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荷兰人:他用镜头讲述中国故事

文化   历史   2024-09-02 21: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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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讲人:田洋

节目编辑:庞宇佳 程涵




话说在1938年的冬天,在武汉的汉口出现了一支特别的电影拍摄小队,里面的成员个个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一看就是清一色的外国人配置。他们扛着大包小包的摄影器材,主动联系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想要拍一部关于中国抗战的纪录片。


此时的国人还不知道,面前的这支小队将在不久的将来,会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巨大的改变,而这群人当中的灵魂人物——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更是成为了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物的至交好友。

尤里斯·伊文思

那么,伊文思镜头下的中国是究竟是什么样的?


奔赴中国 用镜头记录


1898年,伊文思出生于荷兰的一个照相师之家,在当地,他算得上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


30岁前后,伊文思陆续创作了多部纪录片,还为荷兰共产党机关报编辑过宣传片。1929年,“蒙太奇”电影理论的提出者之一、苏联导演普多夫金访问了阿姆斯特丹。伊文思特意选了自己的得意之作《桥》和《雨》请偶像点评。

他没想到,普多夫金竟然毫不吝啬地称赞了他的作品,还邀请他到苏联做客。而也正是这次苏联之行,让伊文思亲眼见证了社会主义是如何给予底层人民保护和希望的。



1936年,在得知西班牙共和党人与法西斯和纳粹德国的抗争后,伊文思第一时间带着摄影机赶赴战场,拍下了令国际瞩目的《西班牙土地》。

据说为了记录最真实的情况,伊文思在战场上拼命往前冲,好几次都差点被子弹射中。同行的海明威说他就是个不怕死的家伙,可伊文思自己却说:“要拍纪录片,就得什么地方在燃烧,就到什么地方去拍。”


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确实有一个国家也在熊熊燃烧,那就是遭受着日军侵略的中国。伊文思听说后当即决定:到中国去!


然而抵达中国后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不是日军的炮火,也不是资源的短缺,而是咱们在开头说的,政府压根不相信他们是来做好人好事的。

尤其在看过伊文思的预算后,工作人员发现,这群人居然每周只要50美金的薪水,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也仅有5美金。要知道,按那会儿的换算比例,连国民党军中连长的月薪都是他们的几倍有余。那人家可不得盘算——这伙人到底什么来头?就这么点钱能搞出多大名堂?



但其实他们不知道,以伊文思的才能和声誉,走到哪儿都能赚钱在欧洲,他一个月就能挣1200到1400美元,到中国拍片明显是做亏本儿的买卖,妥妥的为爱发电。他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

好在后来,一位刚刚蝉联奥斯卡影后的好莱坞明星愿意为伊文思担保,拍摄小队这才得以深入中国的抗日前线。


1938年4月4日凌晨,伊文思等人终于抵达了台儿庄阵地。听到远方不断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他激动不已,立马要求上前线,但国军都以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

其实国民党方面这么做并非杞人忧天,毕竟伊文思身份特殊,出了什么问题,对内对外都不好交代,而这也成了伊文思终生的遗憾。


上不了前线,伊文思也闲不住。只要身边有人,他就开始跑前跑后地找镜头。在他的画面里,有镇定行进的中国军队,也有协同帮忙的普通老百姓。更重要的是,他记录下了大量被日军杀烧抢掠过后的村庄。


拼尽全力 向世界展露


眼看着中国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下变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伊文思气愤不已。他将满腔怒火化作了摄影机下一个个骇人却真实的镜头,终于将中国带到了全球人民的视野里。


1938年10月,在中国待了8个月的伊文思回到美国,将自己的见闻制作成了一部长达60分钟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并在纽约正式公映。


《四万万人民》纪录影片


过去,西方人通过镜头看到的大都是中国军人软弱不堪的形象,风吹就倒、一打就跑,但在伊文思的记录中,人们终于看到了一支训练有素、神采奕奕的军队。原来中国军人们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无畏,休息时还都会打几拳“中国功夫”。而中国的老百姓本来生活和顺,却因为日军的洗劫家破人亡、背井离乡,可即便如此,中国人民依然在苦难中顽强抵抗。


《四万万人民》让西方被中国大地上的苦难所震惊,也为中国军民的团结勇敢所动容。但在整件事中,最惊讶的还得是安排伊文思本次行程的蒋介石,因为他居然在影片中看到了几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身影!

照理说,伊文思到武汉后全程由国民党将军陪同,表面上说是负责联络和配合,其实本质就是在监视他,不让伊文思和共产党有任何接触,那么伊文思究竟是如何拍摄到这些画面的呢?


其实,伊文思此次中国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探访中国共产党,咱们之前讲过的宋庆龄女士、《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都称得上是他的引路人。

不过,为了从国民党眼皮子底下脱身,伊文思的同伴们确实费了一番周折,他们一个负责打掩护,一个负责缠住陪同的国民党人员,这才给伊文思抽身创造了机会。


拍摄结束后,伊文思得知当时的延安连一台像样的拍摄设备都没有,就主动提出将自己的摄影机连同600多米长的胶片都送给延安。不过,那会儿的摄影机也不是个小物件,是不能随手往包里一揣说带走就带走的。于是,双方约定,在两天后的深夜到汉口郊外交接。


不久后,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而其中最重要的设备就包括伊文思的这批馈赠。这台摄影机为中国共产党记录下了许多重要镜头:像是毛泽东主席泼墨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全过程,以及南泥湾开荒、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珍贵的历史场景,可以说是为我党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添了把旺火。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伊文思所赠的摄影机前合影


以信仰之名 只求真实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伊文思辗转于世界各地。他为多国拍摄纪录片,主持过个人回顾展,还出了本自传,然而他始终忘不了在中国的一切。


1972年,伊文思再次访问中国,也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好友——周恩来总理。两人互诉近况,畅谈着几年间的经历和变化,在会面的最后,周总理向伊文思提出了一个想法,也就是这个提议,对伊文思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帮助中国重新在世界舞台上发声,周总理希望伊文思能拍一部表现当下中国状态的电影,而伊文思自己也愿意用作品去搭建中国与西方的桥梁。


为了确保影片的独立性,周总理特意和伊文思强调:“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什么样,你就按什么样拍。”他还嘱咐协助伊文思的团队,这不是“中国的电影”,而是“伊文思的电影”,说白了,就是一定要遵从伊文思的风格来拍。



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年,伊文思走访了北京、上海、山东、黑龙江,以及海南、新疆等地,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打交道、交朋友,他们之中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学生、教师、军人、手艺人等等。


对他来说,纪录片最重要的一定是保证真实。有人曾向他建议,为了让拍摄更顺利,不如提前写好采访提纲给对方看。此话一出,立刻被伊文思驳回。他不要提前排练好的东西,而要捕捉采访对象每时每刻最真实的反应。换句话说,现场什么样,咱就拍什么样。


此外,伊文思还教给了中方摄影师一个当下流行的拍摄方式,什么呢?手持摄影。


原来当时的中国摄影师都习惯了把机器架在三脚架上拍,那您想,这脚架往那儿一支,能拍到的位置基本就固定了,别说挪窝了,稍微狭窄点的地方是进都进不去,怎么能拍到最真实的场景呢?


于是伊文思要求摄影师必须扛着机器工作,一方面灵活度高,另一方面也能让镜头靠近被摄对象的生活和活动中,使得观众的视角能从一个旁观者深入成为一个参与者。而正是有了这样的精雕细琢,伊文思的作品才能打动人心。


1975年,这部名为《愚公移山》的电影正式上映了。《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称:“在西方,《愚公移山》是到目前为止了解中国最为全面的途径。”


电影《愚公移山》

伊文思离开中国后不久,原本好评不断的《愚公移山》突然出现了另一种论调。有人认为,这是伊文思在受到某些中国领导人启发后,拍摄的一部用于“官方宣传”的电影。


这种说法对伊文思而言无异于奇耻大辱。要知道,曾经的他为了拍摄,放着四位数的薪水不要,忍饥挨饿,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拿到最真实的镜头。如今却有人将他视若珍宝的作品称为宣传材料,他怎么可能不生气呢?


然而正如网上流行的一句话所说,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伊文思的抗议并没得到多少人的重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工作,收入断崖式下滑。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和中国划清界限的意思,甚至又一次来到了中国。


上世纪80年代,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自己的最后一部影片《风的故事》。


电影《风的故事》

1989年6月28日,尤里斯·伊文思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91岁。


从《四万万人民》到《风的故事》,伊文思用脚步丈量了中国土地的辽阔,也用镜头记录下这个国家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和变化。他的作品,帮助中国在当时纷乱复杂的国际舞台上,发出了寥若晨星却震耳欲聋的呐喊,让西方世界从此正视中华人民共国的存在。


或许看到这儿有朋友会问,原本伊文思可以留在故乡继承家业,又或者是在欧洲名利双收,为了中国做这么多他不会后悔吗?其实伊文思很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曾说:“我要坚持向世界说明,我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对中国的支持是艺术和我的信仰的支持。



编辑:亚特

素材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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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及其音频版权归属北京广播电视台,未经授权不得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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