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为此耗尽了精力，当月，邮报的董事长弗里茨，也是凯瑟琳和菲利普多年以来的知心老友与支持者，去世了。
两个核心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现在可谓名声大噪——小人物凭借机敏和逻辑，扳倒了世界第一强国的领导人。
民营报刊独立调查揭开了国家顶层的政治丑闻，悬念、正邪对峙、是与非、法律和秩序、权力与法治，还有什么题材会比这更吸引人。
两个人也不含糊，尽快地把名声和成就转变为现金——他们合著了《总统班底》，单单是平装版本就卖出100万美元。两个人还把《总统班底》的电影版权也卖给了知名电影人罗伯特·雷德福。
雷德福几乎是马上就开始着手电影拍摄，凯瑟琳拒绝电影使用自己的真名，也拒绝电影到邮报的实地拍摄，于是雷德福就在好莱坞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邮报办公层，并从邮报大楼里拉走了几吨废旧报纸和文件去做装饰。同时，电影里也就没有了凯瑟琳这个角色。
1976年4月，《总统班底》在肯尼迪中心的艾森豪威尔剧院全球首映——公开把政府的丑闻，揭开给所有人看。
他们把在其他多数国家都必须加以掩盖的家丑，通过公开透明的流程，反而转变成了对本国体制强大纠错能力的展示和宣传。
道路自信，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解读。
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反思水门事件。
用凯瑟琳的话来说，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小过错，其实质非常恶劣，是企图颠覆整个民主政治的一种尝试，如果不断然加以阻止，民主体制必将堕落。
这是政府的权力和权威无孔不入、不加区别和限制的滥用，对法治和民主毫无敬畏之心。
要防止领导人的傲慢和恐惧，把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和安全捆绑在一起的行为。
同年，太平洋另一端的毛泽东再次邀请已经下台的尼克松访华，并仍按总统规格接待。
尽管尼克松表示自己已经不是总统，应该称呼自己“尼克松先生”，毛泽东仍倔强地回复“我乐意这么叫”。
一方面，这是大国领导人以礼待人的宽容之道，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两个体制迥异的国家，对于“水门事件”看法截然不同的态度。
太平洋的一端认为这是权力的滥用，对民主和自由的威胁，决不可饶恕；另一端则认为，这不过是小过错，权力的运用就是如此。这可能就是价值观不一样吧。
水门事件中，邮报并不是所谓的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是恰当的宪法程序和法治体系。
设想，如果是铁板一块，上下一致的体制，那两名记者和邮报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蛋的。
凯瑟琳说，水门事件中，自始至终自己就是一个唱反调的人——对政府公开唱反调，与官宣做斗争；对内，她对编辑、记者们唱反调，你们的调查可靠吗，消息来源有佐证吗，被传唤了怎么应对。。。
拥有自由、强大且充满活力的新闻媒体界，对于保全国家和社会的法治、民主与秩序稳定，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同时，这件事还说明，新闻自由机制必须确保报纸拥有可以不透露消息来源的权利。
水门事件结束后，凯瑟琳把眼光向内，开始对邮报内部进行管理架构改革。新聘用了总裁约翰·普雷斯科特来进行内部调整，她自己退居董事长一职。
沃伦·巴菲特购入了华盛顿邮报10%的流通股，写信告知了凯瑟琳。从这封信中的一两句经典话术，可以窥见这位投资圣手的生意经。在信中，巴菲特把邮报与迪士尼公司进行了类比。
一段话是说迪士尼的：任何不能展现自身最大努力的事，任何可能让消费者感到缺斤少两的事，都是沃特·迪士尼不能接受的（这是对迪士尼公司的品质和价值观的概述），他把充满活力的创造力融入到了与盈利相关的纪律性中（这是对迪士尼公司把一切努力转变为盈利的能力的评价）。
一段话是说邮报的：华盛顿邮报公司已经成了高质量新闻的代名词，相比其拥有的资产的内在价值，邮报的股价被严重低估（何以值得买入）。虽然这种情况在市场上也司空见惯，但相比那些股价很便宜的园艺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更具有崇高使命（对价值观与受众群体和影响力的评价）。你们把在新闻领域里的正直，融入到了财报中（评价如迪士尼那样把努力转变为盈利）。
这评价看得出巴菲特的牛。
正是这封信，引发了凯瑟琳对巴菲特的兴趣。其时，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规模还不大，只不过是众多投资公司中的一个。
凯瑟琳发动报刊力量去搜寻一切关于巴菲特的信息，得到的大多都是对巴菲特良好评价。
于是在次年，凯瑟琳专门跑去加州，在洛杉矶时报约见了巴菲特。
她形容巴菲特——看起来像是吃玉米长大的中西部人，根本就不像东部的商业大亨，是典型的正人君子，智慧且幽默。题外话，这形容也适用当年哈里·杜鲁门总统。
巴菲特也是一眼就看穿了凯瑟琳，她自己也没有真正看到华盛顿邮报的潜力和价值，而且，凯瑟琳对商业和金融几乎是一无所知。
用巴菲特的话来形容，就是凯瑟琳四周都是身高8米并准备把她生吞活剥的人。
从那时候开始，巴菲特不仅成了邮报的董事，还成了凯瑟琳终身的智囊型朋友。
凯瑟琳不仅是因为需要他的建议和帮助，很多时候仅仅就是觉得和巴菲特在一起非常有趣。
这真是聪明绝顶的人。不可企及的高明。
进入邮报董事会之后，巴菲特亲自给凯瑟琳开设了私教课程，从最简单的财务术语和指标开始，一直到从时间序列上去看企业财报的变化，找到其中影响独特经营模式的因素等等。
我真是艳羡不已。
从这些描述来看，其实你也可以窥见巴菲特对于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控制方式。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凯瑟琳都被劳工问题困扰。这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劳工保护就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邮报管理层无法解雇任何一名排字、印刷、投递环节的工人，任何一名记者，除非确凿证据表明工人或记者有偷窃、作假行为。
对于一名剽窃的记者，邮报也经历了漫长的听证会，历经半年多才得以将之解聘。
当时邮报的工人已经实现了四天工作制、带薪休假——不然怎么今天我们称之为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把这些工人福利评价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收买，不得人心。
即便如此，凯瑟琳仍然时不时受到工会、行业协会的制约甚至威胁。除去管理层，编辑群体，记者群体，对于排字印刷工人群体的管理，也要相当的技巧和能力——对于排字、印刷的管理，直接决定报刊发行成本。
她能够对抗美国联邦政府和美国总统，但她却完败于工会之手，对于动辄就罢工或者消极怠工的工人群体，她除了笼络还真没有其他办法。
最严重的时候，邮报只能由非工会会员的工人和非行业协会会员的编辑和记者在工作，工作人数只有正常时期的20%。凯瑟琳都亲自去广告工作室接听广告电话和进行广告分类工作。
1975年10月，华盛顿邮报遭遇了最严重的一次印刷工人罢工，工会烧毁了印刷车间的机器。这导致邮报一连两天无法出版报纸。管理层只能临时借用同业的机器和印刷力量来勉强维持发行工作。
凯瑟琳认为，这个期间承受的压力和痛苦甚于水门事件时期，因为罢工同样可以导致邮报遭遇灭顶之灾。
在罢工期间，一方面要持续与报业协会和印刷工会谈判，另一方面就必须组织公司里其它力量全部上阵，承担起工人们的工作，确保邮报的发行量不下降——下降就意味着市场被其它同业蚕食。
全部中层以及其他非工会和协会会员的人都被动员起来，白天忙本职工作，晚上忙印刷工作。顺带着，凯瑟琳趁机完成了对印刷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这也是长久以来受到工人抵制的降低成本的举措。
在谈判上，由于工会出于保护此前非法烧毁机器的工人的需要，不得不拒绝邮报管理层提出的协议。这逼迫凯瑟琳采取断然措施，重新招募新工人，取代罢工群体。她采用的策略是，放开招募黑人和少数族裔。
因为印刷工会是清一色白人男性工人，存在种族歧视问题。
凯瑟琳的策略和强硬，使得工会开始分化。经过长达三个多月的罢工，工会各个子分会开始自行投票决定接受此前的协议，回到邮报开始工作。
凯瑟琳仍然很客观地认为，罢工确实是两败俱伤的事情，工人群体没有得到期许的福利，邮报发行量也受到影响。
但在处理罢工的过程中，邮报完成了改版，完成了对自菲利普掌管邮报以来就头疼不已的印刷车间的管理升级，使得邮报彻底解决了报纸准时印刷和投递到位的问题。这对于邮报的长远发展而言，又变成了好机会。
再就是，次子唐·格雷厄姆经过这次罢工，显示出了一定的管理和协调才能，可以交付重任了。
事情永远是这样。
1979年1月，凯瑟琳正式把发行人的职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让下一代开始承担具体的管理和运营工作。
唐是凯瑟琳四个子女中唯一对新闻感兴趣的，所以她也是着力培养。唐有越战经历，有警察经历，回到邮报后，从记者做起，然后到各个部门任职。此时已经了解了邮报的一切运作事务。
她认为此时自己思考的重点，是如何革新邮报的社论了，尤其是在后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和罢工事件之后。
1981年8月，老对手《星报》终于因为经营不善而停刊了，此时凯瑟琳已经62岁。她为华盛顿邮报再次物色了新的总裁——迪克·西蒙斯。
西蒙斯的到来，启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邮报的新增长期。1982年，邮报进入移动电话领域，建造了美国第一批蜂窝系统；还进入到了互联网数据领域。在媒体领域也继续大肆扩张，1985年收购了大都会通信公司。到1987年，华盛顿邮报在财富全球五百强中排名263位。
巴菲特给凯瑟琳一个账单——1973年他买入10%的邮报流通股花了1060万美元，到1984年出售时，市值到了1.4亿美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凯瑟琳再次开始全球巡视，几乎把八十年代那一代著名政治领导人们都见了一个遍——萨达特、沙特国王、伊朗国王、卡扎菲、齐奥塞斯库、戈尔巴乔夫等等。
与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一批政治人物见面聊天。
凯瑟琳和卡扎菲很谈得来，并且亲手给卡扎菲照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后来被引用无数。
凯瑟琳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她已经觉察到了这位苏共总书记内心中的不安，以及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分裂。
凯瑟琳最重要的工作，变成了把自己家的客厅打造为华盛顿顶级私人会所，会定期组织政府高层、商界和金融界高层人物的聚会。
也是从此时开始，“华盛顿最富权势的女人”称号开始出现——就因为她能组织起全美乃至部分世界顶尖人物的聚会，在她的家中把大家串成局。
这个聚会在华盛顿极其著名，以至于吉米·卡特总统拒绝出席之后，凯瑟琳会傲慢地认为，不识抬举。
接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就很识相，在凯瑟琳邀请之后，夫妇俩一起出席了凯瑟琳为他们办的总统宴会。接下来八年时间，里根总统与邮报的关系都非常融洽。
到老布什时，也很认凯瑟琳以及她的沙龙。因为凯瑟琳的父亲艾萨克曾经投资过布什家族的石油产业，所以很早就认识。
1987年，凯瑟琳七十岁，大家给她举办了一个惊人规模的生日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多达600名显耀人物出席，里根总统负责祝酒。
邮报总裁迪克说得很对，之所以这么多人都来出席凯瑟琳的生日聚会，是出于恐惧。
1988年，华盛顿邮报公司与苹果公司、默克公司、乐柏美公司、沃尔玛公司一同被评选为五大管理最佳公司。邮报公司的美股收益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2.5%，平均股本回报率为26%。
一家报刊能经营成这样，也是绝无仅有了。
凯瑟琳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而此观点，时至今日还在我们的网络正能量中被无逻辑地贬损——必须重视商业和市场的力量，只有市场竞争和盈利需要，才会激励邮报把注重新闻品质，与提升运营能力和编辑策略结合起来。唯有商业与市场，才能让媒体独立，不受政治和特定利益群体的操纵和干扰。
凯瑟琳纵观她近四十年的新闻从业生涯，那些屈从于政府特定要求，甘愿受领导人或者特定利益集团操控的媒体，最后没有哪一家做大和生存下来，一切都是短期的，只有市场需求是长期存在的。
在特定时期，即便是立场独立的新闻报纸，也会受到特定思潮、政治和利益的影响，这不可避免——记者、编辑、总编都是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并不会成为问题。
问题在于，正像凯瑟琳所说，她在邮报里努力建立一种机制——反思的机制，总有人充当反对派，对任何决策都提出“如果”、“万一”。
问题在于，有没有这样的机制，或者说，是否允许这样的机制存在。
1997年，八十岁的凯瑟琳正式退休，开始写自传，1998年这部个人史角度的美国当代史，获得了普利策奖。她于2001年7月在家中去世。
到八十岁时，她仍然觉得让人搀胳膊过马路，或者被人问要不要搭电梯，是件很丢人的事——既然过去的事情已经脱离了我们的掌控，那么我就活在现在，展望未来。
真是思考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