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之前一个研究深圳之崛起的英特虎网站的缔造者们出的有关深圳历程的本子。
说实话，网络碎片痕迹很重，不成体系，文笔也很一般。敝号纯粹是出于对深圳历史的敬重，在空隙时间看了看。有些感想，于是用手机记了一些随感。
深圳的圳，是指田边的水沟。与胶东半岛上的“夼”和“疃”，西北大漠上的“坂”，四川的“坝”，湖南的“垅”一样，都是有地域特色的地理形态名词。
所以，深圳的前身，当然就不会是渔村，而是扎扎实实种田为主的农村。
1911年8月开通了广九铁路，在宝安县下设立了一个叫“深圳墟”的车站。墟，是指集市。从此，深圳墟和罗湖附近就成了市场网络节点。
这才是深圳最初的开端。
从这个出身来看，深圳和石家庄颇有相像——起源于铁路车站。1907年要修正太铁路，总工程师是来自法国的埃士巴尼，他在正定县郊区选择了这个叫石家庄的村庄，作为正太铁路的一站，由此一个新的城市诞生。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深圳成了日军在华南最重要的机场。
深圳墟起源于最早的深圳河码头，大概是在明代正德年间，深圳河码头开始设立铺面，逐步形成了深圳墟——市场。1688年康熙年代，深圳墟开始正式出现在文字县志中。
广九线开通后，深圳墟迅速繁华起来。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之后，1953年，宝安县政府迁移到了更为繁华的深圳墟，1979年3月宝安改为市，正式更名为深圳市。
农村改革始于安徽小岗村，城市改革始于蛇口。
蛇口的改革起源于招商局。招商局的新生来源于著名的第29代领导人袁庚。
袁庚其时已经61岁，但确乎是当时能重建招商局的最佳人选。他经过考察提议选址当时的蛇口公社作为招商局的第一个工业区。
接着就有了蛇口开山第一炮，清淤建港，以及震动中央的“4分钱超产奖”。
对于工人超出定额的超额奖励，奖励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居然是需要中央决策层同意的事——我们给自己设置了多少障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块招牌，在蛇口的港务局门口树起来三次，又藏起来三次，都因为有触犯意识形态禁区的嫌疑。
今天我们简单地一句——认识有个过程——就这么轻松解释过去，仔细想想，这个口号下的理念，应该从大清国门被打开开始，不是几十年前，而是一百多年前开始，人们就已经得到的结论。何以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还是需要从零开始再走一遍。
蛇口模式得到了总设计师的肯定之后，迅速启动了深圳市的飞跃式发展。
1981年3月，该县设市之后仅两年时间的深圳，升级为副省级市，专门用于复制蛇口模式。
深圳的城市规划，始于深南大道的设计和拓展。
深南大道是从西部深圳镇到东部的南头镇的一段路，最开始只有7米宽，2公里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把路面设计为60米宽，也一样要冒风险——敝号在所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随笔中都在提同样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并没有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并不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什么，而是反过来，是我们大致弄清楚了政府可以不做什么，放开什么——我们开始了飞跃。
深南大道的规划，可不仅仅就是城市交通的问题。由于深圳的城建基本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相比北上广，要少了很多顾虑，所以，早期的主干道就能决定这个城市在未来三四十年中的发展布局——深圳几乎就是沿着深南大道东西展开的。
最开始建设的是罗湖，因为离香港最近，地好卖，以开发贷来引导，五通一平，卖地招商来获取进一步开发的资金，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套路。
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时任市委书记梁湘首次提出了基建工程招投标办法，也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把政府基建工程，以市场方式进行运作。
无论哪招，都需要争论和惊动高层。杀开一条血路，并不是哪件事从客观的角度来说难度有多大，是缺资金、缺技术、缺人力，都不是，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观念围墙。
1979年春天划定的一个圈，把深圳划分成了关内和关外，也就是特区和非特区。之间是铁丝网隔开的墙。
从关外到关内，需要专门办理边防证——这在我还记忆犹新。只要有管制和审查，就必然有翻墙和挖洞——多少人都因为边防证一证难求而只能求助于“蛇头”们，挖洞跑进关内。
不过有趣的是，著名的“三来一补”却是从关外的深圳发源的——东莞的太平手袋厂和深圳的上屋怡高厂。三来一补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和特区试验的风向已经明确，香港的中资企业纷纷开始充当港商与内地的桥梁。
1978年7月，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落户东莞虎门。这个手袋厂还悄悄地采用了计件工资形式——当然也是冒着风险——实现了普通工人月工资可达100元。当时内地的工程师的工资也就是100元左右。
港商利用的，当然就是内地便宜的用地和人工，输入的，却是宝贵的管理经验和市场意识。
多年后，我记得还在念大学时期，国内有过关于外商投资到底给我们输入了什么的争论。持有毫无输入的左派意见的人们，显然忽略了当时的中国是从何等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
准时和守时的意识，多劳才能多得的意识，在那个时候都是靠这些三来一补企业普及开来的。
一寸光阴一寸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毒思想。
深圳的上屋怡高工厂起点更加穷白，干脆是用村委会办公室当厂房，直接把农民变成工人来实现。
1985年之后，农民工开始涌入，带来了生力军，促成深圳一天一变的同时，诞生了外来务工者的文化。
三来一补企业不是企业法人，也没有销售主动权，所以到2008年左右，就基本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1980年1月，深圳成立了第一家房地产企业，4月，北京出台政策，可以买房也可以卖房，可以一次性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序幕。
当然，深圳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香港市场。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香港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时期，过剩的购买力当然就可以向毗邻的深圳倾泻，除去直接购买力，还有通过三来一补方式给深圳本地人增收的部分。
1987年12月，深圳市首次公开拍卖了一块用地50年使用权，成为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
这一槌，直接促成了新中国的修宪——1987年修订宪法，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依法转让的条款。
接着就有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的骆锦星提出了“补偿贸易”。所谓补偿贸易，真是叫做意识形态催生的产物，或者说，有点自欺欺人的产物——为了引入港商资金投资房地产，又要避免违宪嫌疑，更多的还得避免国内甚嚣尘上的“卖国求荣”之声，不得不把正常的房地产业务，称之为“补偿贸易”——深圳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楼，销售利润分成，这么开发了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
小区开发成功后，乘着热气，市政府又拿出东湖丽苑旁边的深圳水库拿出来招标售地，骆锦星继续追击，以525万元的当时惊人高价拿到了这块地，这就有了后来的东晓花园小区。
此后就是修宪，1992年，深圳市一次性把特区内全部农村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再过十年，1998年深圳市正式出台了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制度，2001年，深圳市土地交易中心成立。
当然，房地产业的师祖也就此诞生。在2023年11月看到这篇，回想起今天举国诟病的房地产业，真是感叹，在中国，市场经济之路，民企发展之路何其之难。难在我们的观念，难在我们的形态。
1979年从深圳开始的三来一补，是吹风机的线圈。接着就是宝安无线电厂开始做波峰焊接机。在某种程度上，引入的第一个产业，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因素，却往往就会奠定该地区的特色产业基础。
想想东莞引入的三来一补第一个产业是啥，手提袋。
后来粤北山区的三家军工企业，国营红权电器厂，国营先锋机械厂和东方红机械厂，一起迁到了深圳福田，组建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华强北就这么诞生。
1981年，电子工业部和深圳市筹建上步工业区，以电子产业为主导，开启了中国新兴电子信息产业。新区都以当时进入区内的第一批企业名称命名街道。这就有了华强路、爱华路、京华街。
电子工业部对于深圳的布局是有预期的——1984年开始，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纷纷开始转变职能，实施政企分离。
新中国的电子工业正式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市场。
由于在深圳已经有了电子工业区，大批国有企业、转制人员都来到了深圳。仅仅一年之后，深圳的电子工业企业就达到了178家，产值占市工业产值的一半。
1987年，在政府倡导下，诸多电子企业联合起来，组建深圳电子集团，成为赛格集团。赛格集团的首任一把手就是已经被撤并的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马福元。
随后马福元就来了个也早有预谋的大手笔——建立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的市场，赛格电子市场。
一时间，全国各地操着各种方言的小老板们云集赛格市场，乱哄哄一片骡马大会取代了此前的拉郎配。自由市场经济迅速生根发芽。
这才是真正打破计划体制之举——此前的生产与销售全然脱节，生产方按照政府指令生产，不得自主对接需求方，需求方也必须在政府指导下去对接生产方。没有政府的指令，产品无法销售，需求无法满足。——这就是同时期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分析的计划经济常态，敝号将在明年推出这位毕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获得国际经济学界显赫声誉的经济学家的思想自传《思想的力量》。
赛格电子市场的出现，就是以市场机制替代了原来的行政命令体制，让当时的中国人“回忆”起来，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上面的指令和计划，我们也一样能干好。
距离赛格市场开业已经近四十年的今天，质疑市场经济、民营经济的声音甚嚣尘上。三十七年后的2024年9月下旬，有关方面发声：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
华强北一下子成了中国的加州——淘金梦之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摩托罗拉公司停产的芯片，全球只有在华强北的小商铺里找到。某个提前一年囤货的小老板由此发了大财。
2003年之前，华强北的温州人、潮汕人主要通过倒卖香港来的水货手机赚钱。2003年之后，中国台湾联发科手机芯片被发明出来，这是一个关键节点——把手机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了一起，把多种功能集成在了手机芯片里。这意味着，只要买到这种芯片，华强北的小老板们只要装上电池和手机壳，就能自己造手机了。
从04年开始，几乎每天都会有2-3款新手机从华强北诞生！由于当时大家都没有牌照，这些自产手机都标明为：Made in SZ。SZ就是深圳的意思，结果鬼使神差地，因为输入法的关系，SZ偶然被打成了“山寨”，于是，山寨手机就成了华强北自造手机的统称。
最火爆的时候，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可以做到四卡四待、8个喇叭、防狼电棒、炫酷外形。05年，华强北的手机销售额就达到了28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