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淮河中游左岸不远的沿淮平原上的小镇——张店是一个典型的农村集镇。小镇基本上没有什么流动人口，商业也不发达。由于历史和区位的原因，小镇是十里八乡农副土特产品的交易中心和集散地。小镇南北走向，一条两三百米长的街道贯穿南北。平常逢集时，街道两旁挤满了商贩。街道两旁的房屋基本上全是民宅，都是土坯房，只有小镇的南端和北端有一些砖瓦结构的房子。
小镇在解放初期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后来乡政府撤并，这些办公用房被改建成小学。和学校几乎平行的一组砖瓦结构的房屋是供销社，供销社被分为两个部分，中间由一道砖墙隔开。东面的门市主要出售油盐酱醋等日用百货，西面的门市主要售卖布匹和鞋类等日用品。在供销社东南二三十米处是一个小饭店，平常不营业，只有逢集的日子才开门营业。供销社对面四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排红砖砌成的房屋，是食品站。所谓食品站是当地百姓的叫法，实际上它是县商业局在小镇设立的收购和屠宰生猪的站点。
在当时的沿淮乡村，农民普遍比较贫穷，平常没有什么额外收入，主要靠养猪出售后增加些收入。在当地的农村家庭，几乎每家都养猪。只是由于政策限制，一般每户只能饲养一两头猪。为了方便当地农民就近出售生猪，也为了满足集市及周边百姓生活所需，这个食品站除了收购生猪调运外地外，也就地屠宰出售。
虽然被称为食品站，正式职工却只有一名。另外，还有一名在当地雇用的饲养员，财务是兼职，逢集时才会从公社所在地临时赶过来。实际上，这名正式职工的主要工作就是收购、宰杀和卖肉。在当地的农村，这种人被称为“杀猪匠”。
我家刚到小镇的时候，食品站刚刚筹建。从县里派来的正式工作人员刚到小镇，时间稍长，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周大福。
周大福三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胖胖的身体，满脸横肉，像我在电影中看到的“坏蛋”。
后来，听大人们说，周大福的家在县城。他的父亲是一个南下干部，解放战争末期因受伤转业到县商业局工作。周大福从小就不喜欢读书，据说小学就上了近十年，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死活不愿意再上学。他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托人把他送进工厂。但是工厂的生活枯燥单调，收入也不高，工作两年后又逼着父亲帮他换工作。万般无奈之下，他父亲只好采取退休“顶替”的办法，让他到商业局当了一名长途货车司机。司机走南闯北的工作性质让周大福开了眼界，还可以捞些“外快”，他开始安心工作，还娶了一个漂亮妻子，生了一儿一女。这次小镇筹建生猪收购屠宰点，上级看他膀大腰圆，经过短暂培训之后，就派他来小镇当“杀猪匠”。
小镇民风淳朴，当地居民本分老实，向来惧官，只要是上面派来的人，一概被他们当作“公家人”，享受着尊敬和羡慕。
由于食品站人不多，站里站外都是周大福一人说了算，他的声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显赫，特别是对于出售生猪的农民。由于收购生猪是按等级定收购单价，所以一头猪的价格往往因为不同的级（大略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每级单价不同，特级单价最高）而不同。我记得，当时生猪的收购价大约在每斤三角至五角之间，一般农民出售的生猪在一百五十多斤至三百多斤不等，如果定的级比较高，即使是重量相同的生猪，总价也会高出许多。而定级的标准通常由周大福一人定夺，这就出现了请客送礼以及托当地干部说情的现象，周大福很快成了小镇的名人，差不多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对他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从“周师傅”或“老周”到“周股长”，最后被称为“周站长”。周大福一开始听到“周站长”时还有点不适应，时间长了，也就欣然接受了。
我曾经和小伙伴们去观看过周大福杀猪。穿着简单衣裤、围着塑胶围裙的他像勇士一样进入猪圈，瞅准某一头猪后，让饲养员将其赶出猪圈，趁猪不备一下子抓住猪的前后腿，将猪掀翻在地。在饲养员的帮助下，将猪捆好，然后拿起预先准备好的杀猪刀，从猪的颈部一刀下去，动作果断有力。据他日后告诉我，他杀猪的诀窍是一刀扎下去，刀尖直抵猪的心脏，一般猪不会挣扎，而且猪的动脉血管也同时被刺断，猪瞬时丧命，这样对保持肉质比较好。抽出刀后，用力将猪头往上拉，猪血从刀口处喷涌而出，杀猪的案板下方是预先安排好的“关系户”们接猪血的瓷盆，待血凝固后，就各归其主。
接下来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好看。一般情况下，杀完猪之后，要在猪的前蹄处割开一个口，然后用一根铁杆从这个开口处用力捅进去，当地的说法叫“铤”。“铤”要有章法，要遍布猪的全身。接下来的工作是用嘴将空气从这个口子吹进猪的全身，让死猪的身体膨胀起来。这个程序需要气力，也需要技巧。
周大福每次完成这道程序都几乎不用一分钟就可以让猪的全身变得浑圆，然后用细绳将进气口扎住，随之进入下一道程序：把猪抬进一口大铁锅中煺毛。铁锅很大，几乎可以盛下整头猪，大锅里面烧着热水。由于猪身体里已经充了气，身体浑圆，烫起来很方便，一般一分钟左右就可以煺毛了。煺毛的过程，周大福会指挥饲养员完成。待整头猪煺毛完毕之后，下一道程序就是将猪大卸八块，这个程序必须由周大福亲自动手。观看周大福分解猪的过程对于尚是孩童的我来说，简直是在欣赏艺术表演。一头两三百斤重的肥猪在他的面前只需要短短十多分钟时间就可以被分解完毕摆上案板，进入销售程序。我上中学后，读古文《庖丁解牛》时，立即就想到了周大福“解猪”的过程，不禁为周大福的技艺而心生钦佩。
周大福到小镇不到半年时间就成了小镇名人，自然也和我的父母认识了。由于我家住的地方和食品站只有不到百米的距离，相互走动就成了家常便饭。
刚开始时，由于职业和长相原因，周大福在我的眼里是凶神恶煞的形象，时间长了，才觉得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善良的人。平常没事过来串门时，总会给小孩子们带些糖果，还会带些档次稍高点的茶叶和香烟来。聚会的时候，他还会带些没有卖出去的猪骨头或排骨过来。在那个凭票供应以及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无疑是最受欢迎的食品。周大福很能喝酒，差不多可以喝一两斤，而我父亲最多只能喝半斤左右。刚和周大福认识的时候，我父亲喝醉过几次，后来周大福意识到了这一点，喝的差不多时就不再劝酒。
他很同情被发配到小镇的人们，这些人不仅仅包括我的父母，还包括那几个“右派”老师以及信用社的杨行长等。他尽可能地在他的权限范围内关照这些人。在小镇居住的几年里，我家里经常能吃到猪血，而一头猪的猪血几乎可以让一个家庭吃上几天，而且只需要花四毛或五毛钱。由于当地的百姓生活普遍贫困，不是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一般不会买猪肉，所以每个逢集的日子一般只杀一头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周大福的关照，根本就买不到猪血。此外，一斤猪骨头只要九分钱，只是很难买到。周大福看到我们家的孩子都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经常会留下几斤骨头卖给我们。这些猪骨头买回家后往往要在锅里煮上好几遍，直到被啃得没有一点儿肉丝才舍得扔掉。
周大福的妻子比他小五六岁，是个漂亮女人，没有工作。由于小镇条件较差，她不愿意跟他到小镇居住。初到小镇的时候，只要有空，周大福都要回城去。尽管小镇离县城只有不到二十公里，但由于没有公交车，路况也很差，骑自行车要几个小时才能到家。加上周大福身体胖，更多了一份辛苦。而且食品站只有他一名正式人员，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时间长了，回家的次数就逐渐少了。后来，他向上级提出申请希望调回城里，只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替换他，所以回城的事就搁置下来了。
有一年的夏天，放暑假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女儿到小镇来探亲。喜出望外的他立即把妻子和孩子介绍给我父母以及其他的朋友，并且张罗在一起聚餐。那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在妻子的搀扶下才歪歪斜斜走回自己的宿舍。
他的女儿叫周小红，年龄和我相仿，是一个漂亮的女孩，也在读小学。她从城里来，带着城里孩子的文雅，穿着时尚，她的到来立即吸引了小镇众多孩子的目光。她第一次来乡下，对所有的一切都感觉新鲜。可能还是不习惯农村孩子身上的野性，她总是爱和我一起玩。我们一起去田野中摘野花，到水塘中摘荷叶，也一起去河里游泳。有时候，也和我一起做作业。她从城里带来许多小人书，其中有些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些书让我如痴如醉。假期很快就结束了，小红也要回城里上学了，我们依依惜别，相约下一个假期再见。从这次分别后，直到我家搬离小镇，我也没有再见过小红。
一九七四年的春天，我家离开小镇，去了更偏僻的地方，和周大福见面的机会少了。我父母只要去镇上买东西或者偶尔遇见他，他都会热情地问候并挽留吃饭，还会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一袋子猪骨头给我父母，让他们捎带回去给我们补身体。
一九七六年春，我家重又搬回小镇，住在镇子北头的中学里。尽管住的地方稍远了些，见面的机会毕竟多了。已经在小镇工作几年的周大福有了许多朋友，只要是不逢集的日子，小镇上的人们总能看到喝得微醺的周大福从小镇的街道上走过。在人们不断的“周站长”的问候声中，周大福满面红光，像一尊弥勒佛一样可亲可爱，偶尔还能听到他哼唱几句泗洲戏中的唱词。
一九七〇年代末，周大福终于要调回城里了；几乎同一时间，我家也将要离开小镇。一天晚上，在我的一个年姓老师的家中（年老师也是周大福的朋友之一），大家把酒惜别。就是在这个告别宴上，我看到了周大福眼中闪烁的泪光，这和我眼中那个满身杀气的杀猪匠形象有着天壤之别。他和我父母相约保持联系，并希望我们有时间去他家里做客。这次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深夜的小镇除了偶尔有几声狗叫，静静的，没有其他任何声响。周大福沉重的脚步声由近及远，终于听不到了。
后来，我家越搬越远，我再没有见过周大福。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却经常想起他。我常常想，在人生最艰苦和最苦闷的岁月里，不幸的人们之所以能够相对平安地活下去，除了个人的因素之外，或许正是因为生活中有许多像周大福一样的好人，才增添了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也让那个沉闷的社会多了一份温馨和感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好人，不幸的人们才能够最终熬过暗哑和痛苦的岁月最终迎来命运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