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04国庆D3咸阳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二：儒家思想、文化力量）
文摘
2024-12-22 00:36
宁夏
量：
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状和王绾将商鞅既定的标准推行至全国代替列国复杂的量制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后，不同的制度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秦王朝以秦国原有的度、量、衡为标准，并在商鞅曾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统一诏书，制成统一后的标准器发布全国，而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被禁止使用。通高17.2厘米，底径23.6厘米腹围76厘米，重30.75千克"禾"是指此权为秤谷物所用；"石"秦时衡制，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此权重30.75千克，折合计算可略知秦制一斤重256.25克。秦昭王三年（前304年），这件铜权作为标准衡器发送到高奴（今陕北延川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权被调回校正，并加刻始皇廿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以及"高奴石"三字后，重新发还。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此权再次从高奴送回检定，加刻二世元年诏书。然而尚未及发还，秦亡。铭文内容显示出秦在度量衡制度上的延续性。战国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铁制农具得到改进，种类不断创新。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政体的确立，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技术随之进步，铁犁牛耕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也催生了精耕细作生产模式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利用率，促进了农业的长足进步。铁农具的应用，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划时代的变革；牛耕的普及更是中国农用动力的一次重大革命，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产生了巨大影响。03“上林农宫”瓦当 汉 1953年西北文化局移交07陶灶 汉 1982年陕西西安长安出土
08铜灶 汉
罗马共和国向帝国发展期间，疆域不断扩张，直至统治欧洲、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整体农业环境较为复杂，其中以夏季干燥炎热、冬季凉爽多雨的地中海式气候的农业环境最为常见。在此种环境中，三种农作物最为重要：谷物、橄榄和葡萄。罗马早期的主要作物是小麦。面包是当时人们的主食，提供平均饮食中70％到80％的卡路里。同时大麦被广泛食用，它也是重要的动物饲料。橄榄是罗马重要的经济作物。它能够在贫瘠多岩石的土壤中生长，但无法抵御低温，主要生长在地中海沿岸。橄榄油提供了普通罗马人饮食中约12％的卡路里和约80％的必葡萄的原产地在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可能是由希腊殖民者带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古罗马在葡萄酒生产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迦太基战争结束时，迦太基人种植葡萄和酿酒的技术也被传入罗马。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起，新的酿酒技术蔓延到帝国各地。罗马人认为，葡萄酒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各个等级的人们都应该拥有。于是，葡萄酒成为"大众化"的饮品。葡萄酒贸易带来的商机，鼓励了罗马商人与其他民族的商业往来，也使罗马的影响传播至各地。发现于意大利赫库兰尼姆的一幅壁画，是古罗马酒店外墙的葡萄酒销售广告。这家古代酒店的外墙上用不同颜色展示了四种酒并标注了它们的价格。"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籍之曰：'廥仓禾若干石，仓啬夫某、佐某、史某、禀人某。'是县入之，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封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饩）人。其出禾，有（又）书其出者，如入禾然。"
译文：谷物入仓，以一万石为一积而加以排列，设置仓门，登记上"某仓贮有谷物若干石，仓啬夫某、佐某、史某、禀人某"等入仓人姓名。在该县入仓，由县啬夫或丞和仓、乡主管人员共同封缄，并且给仓啬夫和距离城邑较远的仓佐、主禀每人一仓，以便需要时开放谷仓。出仓时也要记录下出仓人的姓名，与入仓时一样。
《秦律十八种．仓律》
"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殽禾以臧（藏）之。"译文：规定种籽储藏方法。即各县留作种籽的麦子，应和谷物一样储藏。译文：二月是枯水季节，又是农田开耕的季节，禁止砍伐材木山林以及筑堤堵塞水道，要保障水道畅通，便于农田灌溉。"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彊（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汤＋水］（梁），鲜草离。"每年八月，政府组织人员整饬水利工程，清除农田杂草。九月，完缮坡堤、道路。十月，整修桥梁、坡堤，避免汛期到来时决堤。在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进行耕牛饲养评比。饲养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三十天劳资。成绩低下的，训斥田啬夫，罚饲牛者两个月劳资。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少，每减少一寸要笞打耕牛主管人十下。另外，也会在乡里举行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里典十天劳资，成绩低下的要被笞打三十下。张家山汉简《田律》
译文：凡是马牛农畜所到的地方、严令禁止伤害它们，伤害马牛农畜但未致死伤者，被贬为奴隶。凡杀伤农畜者，会受到与盗贼一样的惩处。4、祭祀农神
里耶秦简《祀先农》
译文：秦迁陵县府在每年的三月初举行祭祀先农活动，所有的官员都要参加，并要献出贡品。祭祀贡品有猪、羊，还有酒、盐、黍米等。在一次祭祀农神的活动中，一位叫"狗"的管仓库官吏，献出黍米四斗。祭祀先农结束后，县府会将祭品分发或售卖给百姓。那位叫"狗"的管仓库官吏，当天就将剩余的一个羊头、四条羊腿卖给了一位叫"赫"的修城民工，得钱四。（简牍中"四"后面的字已无法释读，但据专家推测，应为四十。)
●炎帝神农／东汉 山东济宁牛耕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之前难以实现的深耕，在秦汉时期成为可能。西汉中期以后，牛耕在关中及黄河下游地区获得大范围推广；东汉时，牛耕在关中、山东经济区基本普及，并呈扩散状向北、西、南推广。古代牛耕方式
长辕犁
二牛抬杠式犁／画像石 江苏睢宁双沟出土
短辕犁／画像石 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
带犁盘的犁 / 画像石 山东枣庄出土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逐渐在农业生产中得以使用。西汉以后，铁制农具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农耕工具的主体，为"民之大用"。秦汉帝国的强大，离不开农业繁盛，而农业的快速发展与铁制农具的普及关系密切。铁制农具的发明和推广，是我国农业生产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02彩绘陶仓 汉 1972年陕西西安南郊三爻村砖瓦厂出土05彩绘陶仓 汉 1955年陕西西安三桥与鄠县交界处出土05铁辟土 汉 陕西西安蓝田孟村出土，1964年蓝田文化馆调拨07铁铧 汉 1973年陕西咸阳永寿监军公社西村出土08铁犁 汉 陕西西安蓝田孟村出土，1964年蓝田文化馆调拨西汉初年实行的郡国并行制，使地方势力扩张，中央政府无力有效调控货币的生产，诸侯贵胃私铸货币盛行，币制混乱阻碍了经济发展。汉武帝经过多年经营，不断削弱诸侯势力，强化中央政府的执行力，经过数次币制改革，实现了铜料国有，不仅禁止私人铸钱，而且有效遏制了郡国铸币，并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所有。五铢钱作为汉代法定货币最终确立下来，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扫清了障碍。自汉高祖刘邦建国始，便"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从而揭开了民间大量自由铸币的序幕。汉景帝时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实行郡国铸币。私铸货币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以轻代重、以伪乱真、大量铸造伪币的乱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由郡国商贾操持货币，使其富比天子，威胁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建元元年，汉武帝下令废除实行了35年之久的四铢"半两"钱，推行三铢钱；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汉武帝先后进行了6次货币改革，使汉王朝的货币制度得以最终稳定下来。多次币制改革后，汉武帝决心由中央集中统一铸币权。元鼎四年（前113)，中央政府设水衡都尉机构，专执铸币，严禁郡国私铸，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统一铸造的货币，工艺水平高、铸造技术规范，工序也比较复杂，货币币值与重量"重如其文"，伪造者不易仿造，从根本上制止了伪钱的泛滥。中央政府统一铸币权，稳定了国家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五铢"钱，因货币表面有"五铢"两个篆字而得名，是汉武帝时期最终确立的币制，由中央政府设置的水衡都尉的属官﹣﹣锺官、技巧、*厩三官统一铸钱，三官都是管理铸钱的官署，他们既是铸钱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官办的铸钱场。由中央统一铸造的五铢钱制作精美，边郭完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通行全国。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劳役日益严重，土地被兼并，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地起义不断。初始元年（8)，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新朝建立后，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但其前后四次的币制改革，最终导致了"农桑失业，实货俱废"的局面。01"五铢"钱铜范 汉 1953年西北文化局移交
02五铢钱（280枚）汉
03"半两"铜合范 汉 1994年陕西榆林绥德辛店乡邓家楼村出土04"半两"铜合范 汉 1951年陕西商洛丹凤县六区出土
07半两 汉 1982年陕西西安东郊三店村汉墓出土01"五铢"钱陶范 汉 1980年陕西渭南澄城坡头村出土01错金"一刀平五千"铜钱 新朝 1964年陕西渭南龙背公社出土
02错金"一刀平五千"铜钱 新朝
03错金"一刀平五千"铜钱 新朝 1959年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
04错金"一刀平五千"铜钱 新朝 1981年陈尊祥捐赠06错金"一刀平五千"铜钱 新朝 1965年陕西西安新安砖厂出土
07"契刀五百"铜钱 新朝 1971年陕西咸阳礼泉骏马公社东庄头出土08"幺布二百"铜钱 新朝 1956年西北文化部文物处移交
09"幼泉二十"铜钱 新朝
10"幺泉一十"铜钱 新朝 1950年陕西省文管会移交11"始建国"陶瓦残片 新朝 1955年西安市文管会移交12"五作"灰陶块 新朝 陕西西安长安三桥好汉*出土，1954年中国科学院赠
13"左作货泉"灰陶块 新朝 1956年刘百训捐
14"大泉五十"钱陶范 汉 1956年陕西西安北郊郭家村出土18"大泉五十"铜范 汉 1971年陕西西安土产公司出土从公元前518年开始，波斯国王大流士对货币政策进行了革新，使波斯的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为巩固波斯帝国的统治和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马历史上大部分的货币由金、银、铜铸造而成。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罗马货币在整个亚欧大陆西部和北非被广泛使用。汉初，延续秦朝的政策，由民间经营盐铁的生产与销售，故煮盐、冶铁得到迅速发展。西汉时期，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朝廷在盐、铁产地设置盐、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严厉禁止私煮、私铸，违令者处以重罚。盐铁官营，使国家独占了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之利，出现"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的景象。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外用兵，对内滥肆封赏，大兴土木，使汉初70年的储积为之一空，造成财用不足的局面。当时，冶铁和煮盐业全部由豪富权贵之家操控，富累巨万，但"不佐公家之急"。元狩三年（前120）御史大夫张汤上书，请求"笼天下盐铁"。汉武帝于是起用盐铁大商出身的孔仅、东郭咸阳等人，在时任治粟都尉桑弘羊的主持下，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将盐铁经营权由民间收归官府。图中左下角有一盐井，井上竖架，有四人成双站于两层架上，引绳提取盐水，绳上有滑车，盐水顺着竹筒流到锅灶内，灶口一人在烧火，其上有二人背柴。画面上群山层层环绕，山中有禽兽、树木和射猎者，生活气息浓厚。这块画像砖上将汉代的井盐生产情况，以及烧盐工人的劳动生活生动、具体地表现出来。左侧三人操作皮鼓风冶铸，右有四人锤锻兵器，墙上挂有锻制好的刀剑，旁还有四人对锻打好的器物进行再加工或检测，右侧有门亭、人物。冶铁的画像石比较罕见，此画像石描绘了一个兵器作坊的情形，虽较为简单，但仍是汉代山东冶铸手工业的真实写照，其中皮鼓风的形象极为珍贵。有研究者根据这一形象，复原了汉代鼓风机的工作原理。10铁刑具
汉
陕西蓝田鹿塬大寨乡出土，1957年蓝田文化馆调拨均输法与平准法
均输法与平准法，是西汉时期实施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商品收购和转卖的政策，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从而有效调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中央政府在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下设置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入长安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易地出售，再经辗转交换，将关中所需货物运达长安。平准官利用均输官所存物资，根据"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的原则，实现调剂供给、节制市场、平衡物价的作用。
均输平准之法的实施，使得中央政府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市场价格的同时，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行为，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均输法》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八个字，即"徙贵就贱"和"用近易远"。所谓"徙贵就贱"是指不以固定数额向各地征收实物赋税，而是根据农业年景丰歉的变化，在农业歉收、物价高涨地区折征钱币，用折征钱币在丰收地区低价购买上供物资。"用近易远"是指上供物资如果存在于多个物产丰饶、物价低廉的地区，则选择距离较近且交通便利的地方，以减少运费。汉王朝平衡物价的政策之一。具体内容是在京师和主要城市设置"平准"机构，利用均输官所掌握的物资，根据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从而调控物价，稳定经济秩序。元封元年，桑弘羊兼任大农。因各官府都作买卖，互相争利，导致物价上涨。于是，桑弘羊呈请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进行分部主管。各郡国、各郡县一般都设置有均输盐铁官员。在京师设置平准官，总管收受各地运来的货物。大农所属各官完全掌握了天下的货物，贵时卖出，贱时买进。这样一来，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于是返本务农，而物价不会上涨。因为抑制了物价，所以称为"平准"。天子认为有道理，便准许桑弘羊实施此法。03铜马衔镳
汉
1959年陕西渭南潼关吊桥杨家村东汉太尉杨震家族墓出土盐铁会议
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在汉昭帝时弊端渐显，激起民怨。始元六年（前81)，霍光以昭帝的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召集来的贤良文学60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总结与辩论，史称"盐铁会议"。此次会议，取消了武帝时期的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制度，使得国家官营政策有所收缩。
《盐铁论》
《盐铁论》是汉宣帝（前73﹣前49）时期做过庐江太守丞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朝廷召开的盐铁会议对话体，共六十篇。全书体例统一，风格一致，结构严密，所做的记录而创作的一部政论性散文集，撰写体裁为通晓畅达，在经济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盐铁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
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记述会议结束后，争辩双方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
最后一篇为后序。《官山海》
《易》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中央政府对整体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是"大一统"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农耕经济的沃野上，升起宏观寰宇的镜像圆幕，以基层与庙堂对望的形式语言，呈现秦汉时期"食湖池，管山海"的国家经济政策发挥的作用。以《盐铁论》为背景，呈现汉代关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大讨论。20绿釉陶羊圈 汉 陕西西安郊区出土
田庄经济的产品结构，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包含农、林、牧、副、渔多种生产内容。农业生产是田庄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种植的粮食种类多样，畜牧业发达。手工业是田庄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织染业、酿造业、粮食加工业、制药业以及冶铁业等。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通过购买、兼并或者私下开垦土地的方式，占有大片土地和山林川泽，他们能够根据不同的土质和生态环境，种植不同的农作物以及各类经济作物，形成了聚族而居、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使得田庄内部的生产生活实现了自给自足。完备的田庄防御体系
田庄不仅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东汉时期，政局不稳、战事频仍，豪强地主拥有的私人武装，由依附的青壮年男子组成，称为"部曲"或者"家兵"，主要任务是看家护院，后来转变成为豪族镇压农民起义和拥兵割据的武装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田庄演变为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坞壁。
营舍、田庄主、乐舞百戏、庖厨、官吏武士
宁城图壁画／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土
宁城图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完整的东汉时期的地主庄园图像资料。墓主人是一位护乌桓校尉，是驻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宁城图》壁画中有城垣、城门、衙署等内容，其中宁城南门外武士持载列队、身着胡服的人物形象徐徐入内的场景最为突出。整个幕府分为堂院、营舍和庖舍3个部分，堂屋为高大的庑殿式房屋，墓主人端坐堂上，堂下艺人在表演乐舞杂耍，身着胡服的人物伏拜觐见，周围环立官吏武士，场面喧嚣隆重。营舍位于幕府后院，是幕府中管理军务的机构所在。庖舍位于幕府的东南角，掌管幕府厨饮之事。●拥有大量土地，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利。既是田庄主，又是宗族的大家长●战乱时为田庄主冲锋陷阵，保卫田庄；日常为田庄主从事各类劳动●外来人口，分为食客和佣客食客：离开自己的土地而到处游说的游士；●食客主要是用以壮大田庄主势力，为其排忧解难；佣客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给田庄主当雇工●外族民。包括贫穷的宗族成员、地位低下的食客，投靠田庄主的雇农、佃农田庄是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经营地产的一种生产组织式，它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以雇佣劳动或收取地租为生产形态，有着严密的生产管理体系，是能够自给自足地进行生产生活并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经济实体。在东汉宦官与外戚相继专权、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情况下，田庄成为有些农民的庇荫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全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虽然它在国家与自耕农之间起着缓冲两者利害冲突的作用，但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体，对中央集权统治构成了威胁，对依附农民的剥削和奴役也不断加重。春秋战国时期，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激发了思想家们对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讨论，促生了百家争鸣。者进行深刻反思，调整国家管理思路。汉初，统秦王朝强权政治导致的后果，促使汉王朝的统治治者崇奉黄老，无为而治。汉武帝时期，尊崇儒术，一儒家思想开始成为集权国家的统治思想。太学兴﹣起，经学普及，广开学路推动文化传播，这些更使儒家思想根植于民心。儒家政治的发展与确立，.．使儒家"入世"成为必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及教育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支撑的井田制和分封制逐渐崩溃，原来"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政教一体"的教育体制，便失去了其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支撑。于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私学骤兴，百家争鸣，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西周统治者对文化教育极端重视和高度垄断，形成了"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学在官府"主要表现为官师不分，国学、乡学教师皆由士以上的现职官员或退休官员担任，他们大多既有教职又有官职，有的还享有爵位。"学在官府"还表现为政教一体，教育机构与行政机关不分，为官的人掌握学术，以官府为传授基地，教授子弟，只有官学，没有私学。贵族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庶人和平民则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日伴宫。●商朝时期：我国已经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校，甲骨卜辞中有"壬子卜，弗，酒小求学？"的记载。●西周时期：集前代教育之大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校系统和管理制度。●西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今北京国子监内辟雍，清乾隆时造，为皇帝讲学之所。✔国学：周天子和诸侯在都城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依据学生入学年龄与程度高下，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级。→大学
●周天子所设大学：规模较大，分为五学，辟雍居中，四周分设南（成均）、北（上庠）、东（东序）、西（警宗）四学，是进行各种教学活动的场所。
●诸侯所设大学：诸侯所设大学，规模比较简单，仅有一学，因半环以水，故称"洋宫"。辟雍与伴宫的区别，是西周等级制度在教育上的具体反映。
✔乡学：设在王都郊外，根据地方行塾等。政区划，设有校、庠、序、塾等。也称"麦尊""邢侯尊"，原器已佚，现仅存铭文摹刻本。《西清古鉴》著录：高8.4寸，腹深6.5寸，口径6.8寸，腹围12.8寸。麦尊有铭文166字："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击大龚禽，侯乘于赤旗舟从。"记录了邢候至宗周觐见周王，参加了在辟雍举行的大礼，并得到周王厚赐之事。于是，邢侯的史官作册麦裏赞邢侯有功，并作此器以为纪念。铭文记载，六月初吉丁卯这天，王在京，王命静管理射学宫，负责教育小子、服等学射。由于静教射不懈，王赏赐给他葬。这是王对学射者学习情况和教射者教学效果的检查。周康王二十三年大臣盂为其祖南公作条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器内壁铭文291字，内容为康王对盂的册命，并颂扬周文武二王盛德，追述段纵酒亡国的历史教训。铭文中"女（通"汝")妹（通"昧"）辰（通"层"）又（通"有")大服［"要职"之意］，余佳［唯］即朕小学，女［汝］勿［"没有"之意］克余乃辟一人"。铭文中提到的"小学"，可以证明西周确实有供贵族儿童读书的"小学"。上海博物馆藏
内底铸铭137字，盖内铸铭124字，内容大体相同。铭文记载了师藤受周王册命，继承其祖父和父亲的"小辅""鼓钟"职位，小辅和鼓钟都是当时的乐官。周王回忆了师鳌当年"在先王小学，汝敏可吏"之事，命他做少辅。![]()
有教无类春秋以降，随着政治经济危机的日益深重，统治者根本无力顾及学校教育，旧贵族沦落民间，文化职官携带文献典籍和礼乐器具流落四方，造成学术文化扩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官学衰微没落，私学勃然兴起，冲破"政教合一"的枷锁和"礼不下庶人"的樊篱，将教育对象由贵族阶层扩大到平民百姓，促进了学术文化向民间的转移。春秋以降，周道既衰，掌握知识的人越来越稀少。《论语·微子》中提到的以上八位乐官，也逃离了中原地区。大师蔡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缩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毁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磐驱入于海西周时期的"士"多指最低级的贵族，是贵族阶层与庶民之间的连接者。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阶层不断流动，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的人数不断增多，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士阶层﹣﹣游士。游士的出现，严重破坏了"世卿世禄"这一社会等级制原则。随着社会的变革、流动，士阶层也在扩大。秦汉时期，游士归附皇权，受国家约束，于是逐渐发展为士族，游士时代宣告结束。孔子周游列国路线示意图
为了实现理想，孔子先后在鲁国出任了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推行仁政德治，堕三都，削三桓，拆除私利，恢复礼制，黎民受益。这一系列改革，增强了鲁国的实力，却触动了三桓的利益，被三桓排挤，使其无法继续推行仁政德治。于是，孔子选择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周游列国。
孔子自鲁国出发，大致游历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大致路线相当于今天的曲阜﹣﹣濮阳﹣﹣长垣商丘﹣﹣夏邑﹣﹣淮阳﹣﹣周口﹣﹣上蔡﹣﹣罗山。后又原路返回。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不仅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挑战，而且思想领域亦群情激荡。各国竞相改革，士人四处游说、讲学，促使思想家们开始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探索。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面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展开了辩论，形成了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齐国兴办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唯一的一所官办高等学府，四方学者云集，议论时政，交流学术，著书立说，聚徒讲学，是百家争鸣的重要阵地。
战国时期，并无诸子百家之名。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首提诸子六家之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其后，西汉刘歆《七略》提出九流十家之说：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从"焚书坑儒"到《为吏之道》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思想，禁止不利于统治的各种言论的传播，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独尊法术，禁止儒学。从此，"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胸）以听其上"，留给士人的政治空间急剧压缩，战国时代从容择主、睥睨权势的自由已经丧失。"禁私学"和"以吏为师"成为官府强制推行的政策。吏师合一，由官方完全垄断教育事业，客观上有利于秦的文化专制统治。"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在关于郡县制的御前辩论中，丞相李斯批判儒者遵行古制、实行分封的主张，他建议：除秦官定的史书以外，其他历史记载都予以烧毁；除博士官所掌握的以外，天下所有私人收藏的《诗》《书》及百家语者，都必须交地方官员烧毁；有敢私下讨论《诗》《书》的，处以弃市之刑；焚书令颁下三十天仍然拒不遵行的，罚作筑守边城的劳役；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批准。这就是"焚书"事件。
始皇迷信方术，欲求长生，方士侯生和卢生不满其专断，相约逃亡。始皇定其"诽谤"之罪，并疑心咸阳其他诸生亦妖言惑众，故将所谓相关者460余人坑杀于咸阳，史称"坑儒"事件。
《史记》中关于"焚书"的记载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默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
坑者仅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诬为"妖言"，传相告引，且多方士，非尽儒者。……伏生、叔孙通即秦时博士，张苍即秦时御史。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柏杨（1920~2008)中国台湾作家
嬴政大帝虽然焚毁儒书，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
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秦朝在文化教育方面，以西周时期的"官师合一""学在官府"为蓝本，奉行法家"壹教"思想，焚毁民间藏书，禁绝私学，明确"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即由"法官""法吏"承担思想文化方面的教育。秦王朝重"法"而轻"学",把思想文化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并在中央设置"奉常"作为列卿之一，分管教育及其相关事宜。
以吏为师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节选）
《为吏之道》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开篇有"为吏之道"四字而得名，主要叙述了秦代为官从政必须遵守的准则和规范，可能是学室（秦政府中专门训练吏员的机构）中供更师弟子学习的文化课本和政治课本。《为吏之道》的内容也超出了"以法为教"的范围，吸收儒家、墨家等多家学说之长，共同服务于治国、理政、安民、趋利、远祸的政治目的，体现了以法为本、综合为治的特色。
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节选）
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可与《为吏之道》相互印证，是当时为官者的宦学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朝对官吏职责及素质的基本要求，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对社会治理方方面面的关注。从中可以看出，秦"以更为师"之制，并不仅限于对刀笔吏的训练和法律令文的传习，而是旨在使专制政府全面控制文化教育。汉武帝"崇儒"之后，认定儒家经典是国家教科书，儒学在思想上得到了尊崇，但在政治运行过程中，统治者仍实行杂霸政治。汉元帝"柔仁好儒"，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巩固了儒学的政治主导地位。汉成帝根据儒家思想改革郊祀制度，使儒家思想开始走向国教化。王莽进行了礼制与学制改革，增设官稷，修建天子正四时、出教化的明堂，表明四海皆为王土的统治权，推动了儒家学说国教化的进程。
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是儒家作为思想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有两种力量把《五经》一步一步推向神圣的地位。一是汉家政权的提倡，以"经"取士，把广大的士人引导到读经的轨道上；二是儒生们不断编造与《五经》有关的神话故事。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五经》逐渐被神化，这是儒家政治观念的经典化与社会意识化的体现。汉代儒学内部的争议，前期主要体现为齐学与鲁学之间的学风差异，后期集中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对立。从西汉末期至东汉末年，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四次争斗高潮，使古文经学在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今古文合流的趋势开始显现。旷日持久的今古文学之争，集中体现了学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特征，暴露了儒学的内在矛盾，在儒学的"大一统"既定格局内促成了多元思想的形成。"天人三策"确立了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这是中国文明从"升平"迈向"太平"的关键过程。本展项为观众营造特定空间，调动情绪与观众共情，感受儒学在秦汉时期成为主流学派后，中华文脉由此获得的春日照拂。尊崇儒术
汉初，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汉武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董仲舒在继承孔孟学统的同时，大量吸收阴阳五行、黄老刑名之学，其倡导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适应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统治需求。儒家学说被立为正统思想，其忠君守礼的观念成为"大一统"政权的精神支柱。从此，儒学在思想上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为历代王朝所推崇，影响深远。文景时期，黄老之学盛行，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也都较为活跃，并不受到统治者的排斥。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的重大文化改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但也强调了文化教育是"为政之首"，对中华民族重视文化、重视教育传统的形成，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萧规曹随，即汉初丞相曹参，把第一任丞相萧何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不加任何变动地予以执行。他选拔官吏时，对木讷不善言辞的人，给予亲近和重用，对急于表现自己的人却加以排斥。曹参日夜饮酒，不理朝政，许多官员及门下提出规劝意见，曹参知其来意，以醇酒相待，直到醉酒为止，不给来人说话的机会。汉惠帝也对曹参的行为不理解，当面询问曹参，:曹参反问："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惠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曹参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惠帝曰："君似不及也。"曹参说："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这就是曹参实行黄老无为而治的主要内涵。随着曹参入朝为相，黄老之学的影响得以在朝廷迅速扩大。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古代佚书，其中的《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被学者认定是已经失传的"黄帝学派"的文献，称之为《黄帝四经》。多数学者将其称为"黄老帛书"，为研究汉初的黄老思想提供了宝贵、可信的资料。黄老帛书中着重论述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刑德论"和"刑名说"。"刑德论"是政治理论与阴阳学说相结合的产物，"刑"代表战争，"德"代表德政，帛书称之为"文武之道"。帛书认为，"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刑名说"强调法的重要。黄老并举，体现出一定的政治进取心，从侧面反映出黄老学派盛行于汉初的现实，以及统治者青睐黄老学派的原因。《淮南子》是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收集史料集体编写而成的一部哲学著作。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家、墨家、法家和一部分儒家思想，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是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其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无为无不为"，强调人们（包括君主在内）的行为，都应该尊重自然规律，不可肆意逞强。《淮南子》反对酷苛之法和奢侈之政，主张政令宽松，与民休养生息。黄老之学是托名于黄帝与老子的一个学术流派，形成于战国中后期，是道家的重要分支，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中就集中了一批黄老学者。汉初，黄老之学因适应汉初的经济形势和上层社会的心理需要而臻于鼎盛，一度充当了国家指导思想的角色。即使在汉武帝更加尊崇儒术之时，许多地区仍有人传习黄老之学。刘安主持编撰的《淮南子》及考古出土的"黄老帛书"，是黄老之学的表作。考古出土的文景时期的典籍资料涉及很多学派，充分展示了文景时期在兼容并包的政策下，学术文化的高度繁荣。"推恩令"是汉武帝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效措施，是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统一的标志。它的推行表明，汉武帝不仅正式采用了儒家思想治国，而且取得了成功，完成了汉代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石渠阁建于西汉初年，是收藏国家档案和重要图书资料的机构。汉武帝以后，其由单一的档案典籍收藏机构发展为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汉宣帝时，石渠阁更受尊崇，开始在阁中绘功臣贤大夫像，以霍光为首，苏武第二排列。石渠阁遗址以东500米，是汉天禄阁遗址，天禄阁主要存放国家档案，也藏有许多重要典籍。汉元帝积极倡导儒学，倡兴教化，提出以儒学的道德准则作为考选人才的标准，并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极大地提高了儒学的政治地位。汉元帝还注重缓和社会矛盾，积极推行德治仁政。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儒学的政治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洛阳烧沟61号汉墓主室中部，是由两块长条空心砖连接而成的橘额正面，画着13个历史人物的故事，内容为"二桃杀三士"和"孔子见老子"，反映了统治者尊崇儒术以后的社会思想特征。洛阳烧沟汉墓群的时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晚期。墓主人的身份，除东汉晚期几座较大型的墓可能属于当时的豪门贵族外，多数墓葬的墓主应为一般官吏及其眷属。谶纬说，是一种根据解释自然变化的阴阳五行来预言未来的学说，是儒家采用当时充斥于社会的神秘主义，在不与尚古主义发生冲突的同时，将儒家思想体系重新构建的学说。通过这样的体系重构，儒家思想一方面阐述古礼，另一方面又顺应了时代潮流，赢得国家与社会的尊崇。王莽时期，对待儒学的态度以实用为目的，谶纬学说有利于实现他的政治地位，因此被王莽所借重和宣传。汉长安城南郊考古发掘的辟雍遗址，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辟雍遗址；也有学者认为该遗址应该为西汉时代的明堂遗址；还有学者认为明堂与辟雍实为同一建筑。明堂是天子正四时、出教化的建筑物，明堂与宗庙、郊祀一样，是帝王向天下宣扬王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明堂制度问题是儒家古礼中所重视的问题。平帝元始四年，王莽执政时期，在首都长安城兴建明堂。在汉代，皇帝的称号是对内的，而天子的称号则是对外的，汉代玉玺反映了这一点。玉玺，即皇帝使用的印章，汉代玉玺分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种，用途各不相同。这一现象表明，君主在分别称皇帝与称天子的场合下，其职能是各不相同的。称皇帝时，君主是作为下凡到世间的煌煌上帝施行其绝对的权威；称天子时，则用于祭祀天地鬼神以及对外关系。西汉末期出现的皇帝与天子的职能分离以及体现了这一现象的六玺制度，代表着中国王朝基本制度的肇始，是儒学将"皇帝"纳入儒家思想体系的具体体现。东汉时期，经济生活祥和安定，统治者的政治风格也与前代迥然不同，他们主张"修文""崇德""宣教化"，使儒学的文化权威地位得到空前提升。统治者重视经学及经学教育，扩建太学，官办儒学教育进入发展高峰期；士大夫中出现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在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经学在民间兴起，蒙童教育进步，不少熟悉典籍文献的知识女性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官方著作
《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是中国汉代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由班固等人根据汉章帝建初四年（79）经学辩论的结果撰集而成，因辩论地点在白虎观而得名。《白虎通义》继承了董仲舒以后今文经学神秘的唯心主义思想，它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对宋明理学的人性论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形成以国家行政手段确定指导思想和舆论导向的文化专制形式的惯性，从《白虎通义》开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儒家经典刻石。东汉熹平四年(175)，汉灵帝采纳蔡邕的建议，将官方审定的儒家典籍以隶书字体勒碑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作为校勘抄本的标准，史称"熹平石经"。经文有《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诗经》七种。七年后，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受到严重摧残，荡然难寻。北宋开始有石经残石出土，部分已散落国外。忠、孝观念的社会意识化
两汉时期，随着儒学与政权相结合的完成及经学的普及，儒家倡导的忠孝之道对全社会的伦理政治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履行忠孝之道为先。这一普遍的忠孝义务实践过程，也是理论上的忠孝伦理准则社会意识化的过程。忠孝之道的价值规定经由这样的途径日渐深入人心，逐渐扎根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之中，最终形成了全社会对忠孝之道的全面认同。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墓出土了480枚竹简，除11枚简为日忌杂占简外，其余469简均为《仪礼》简。《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又名《礼经》或《士礼》，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共十七篇。内容以士大夫的礼仪为主，记载了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该墓的主人是地方学校教授儒家经学的经师，其存留的《仪礼》木简，是他生前诵习的写本。这是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已占据统治地位的反映。▲老莱子娱亲画像石／东汉山东嘉祥武氏祠
老莱子娱亲的故事，见《太平御览．卷四﹣三．人事部五十四》引南朝师觉授《孝子传》:"老莱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着班兰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肤，恐伤父母之心，因僵仆为婴儿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称老，为其伤老也。'若老莱子，可谓不失孺子之心矣。"画像表现了七十岁的老莱子给老人送食品，穿斑斓衣（花衣），学婴儿动作，让年迈的双亲高兴的故事。
▲赵氏孤儿画像石／东汉山东嘉祥武氏祠
赵氏孤儿的历史故事出自《史记·赵世家第十三》，刘向的《新序》《说苑》也有记载，元代时改编为杂剧，流传更为广泛。传说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权臣屠岸贾谗言，致使赵氏家族三百余口被满门抄斩，义士程婴和公孙杵臼将赵盾之孙赵武救出，策马逃入千里之外的盂山藏匿15年。当地百姓为保忠良之后，送水送饭，程婴带着赵氏孤儿习文练武，把婴儿抚养成人直至赵家冤屈得以昭雪。该文书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内容涵盖《论语》正文以及相应注释，是当时的义学学童卜天寿的手抄本，说明在1200多年前，新疆吐鲁番地区就有供适龄青少年上学的私立学校，《论语》是其学习内容之一。有趣的是，卜天寿在作业结尾还写了一首有错别字、充满童趣的绝句："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山东：孔子何馈画像石
东汉山东嘉祥武氏祠西阙
▲江苏：求教画像石
东汉江苏雎宁九女墩
▲安徽：孔子问礼于老子画像石
东汉安徽宿县褚兰宝光寺
▲江西：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太学"一词西周时已经出现，但更多的是贵族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的场所，还不是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的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在长安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时期，太学中学习的科目及人数逐渐增多，开设了《易》《诗》《书》等专门课程。博士弟子也从汉元帝时的千人，发展到王莽时期的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实为前所未有。▲《汉书·董仲舒传》（节选）由太常通过博士直接管理，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学校的典范由经师讲授专经的经馆，称"精舍""精庐"，学习程度相当于太学教授读、写、算基础知识，属于初等文化启蒙性质的蒙学经学世族的兴起
东汉中期，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一方面"显传学业"，形成了学术的垄断；一方面"俾匡时政",把握着政治强权。这种由经学世族兼而成为学术群体和政治集团的情形，即儒学文化对专制政治施加影响，是东汉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汉书．儒林传》家世传经事例表
《后汉书．儒林传》家世传经事例表今文经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而古文经则是用先秦古文字"篆书"书写这些学派中，各家都有专门的经籍传本，以及比较固定的解释经典的方法，与别家不同。例如施氏讲《易》，显得较为平实，而京氏《易》学则主要言说灾异。再就《尚书》而言，大夏侯重在阐发大义，而小夏侯则在广征博引、具文饰说上下功夫较多。波斯人的信仰
琐罗亚斯德教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官方宗教，其教义深植于波斯的政治文化中。该教的创立者琐罗亚斯德认为，至高的存在和宇宙的创造者是阿胡拉·马兹达；世间有两种对立的力量﹣﹣基于真理的善灵和基于谬误的恶灵，人类有责任在二元论中做出选择。在其教义中，火是纯洁的象征，而真理往往与纯洁相关。因此，在一些地方，人们又将这一宗教称作"拜火教"（中国古代又称之为"袄教")。琐罗亚斯德教是古代波斯教化民众的手段，也为统治者的行为提供了道德上的正当性。
▲法拉瓦哈
法拉瓦哈是琐罗亚斯德教的象征之一。
▲波斯波利斯遗址的法拉瓦哈浮雕苏格拉底与小苏格拉底学派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以逻辑为基础和手段，创造了独特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他提出个人主义与知识主义的伦理观，强调"良知"的重要性，成为后来约两个世纪里西方重要哲学派系的本质要素。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众多弟子形成了许多派别，其中一部分学生分别建立了麦加拉学派、昔勒尼学派、犬儒学派，区别于柏拉图等人创立的学派，被合称为"小苏格拉底学派"。这些学派有的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将"诡辩"进一步发扬，有的探寻获得快乐的方法。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以第欧根尼斯为代表的犬儒学派，主张自我节制和实现内心的自由。▲苏格拉底B . C .470- B . C .399
▲《苏格拉底之死》
雅克．路易．大卫（ Jacques - Louis David ,1748-1825）绘于1787年。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西塞罗与斯多葛主义
马尔库斯．图利马斯．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演说家和法学家，在公元前63年成为罗马执政官。
西塞罗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温和的斯多葛主义，该哲学是古希腊四大哲学学派之一，西塞罗和后来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是其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德行是唯一的善；在政治思想上，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即"自然法"（或称"逻各斯"),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斯多葛主义者认为，自然法在人定法之上，它具有高于一切的权威，是"正义"的同义词。
▲西塞罗B . C .106- B . C .43
▲凯撒．马卡里（ Cesare Maccari ,1840-1919）创作的的一幅壁画，描绘了西塞罗在元老院谴责阴谋者喀提林的场景。现藏于意大利都灵的夫人宫。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与精神突破
"轴心时代"( the Axial Period ）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 Karl Jaspers ）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它所发生的区间约在北纬25度﹣北纬35度的地区。这一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宗教和思考的基本范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精神上的突破。
"轴心时代"奠定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基础。例如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印度、西亚和欧洲，分别出现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奥义书》和佛陀，琐罗亚斯德教的兴起，希腊哲学家及各个学派。这些地区各自独立发展出了独特的精神成果，各自开启了新的时代﹣﹣人们意识到存在整体、自身以及自身的界限，开始向世界提出问题，并寻求解答和自我超越。在"轴心时代"，这些地区几乎都经历了征伐混战的无序状态，而在实现了思想的突破后，纷纷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如中国的秦汉王朝、印度的孔雀王朝、西方的罗马帝国。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其民间形态也不断通过民众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经学的普及，乡学的发展，使得儒学文化慢慢根植于人们的内心，儒家倡导的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向基层社会渗透，儒家经义中的礼乐风俗、忠孝仁义、道德伦常等，一直影响着民间的生活方式。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和知识女性的出现，是当时突出的文化成就，也是儒学教育在民间最直观的体现。文翁，名党，字仲瓮，庐江人，西汉景帝年间任蜀郡太守。他为改变蜀地僻陋少文的局面，在成都兴建官办学校，名"石室"，创地方宫学之无河。文翁大力兴办教育，挑选一批有才之士赴京师受业，并予以重用。《华阳国志·蜀志》载："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日玉室，在城南。"文翁提倡上学为荣。至东汉，蜀地讲学之风盛行。《汉书》载："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唐代诗人杜肃也有诗文："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槐市位于长安城东南，因其地多槐树而得名。汉武帝设立太学后，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至成帝时，人数已达数千之众。众多太学生聚集一地，扩大了对书籍的需求。元始四年（4)，在太学旁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集市每半月一次，文士在此交流学术思想，互通有无，对当时的文化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始元年（23)，太学在战乱中解散，槐市随之消失。历代统治者在发展官方儒学教育的同时，也重视以礼化俗。儒家思想从高文典册深入到乡约、里范、族规、家训，成为寻常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准则，内化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言行。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神童故事。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普及，"神童故事"集中涌现，这是社会文化繁荣和民间教育进步的结果。社会普遍重视读书和学习，是神童较为广泛出现的文化和历史因素。在全国各地出土的画像砖、石中，多有一个儿童的身影，那就是项槖。项槖，春秋时期莒 国的一位神童，虽只有七岁，孔子依然把他当作老师一般请教，后世尊项槖为圣公。国之显学，百川入海。2000余年来，从士之思想到民之圭臬，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从百家争鸣、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到魏晋玄学、儒释道交融、宋明理学，再到近代儒学的沉浮变迁，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儒家思想，历经了时代的砥砺与磨难，在与各种学说交融、共存碰撞中，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铸造出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责君轻"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儒学，将其发扬光大。●董仲舒（前179﹣前104)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新儒学。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二程倡导天理论，认为天地万物得天理而"常久不已"，提倡"顺理而行"的政治哲学和"安于义命"的人生哲学。二程之学后来分化为理学和心学两大派，前者大成于朱熹，后者为陆九渊所发扬。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内涵包括"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治学注重证据，文风朴实，以惠栋、戴震、钱大听等人为代表，在训诂、考据、音韵、文字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学堂内外的女性
东汉时期，儒学教育空前普及，全社会普遍重视经学的传授。家学的兴盛，促使知识女性开始出现。除了规范礼仪之外，经学也是她们学习的重要内容，如明德马皇后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和熹邓皇后十二岁通《诗》《论语》等，体现出家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在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记载。女子教育史上的许多重要观念和制度，都在汉代得以形成。
典型人物及代表作
蔡文姬
又名蔡琰，字文姬。陈留郡圉县人。
东汉末年女性文学家，文学家蔡邕之女。
博学多才，熟谙音律。初嫁于卫仲道，丈夫死后归家。东汉末年，中原战乱，诸侯割据，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所掳，生育两个孩子，在南匈奴居住了12年。曹操与蔡邕友善，惜文姬才华，故以重金赎回，接到中原。208年，文姬重回家园后，再嫁董祀。据说蔡邕的4000余卷藏书在战乱中丧失之后，蔡文姬受曹操的指令，凭借记忆重新抄出其中的400余篇。
班昭
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又号"曹大家"。
班固去世时，其史学名著《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诛、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六十篇"，流传至今的还有《东征赋》《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欹器颂》以及《女诫》等。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从西汉开始，大量汉族士人进入朝鲜半岛，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逐渐立足，成为各王朝官方倡导、推行的正统思想。公元前1世纪，《论语》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在韩国文字被创制之前，《论语》一直以汉文在此传播，中国同朝鲜半岛在儒学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1290年，安瑜从中国将《朱子全书》的抄本带到朝鲜。从此，理学思想逐渐成为朝鲜半岛上儒学教育、研究和践行的核心内容。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实行以儒立国的指导思想。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朝鲜地区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儒学思想家。日本最早通过朝鲜半岛接触到儒家文化。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携带《论语》等书东渡日本。5世纪，百济又多次派五经博士入日传授儒家经典。遣唐使返日后，儒学在日本得到全面发展，统治者将儒家的纲常礼教用于治世实践，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儒家思想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儒学的本土化。江户时代，儒学摆脱了从属于佛教的地位，进入全盛时期。越南是儒家文化进入东南亚诸国的第一站。秦汉时期，越南统治者已经以诗书化训民俗，以仁义固结人心，儒学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海上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儒学在东南亚更广泛的传播。19世纪开始，儒家文化伴随着大量移民，来到今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6世纪末开始，大批西方传教士开始钻研儒家学说，翻译儒家经典，促进了儒学在西方的传播。17、18世纪，儒学受到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借助儒学阐释启蒙思想和社会理想。19世纪，西方汉学兴盛，再次出现了译介儒家经典的热潮。今天，西方社会也充分肯定儒家文化的价值，儒家的许多理念越来越为各国人民所认同。●日本足利学校
足利学校是日本最古老的学校，创建年代不详。明治元年，日本废藩置县，足利学校被迫关闭，圣庙及附属古籍、器物等交由枥木县政府管理。学校重建于1990年，其中的大成殿建筑模仿明代庙宇风格。殿堂内供奉着孔子及其弟子，每年，11月23日在此举行的祭孔活动，山东曲阜也会派人员参加。
●韩国庆尚北道安东陶山书院
●《论语》带着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智慧，周游世界儒学的影响
两千多年来，孔子的学说跨越山海，向四方传播，为中华文明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儒学成为东亚、东南亚地区多个国家共有的文化基础。通过经典译介等方式，儒学也被传到了西方，为西方近代思想的启蒙注入了精神动力。今天，继承了优秀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也将继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出中国力量。
●被翻译成其他语种的儒家经典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促进了汉字的统一。作为中华文化圈得以形成的内在纽带，文字以其编码的特性促成了中华文明"德化天下"的教化秩序。这是文明的云端记忆库，是在时空更迭中构建出的不断生发与存续的中华编码，永恒地书写着中国人对世界的最终理想。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紧随而来的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大沉淀、大创新的时代。"书同文"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奠定了中华文化一脉传承的基石；在儒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史学、文学、哲学、目录学、堪舆学等取得了丰硕成果；多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安定祥和。社会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促进了国家文化力量的彰显，也为汉武帝时期打开国门传播文化思想创造了条件。汉代的"正字课本"
为了规范汉字教育，汉代的统治者组织官员编写文字蒙书，来充当儿童学习的"正字课本"，史游的《急就篇》即为其中一例。
急就篇（节选）
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熟）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史游大意：汉朝的土地幅员广阔，万事万物，无不承载包容。万方来朝贡，接受大汉的使令。边境无战事，内地安宁。老百姓承受恩德，阴阳二气调和而平顺。惠风和畅，雨水及时，庄稼和草木都欣欣向荣。不闹旱灾，不起蝗虫，五谷丰登。贤能之才不断涌现，为朝廷所重用，通经术者可以做到五经博士的高位。长乐无极，家有老者还可以使一人免除徭役。统一文字
"书同文"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字政策。秦始皇为巩固统治，一方面废除与秦文不同的六国文字，焚烧古代典籍。另一方面编写正字课本，规范文字书写。他确立了小篆的通行字体地位，限制隶书的使用范围。"书同文"政策，保障了政令畅通，提高了行政体系的工作效率，稳定了新生政权；"书同文"也消除了战国时期汉字形体混乱的隐患，统一了汉字的笔画、偏旁，为汉字的笔画化和直线化奠定了基础；"书同文"也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中华文化的传播翻开了新篇章。齐系文字
齐系文字主要指齐国文字和鲁国的部分文字，这两国文字又影响、子邾、滕、薛、莒、杞、纪、祝、任等小国。鲁国文字简质拙朴，齐国文字则整齐美观。齐系青铜器铭文严整纤细，异体字繁多。
陈曼簠铭文
燕国位于华北东部，国力较弱，偏安北方，其文字呈现出富有自身特色的北方风格。战国早期青铜器铭文结体方整，朴实谨严。晚期则用笔简率。晋系文字主要涵盖晋国（后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以及郑、卫等小国的文字。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战国时期的中山王诸器铭文等均属此列。晋系青铜器铭文的字体结构修长，笔画纤细精劲，富有装饰美。因为文字异体、任意繁简、偏旁挪动等现象较为常见，三晋文字的辨识难度较大。楚系文字流行于湖北、湖南地区，后期传播至长江下游、淮河流域乃至黄河下游部分地区。春秋时期的楚系文字字体颀长，较为规矩。战国时期文字风格发生变化，字向左右开张，往横势发展。秦系文字字形规范稳定，书体变化不大。金石题铭所用文字多为正体大篆，手写文字中异体字很少。总体来说，秦系文字较其他四系而言变化较少。秦汉时期，学术领域的发展方兴未艾。司马迁和班固开创了史书体例的先河；散文、汉赋佳作绝唱频出，富于生气、反映时代生活的乐府民歌到处传唱；目录学和堪舆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汉书·艺文志》堪称秦汉时期学术成果的指导手册，网罗各类典籍，并将其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这是中国图书"六分法"的基础。对学术成果的整理和对天地规则的认识，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庞大而复杂的零散知识中建立秩序和系统的决心。秦至汉初时期，史学的思想主题是"过秦"---对秦的覆灭做出合理解释，并为新政权提供历史借鉴。从汉武帝开始，政治上空前的统一要求史家阐发"大一统"之义，"整齐百家杂语"的《史记》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吸收了先秦以来的诸子学、史学以及人们对自然的各种认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而"成一家之言"。东汉时期，"宣汉"成为史学的主旨思想。班固将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作为其书写的目的之一，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汉族形成，民族意识增长。这一时期的史学，既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又对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认同走向统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平帝，著《纪》，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孙婴为嗣，谓之孺子。--《汉书·律历志》●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史记·平准书》●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渠答，铁疾藜也），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平帝，著《纪》，即位元始五年，以宣帝玄孙婴为嗣，谓之孺子。
--《汉书·律历志》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圆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
--《史记·平准书》后高祖朝，太公拥篲，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文学的兴盛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秦汉时期，形成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和社会结构，也奠定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散文是古代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谏逐客书》《过秦论》《论贵粟疏》等，都是卓有见地的政论散文。赋，是介于散文和诗之间的一种文体，在汉代发展到巅峰，诞生出如寓寄感慨的《鹏鸟赋》，辞藻华美的《上林赋》和简短言志的《归田赋》等诸多名篇。乐府诗是由主管音乐的官署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多是文人歌功颂德的诗歌或者采集来的民歌。其中，民歌记录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并具有相摄当的思想性与艺术价值。▲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纚属，步櫩周流，长途中宿。06黄釉陶锺 汉 陕西西安西郊小土门出土
07绿釉陶锺 汉 陕西西安郊区出土11褐釉陶鸮 汉 陕西西安郊区出土
12绿釉陶鸮 汉 甘肃出土
![]()
01彩绘陶跽坐女俑 汉 陕西西安姜村出土
02彩绘陶女立俑 汉哲学的使命
秦汉时期的哲学，是历经先秦时期的百家激荡后，综合形成的中国化思想模式，是"大一统"格局下的产物。士大夫阶层正努力建立一个与"大一统"的人间秩序互为表里的认知体系。先秦时期的多种信仰，经过与方术的整合、重组，最终形成了深入人心的神道系统。秦始皇、汉武帝希求的长生不老，普通人相信的生死轮回，都是他们对生死的哲性思考。人们对长生的不懈追求，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01"东井灭火"陶井栏 汉 1953年前金石书画学会移交西王母最初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凶神，《山海经》记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在这里，西王母是掌管天厉、五刑、残杀的神，它的神迹也只有赠后羿不死药的一个片断。在《穆天子传》里，西王母被描绘成一个雍容平和、仁慈善良，能唱歌会作诗的圣女。而在《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等书里，她又变成一位"年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女仙。这样的西王母形象，成为后世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王母娘娘的固定状貌。向汉武帝赠仙桃的神迹，也开王母娘娘蟠桃会的先声。在汉代人的心目中，西王母是一位保护神，不仅生前要靠她的保护，死后也要祈求她的庇护。▲陕西定边郝滩汉墓出土场面宏大的西王母界神兽乐舞图羽人
羽人，是神话中的飞仙。《楚辞·远游》:"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大意：追随羽人到丹丘（传说中的仙境之地，昼夜长明），留在这长生仙境。目录学的兴起
目录学是整理各种图书、概括其内容，梳理学术流派，确定图书类别，编制目录的学问。人们甚至可以通过目录学的成果，去了解已经失传的古籍。
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是西汉学者刘向编写《别录》。刘向对图书进行分类整理并校勘异本，且每校完一书，就梳理其篇目、编撰其内容提要，最后集成《别录》二十卷。刘向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编写《七略》，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为后世书籍的分类提供了范式。■大中大夫卜龟书
■臣富参书
■射声校尉立书
■太史公书堪舆学的蓬勃
堪舆一词出自《史记·日者列传》:"堪，仰观天；舆，俯察地。"堪舆学是研究天地的学问，天文与地理都属于它的观察范畴。我们更熟悉它的另一个名称：风水学。这门学科，为人类的基本营建活动﹣﹣住宅与坟墓的吉凶趋避，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南。
秦汉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四时、四方、天干、地支、律令等表明了时空与方位，阴阳、五行、八卦阐释着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秦汉人眼中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这一时期的堪舆学著作，既有讲述地理知识体系的《青囊经》，也有记载神异故事的《山海经》等一类的著作。
■五行、五方、五色对应图
■五行相生、相克图01七乳神兽镜 汉
02"上大山"镜 汉
0B七乳神兽镜 汉
04羽人博局纹镜 汉宅法与铺首
宅法是风水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人的命运和住宅联系在一起，指导人判断住宅的凶吉，并避免居住的禁忌。在秦汉时期的堪舆学说中，"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日书》中记载，门的修建必须祭之以牲，并且依据方位的不同配合不同的颜色。由于门对吉凶的影响，有避邪寓意的铺首应运而生。铺首是大门上街门环的底座，有云龟蛇形、螭形、龙蛇形等。趋吉避凶的方法是堪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衍生出了厌胜、符镇等一系列解除之术。两汉墓葬中出土的镇墓之物，是当时堪舆理论盛行的实物例证。魂瓶的主要作用是约束亡者，除去各种灾殃，确保家墓的安宁，以庇佑子孙后世。魂瓶中常装有与五行相对应的"五石"（慈、譽、雄黄、曾青、丹沙）,以增强镇墓的效果。如咸阳教育学院2号汉墓出土的魂瓶上就有瓶中放置"五石"的记载。12朱书陶魂瓶
东汉
1959年陕西渭南潼关吊桥杨氏墓群出土《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作，作者不详，共十八卷，记述了古代河流、民族、植物、动物和矿产等知识。还记载了诸如"夸父逐日""羲和浴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传说，堪称"史地之权舆，神话之渊府"。
与现今流行的文字版本不同，《山海经》最早由图片和文字组成，但这一版本在晋代以前就佚失了。据学者推测，在汉代，《山海经》记载的奇异现象和怪鸟奇鲁，能够指导人们通过识别超自然事物，了解各类天灾（洪水、旱灾、风暴、大火、瘟疫、蝗灾等）发生的预兆。
《史记》中的堪舆典故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与惠王异母。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艺术之光
广大之美，是秦汉审美文化的精魄。"大一统"时代孕育出的博大眼界、宏大胸襟和雄大气魄是秦汉艺术生发的土壤。体型高大的秦兵马俑、规模庞大的汉陶俑群彰显了秦汉的气概。简练稚拙、大气传神的画像石昭示了秦汉的气魄。高亢乐曲和奔放舞蹈传递了秦汉的气息。艺术，亦是时代的无字史书。
有赖于发展成熟的写实风格和生机勃勃的民间趣向，秦汉艺术呈现出大而不空的扎实面貌。在"事死如生"观念下孕育出的墓葬艺术，成为我们了解秦汉生活的重要渠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秦汉时期物质生活的繁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技术的进步，促使具有实用功能的器物，在美学表达上也拥有了更高的自由度。本土与外来、宫廷与民间、自然与超自然等要素，进一步丰富了秦汉艺术的主题与表达形式。洗练的线条、明快的色彩、富有生气的形体，塑造出独属于秦汉的风韵气象。作为构成画面的基本元素，线条拥有千万种可能。同样的笔画下，秦篆雄浑，汉隶劲利。粗细、长短，间隔、节奏，书法的玄妙，由线条织就。将器物拆解出轮廓和纹样，轮廓是线条提炼的概要，纹样则星线条飞舞的韵律。一条直线，架构出陶仓顶部的屋脊，变幻出钢镜背面的规矩。一条曲线，缠绕出瓦当的云气，铺陈出湖海的浪涛。玉石陶土上的简练轮廓，既是细致观察后对自然的精确概括，也是千百年后依旧通行的符号之美。06三熊足石砚 汉 陕西渭南大荔安仁村出土07重圈昭明镜 汉 陕西商洛商县出土10“赵氏”铜鼎 汉 陕西西安西郊中兴路红庙坡碑北出土09彩绘陶盒 汉 陕西西安灞桥砖瓦厂第二生产队出土色彩
色彩是视觉最鲜明的表达。强烈色彩之于眼，一如铿锵节奏之于耳，让人无法忽视。秦汉时期的色彩，风格厚重、艳丽。受五行五色理论的影响，"金、木、水、火、土"对应的"白、青、黑、赤、黄"成为广泛使用的装饰色彩。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五种"正色"代表了构成宇宙自然的基本要素，因此拥有了比其他颜色更为崇高的地位。陕西宝鸡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
汉赋中的颜色
汉赋中的颜色主要涉及青、赤、黄、白、黑五大类，每一类色系下又划分出深浅、亮度不同的具体颜色。05彩绘陶马头 汉 1954年陕西宝鸡岐山双庵村出土当器物脱离实用功能，其形体就寄寓了更多精神层面的意义。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明器雕塑，体现出秦汉的时代精神与审美取向。孔武有力的武俑、娴静坚定的女俑，昂首长嘶的战马和活泼生动的家畜，共同构成了统一、安定、开拓、繁荣的秦汉时代图景。古文明的载体
文字不仅是人们用以沟通交流的工具，也是我们研究一个文明发展演变的重要线索。约50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将表意符号改进为根据音节来书写的楔形文字，几乎同时，古埃及人开始使用更为形象的文字体系﹣﹣圣书体，即我们常说的埃及"象形文字"。2000年后，擅长海上贸易的腓尼基人在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腓尼基字母表，这种由线条组成的文字更加简洁易书写。后来，希腊人又将之改制为希腊字母表，在地中海北岸民族间的往来交流中发展变化，成为罗马人所使用的拉丁文字。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罗马人的外交活动，希腊文、拉丁文承载着其背后的古老文明，将地中海文化推广至西欧各地。青铜时代的终结，宣告了先秦最具代表性的"钟磬之乐"的衰落。六国的灭亡，导致了旧时的礼乐失传。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初的乐官世家，对宫廷雅乐"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但这并不代表秦汉是个乐舞衰微的时代。《乐府诗集》云："自汉以后，乐舞浸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促进了艺术的南北融合，"北狄乐"张扬着狂放健朗的时代色彩，"楚舞"长袖中蕴含着婉约的优美韵味。新生的乐舞形式，具有鲜明的感性化、世俗化和娱乐化的特点。贵族宴会上，回荡着助兴的乐曲，舞者婀娜多姿；乡间田头，反映现实生活的民歌口口相传，流淌至今。"角抵百戏"是两汉盛行的一种集乐舞、杂技、幻术、俳优等为一体的大型表演样式。波斯"三语并用"的文字政策
波斯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而在其占领地区的官方语言则是当地的惯用语言。因此，波斯帝国采用的是"三语并用"的统治政策﹣﹣米底、波斯地区使用古波斯文，苏萨地区使用埃兰文，巴比伦地区使用阿卡德文。这三种文字都是楔形文字，常常并用于波斯的官方文件上。
与秦王朝使用统一的文字有所不同，波斯"三语并用"的政策对于统一全民思想文化，加强王权的力度较弱，但是这一政策使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境内不同民族的认同，是波斯文化包容的体现，也为后世破译、解读古代文献创造了条件。万国门门道左右壁的上方有"三体并用"的铭文，铭文提到，此门叫"万国门",建于 Parsa （即波斯波利斯），乃"我和我父亲所建"（即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玛雅文字是世界上唯一以"生物的头部"作为主结构的文字。玛雅文字采用方形结构，图像复杂，属于"意音文字"。在玛雅，只有特定人士（如宗教领袖）才会使用这种复杂的文字，这有利于权力的集中，但限制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玛雅文字及其发音示意图，以" balam "（玛雅语"美洲豹"）为例，在这个词前或后加入音节符号，即可表示其他猫科动物古希腊黄金时代的文学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其成熟的戏剧艺术方面，尤其在雅典的酒神节剧场，曾上演过许多著名的悲喜剧，这些戏剧作品集哲思、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于一体，形成了古希腊戏剧的独特风格和历史地位。剧作家利用这些作品在剧场展开哲学思想的碰撞，丰富了希腊人的精神生活，也为西方艺术提供了灵感之源。古罗马十分重视演讲和修辞学的教育，加之希腊文化为其带来的助力，罗马的文学艺术得以兴起﹣﹣受希腊的影响，罗马也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戏剧艺术；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初期，诗歌和散文逐渐取代戏剧成为语言艺术的主流，古罗马的文学和艺术迎来了全盛时代。这一时期的诗人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和史学家斯特拉波、塔西佗等人，用不同的视角描绘自然、歌颂美德，成为欧洲文学发展的基石。埃斯库罗斯，古希腊悲剧作家，有"悲剧之父"的美称。他的悲剧大部分取材于神话，其著名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表现了人类意志对命运的反抗，以及反叛思想与传统信仰之间的冲突。
■埃斯库罗斯肖像，公元前4世纪希腊原作的罗马复制品，现藏于柏林新博物馆。
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6)
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作家。他的作品《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既表达了相信神和命运的无上威力，又要求人们具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体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繁荣时期思想意识的特征。
■索福克勒斯的半身像，制作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现藏于罗马梵蒂冈博物馆。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古罗马诗人。他以田园和自然为主题创作了《牧歌集》和《农事诗》，还以荷马史诗为范本，创作了著名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他用严肃、哀婉的诗句，歌颂罗马祖先的宏伟功绩，也表达了对罗马未来的担忧。■罗马诗人维吉尔半身像，位于那不勒斯皮迪格罗塔，波西利波洞穴公园。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罗马诗人，著有《诗艺》《歌集》《讽刺诗集》，是古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维吉尔、奥维德并称"古罗马三大诗人"。他在《诗艺》中探讨如何写作，对后世欧洲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普布利乌斯·奥维迪乌斯．纳索，古罗马诗人，著有《爱的艺术》《变形记》。其早期作品多反映生活、爱情，后来创作了取材于古希腊神话的《变形记》，对后世文学家如但丁、薄伽丘、乔叟、莎士比亚、歌德、斯宾塞、卡夫卡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奥维德雕像，位于罗马尼亚康斯坦察，用以纪念诗人奥维德在此地的流亡生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罗马历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历史》《编年史》。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是批判人的行为，以使善良者因为美德而获得赞扬，邪恶者因怕恶行受后世唾弃而有所顾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