工作,同时自己也开展一些学术研究。接着,她开始登上讲台,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讲师。然而,好景不长,在接下来的近二十年里,历史的浪潮让乐黛云历经沧桑。在无数次的下放劳动里,她干过许多“有辱斯文”的活计: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然而,这时候的她倒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带给她的豁达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像魏晋时期的名士一样,在赶小猪的时候引吭高歌,或者是在插秧的间隙悄悄地背几个英语单词。终于,她度过了那些痛苦年代,再次回到了北大。因为在下放劳动中工作做得不错,也没有情绪低落、怨天尤人,她还获得了许多类似“打砖能手”、“插稻先锋”的光荣称号。
回校后,乐黛云终于又返回了她深爱的讲坛。然而,这一次,她却遇到了一个烫手山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招收了一些留学生,开始时是朝鲜和非洲学生,后来,欧美学生也逐渐多了起来。虽说外国学生多了是好事,但到了教员这边,好事反而成了坏事。
当时,大家都不大愿意给这帮留学生上课。第一,和外国人相处,会有很多麻烦。毕竟那时候政治环境还很紧张,谁都没教过外国人,如果学生提些怪问题怎么办?弄不好,就会被扣上叛国的罪名;第二,外国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学,怎么讲都行,体现不出什么学术水平,今后提职称也占不了什么分量;第三,教学内容也很难安排,按老的一套讲,学生不会爱听,讲点新东西,又怕出错误。这时候,乐黛云临危受命,站了出来。
这段经历正是她开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颗种子。
当时,乐黛云班上有位美国学生名叫舒衡哲。她当时已经是美国很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了,和乐黛可以说是教学相长、师生互鉴。她们不仅交谈了许多学术思考,也在生活中成为了很亲密的朋友。
乐黛云(左一)与卡洛琳·威克曼博士和舒衡哲(右一)
后来,由于舒衡哲的推荐,乐黛云获得了一次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机会。在哈佛读完,乐黛云又去了伯克利。
其实,当时的乐黛云如果选择留在美国,肯定能过得不错:一个有趣的小老太太,又很会写书,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甚至可以让儿女都活的很舒坦。然而,在交流期满后,乐黛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美国优渥的生活,选择了回到中国。
因为正是在美国的日子,才让她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研究比较文学的必要性:中国需要重新了解西方、了解世界,东西两大系统的文化需要互相认识、互相关照。而这也成为了乐黛云矢志不渝的信念。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是乐黛云的行动准则。她坚定地认为,只有在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才能找到发展中国新文学的途径。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乐黛云、看不起她。还有更过分的,直接就当着乐黛云的面说她投机取巧,说她中国文学不通,外国文学半吊子,所以才搞比较文学。
1985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乐黛云在发言
面对这些质疑和诋毁,乐黛云却秉持着她一贯的热情和坚定。这一次,幸运也眷顾了她。在她成立比较文学学会的同一年,国家正式批准在北大建立比较文学研究所。当时乐黛云自嘲是“扯虎皮做大旗”办起来的比较文学学会,到现在已经有快四十年了。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十六个字精准地概括了乐黛云的贡献与成就,同时,也和她甜蜜的爱情有些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十六字真言,是乐黛云的先生、国学大师汤一介的家训。1949年,他们是“未名湖畔同行的两只小鸟”,因为兴趣相投在北大相识。后来,在下放农村的时候,两个人因为两根青草定了情。当时,乐黛云和汤一介坐在一片草地上休息,乐黛云穿了一条带兜的工装裤。汤一介摘了两根小草装她兜里,说了一句:我这就交给你了。乐黛云说:那好吧!一句话,俩人就这么好了六十来年。一次,乐黛云无意中听一个学生说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听说在那个剧的爱情中,来自外星球的男主角是不会死的。乐黛云当场就说:“那我要看,希望汤先生也跟那个外星人一样。”在生活上,汤一介也是一位非常体贴的丈夫。当时有媒体报道,夫妇俩卧室书桌旁橱柜柜门上曾贴着两张纸条,右边写着“常用食品”,左边写着“非常用食品”。什么意思呢?原来,乐黛云好吃零嘴,右边柜子里放着的巧克力、饼干、芝麻酥,都是她的宠儿;左边柜子里则是她时常要服用的一些药品。而乐黛云也是最懂得宽慰汤一介的人。因为儿孙如今都在国外生活,搞得毕生研读中国传统文化的汤一介有些难过。但乐黛云倒觉得不必那么悲观,她靠着汤一介,缓缓地说:“以后人都成为世界人了,他们也是世界人的一份子。不管在哪,他们的基因是中国的。你不一定要考虑他是不是中国人,这都不重要,而要看你的思想是怎么活动的,是不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想一些问题……大家同属于一个世界,在往前走。”乐黛云八十三岁那年,汤一介仙逝。乐黛云含泪写下:“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署名:你的小黛。回顾大半生,乐黛云说自己的选择是“与时俱进,但绝不随风起舞”。她说,“过去也许我随风起舞过,可现在不会了,想想看还能活多久呢,再做又能增加什么。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写下来,把它对今天的世界、对国家文化发展的意义搞清楚。”她相信,当人们都拥有了真善美的认知,对共同人性有了基本的同情之后,可以通过对话避免民族主义偏见带来的误读,进而避免更大的纷争,甚至战争。不止一位了解她的友人说她的愿望比乌托邦还难实现。乐黛云当然也知道朋友们的想法,她却笑着说:“我想做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和平共生的、和谐的、互相理解、能够交流对话的世界。这是我的信念。要不然我就不做这个了。我对此坚信不疑,否则生活便毫无意义。”
编辑: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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