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01
1月25号，我从香港飞洛杉矶。航班在台北中转，正常等候加延误，在桃园机场逗留三小时，其间认识了温婉友善的Y老师。
Y老师是那种热情友善，愿意主动敞开的人。当我走向她，微笑看着她，她也报以微笑；待我坐下，问答间迅速了解了各自基本情况，找到了共同话题。
Y老师青年时期赴美读书，毕业后留美当了大学教授。她与一位美国人（看照片，像极了圣诞老人！）建立了家庭，养育了一双可爱的儿女。这次台湾大选，她回台履行公民责任，同时探望丧偶的母亲。
她是一位基督徒，业余时间做志愿者，照顾癌症患者，支持他们的家人。
哇，这么巧啊！作为关系、生死研究者，我正好可以借她家的故事管窥台湾人的养老、临终管理及家庭关系情况。
我向她介绍了我的研究和工作，包括写作出版了《学会告别》、翻译出版了《最后的告别》等临终、死亡议题的书籍。她赞扬我的工作重要，觉得遇到了难得可以讨论生死话题的人。
我俩可谓一拍即合。
交谈主要是我提问，围绕她父亲的临终和她母亲的养老。
02
Y爸爸在疫情期间发作了脑梗，当时已是90高龄。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一番抢救，保住了性命。
然后呢？
他再也没有离开ICU，戴着呼吸机、插着鼻饲管……类似情状，全世界医疗化临终都一样。过程中时不时爆出危机，家人也跟着经受惊吓，情绪犹如过山车。就这样拖了4个月。
她是不赞成挽留父亲生命的。她生活在美国，已经接受了在生命尽头延长生命的做法不好，导致unsuccessful、 failed dying and death(歹终)的观念，父亲的生存状态令她痛心。只是，当时她不在台湾，母亲和弟弟选择了维持生命的治疗。
眼看救治没有意义，父亲的状态惨不忍睹。又一次回到台湾后，她决定帮助父亲解脱。她去到ICU，以牧师的身份给身为牧师的父亲做了祷告。
父亲早已不能言语，枯瘦的手没有力气。但是，那一刻，父亲用力握她的手。她觉得那是在请她帮他。
她握着父亲的手，对他说：
如果上帝觉得你还有未完成的使命，还需要你活着，他会让你康复；如果你不能康复，那就说明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就可以安心离开，回归天家了。
我觉得这番话讲得太好了，准备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
当天下午老人就撒手去世了。
去世之前还做了心肺复苏。按照家人之间的约定，如果父亲停止呼吸，只做一次心肺复苏。所以，父亲心脏停搏后，医生实施了一次心肺复苏。复苏有效，又活了几个小时。再一次呼吸停止以后，没有再做抢救——幸亏有那个只做一次的约定！不然，还不知道会采取多少措施。
Y爸爸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医疗化临终、死亡过程。
如果没有那段谈话，也许父亲还会在ICU拖更长的时间。她帮助父亲实现了解脱。
在那样的情况下，让他离开其实就是终止痛苦和折磨，从这个角度讲，是真正的人道和有理智的孝。
她说，其实，那段时间，父亲一个人呆在ICU，那里几乎天天都有人死去，还有病友痛苦呻吟、嚎叫，该是多么地恐怖！
ICU探视本来不便，因为疫情的原因，家人每天只能探视一两个小时。
老人可谓在孤独恐怖中死去。
03
作为家中大姐，她不赞同延长父亲的生命。但是，考虑到自己长期不在身边照顾，她选择尊重母亲和弟弟的决定。
另一方面，不得不说，在华人家庭中，围绕父母的事务，儿子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弟弟妹妹都很尊重她，但她还是随俗，由弟弟主权。
父亲没有留下预嘱吗？
她说，父亲是很开明的人，有做预嘱的意识。但是，其他家人不赞成，认为还早、不吉利。
我在心中默叹，智慧如他，还是没有区分自己的课题和别人的课题啊。他把自己的课题交给别人去做主，最后，自己要承受糟糕的临终。
当然，其他家人也没有区分自己的课题和别人的课题。因为他们没有勇气面对死亡讨论带来的焦虑和恐惧，最终让老人陷入了医疗化临终的陷阱。
父亲去世以后，家里人有内疚、自责情绪，久久不能释怀，总觉得做得不够好。
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
为什么会有丧亲哀伤？
丧亲哀伤、痛苦、抑郁情绪如何克服？
这些问题哪里都有。她的家人经历了，她做志愿者的机构，人们也在经历。
一般来说，如果临终照护遵照临终者自己的偏好，临终者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死去，家属的丧亲哀伤就会轻一些，内疚、自责的情绪会少一些，不容易陷入抑郁、死亡恐惧。
相反，如果家属充当了临终医疗决策者，往往难免担心决策是否得当，有没有延长或者缩短亲人的生命？有没有折磨到亲人？如果看到亲人死得痛苦，活着的人更有可能遭遇严重的悲伤、抑郁，以及死亡恐惧。
我对丧亲哀伤有所研究，做丧亲哀伤辅导个案，于是分享了避免和摆脱丧亲哀伤的方法。
Y老师说丧亲哀伤辅导不好做，希望我有机会去她做志愿者的机构交流。我表示很乐意做这样的分享和助力。
04
无论临终决策做得好坏、是否善终，父亲逝者已矣。家人的自责、内疚、痛苦、追念，对他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
关键是活着的人怎么办？可以如何从照护和陪伴逝者的经历中获得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妈妈如何评价父亲的临终医疗过程？有做预嘱吗？
她显然吸取了教训，已经明确告诉子女，未来临终时不要抢救，不希望像父亲那样死。不过，因为妹妹反对，母亲还是没有做正式的生前预嘱。
Y老师感慨，克服死亡禁忌不容易——谁说不是呢？
台湾如此，大陆更难。
有采访者问我，如何才能实现善终？
在我看来，要实现善终，首要的第一步就是打破死亡禁忌，如是、正常化看待死亡。唯有如此，才可能开始为临终和死亡做准备——有充分的准备，善终才有保证。
善终不容易。台湾、大陆都还有长路要走。
Y老师谈到，台湾20年前就开始生死教育，生前预嘱早已立法。然而，在自己家、就算是基督教家庭，按说不该惧怕死亡，临终、死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
说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台湾人的死亡质量是比较高的。台湾2000年已经开始推行尊严死，据《2021年全球死亡质量专家评估的跨国比较》报告，台湾地区的死亡质量在全球排名第六，亚洲第一。
Y爸爸的死亡故事，乍听之下，我多少有些吃惊。
想想也正常，整体死亡质量水平高，不等于个体死亡质量高。
05
我更深的感慨是，在华人社会，一个人的死亡，包括人生，很难按照个人意愿执行。就如Y老先生，因为顾忌伴侣和子女的感受，就放弃了对自己临终、死亡安排的主张。
有时候，家人的爱，也可能成为羁绊。
进而言之，在为家人做决策时，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是真正的爱？如果是以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为准，而不是以所爱之人的意愿为准，那还是真正的爱吗？
善终研究发现，人们为亲人做临终医疗决策，和为自己做临终医疗决策，优先考虑项不一样。为亲人做医疗决策，更可能以延长生命为主，而为自己决策，更关心舒适、活着的价值。
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亲人，做到同样的标准、不双标，也不容易。
06
一番感慨后，我们把交谈重点转移到Y妈妈的身体状况和养老方式上。
老人家也已90高龄。她一直与儿子媳妇一起生活，另外两位生活在台湾的女儿经常探望。Y老师每年都回去陪伴，平常则通过视频对老母亲嘘寒问暖。
好有福气的老人家！
相比欧美老人的独自养老，从老人福祉和公平角度讲，我觉得，中国传统子女为父母养老还是更好的模式。这个传统有瓦解的趋势。衷心祝愿我们不要丢掉这个传统，而要更新、升级它。
一般来说，人都希望长寿。然而，如果长寿而不健康，或者丧失独立生活能力，其实既痛苦又没有尊严。
Y妈妈既高寿，又没有什么老年病，身体健康，思维敏锐。她把每天的活动安排得丰富多彩，上老年大学、画画、运动…都是独自行动，而且步行。
就在我们交谈过程中，到机场送别女儿回家后，老母亲打来视频电话。听着年龄与我相仿的Y老师温柔地叫妈妈、与妈妈亲切话别，我对她好羡慕——我已经失去妈妈了，如今相见，只能是在梦中。
07
和Y老师交谈如此投机，航班延误完全不是问题。登机时间到了，彼此谈兴甚浓，意犹未尽。我们交换了联络方式，相约回加州联系。
相逢何必曾相识？感觉我又多了一位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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