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南局势日趋紧张，邮报加大了关注力度。一开始，运营总监约翰是赞同美国政府积极干预越南政局的。但1967年1月，凯瑟琳的小儿子唐·格雷厄姆主动报名参军，到了越南战场，通过信件给凯瑟琳展现了美国在越南所干的一切。
这让凯瑟琳改变了看法。加之电视能够以画面形式展现越南战场，邮报充分利用旗下控制的电视台进行了播报。
这逐渐引发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国内著名的反战运动——抗议战争与参与战争，都成了爱国行为。
凯瑟琳的另外两个儿子则直接反战，与当时美国国内大学生一样，留长发、吸毒、摇滚。
与此同时，邮报和约翰逊总统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很紧张，凯瑟琳非常头疼于对总统的斥责和邮报编辑们的坚定之间的周旋——这是她的职责。
有趣的是，约翰逊总统虽然非常愤怒邮报的客观立场，但每每遇到大事决策时，他依然会邀请凯瑟琳参与，并要求她提供一些建议和想法。
这种能与“非我族类”，或者用今天我们正能量的话术说“立场对立”的人，保持经常性沟通交流的习惯或者机制，是这个国家政治决策机制的一种独到优势。
1968年大选，对约翰逊的连任计划很不利——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鲍比宣布竞选，越战泥潭成了约翰逊政府最大的污点，掩盖掉了他对于美国国内经济的所有努力。
社会局面也动荡不安，当年4月，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引发黑人群体巨大的抗议浪潮。华盛顿特区实行了多年来不曾有过的警备状态。6月，总统候选人鲍比·肯尼迪遇刺身亡。肯尼迪兄弟均与凯瑟琳关系匪浅。
7月，此前与凯瑟琳和菲利普都有交情的理查德·尼克松也宣布竞选总统，并且专门到华盛顿参加邮报的编辑午餐会。显然，鉴于邮报的影响力，尼克松也想借力打力，在越战问题上做点文章。
此前1967年9月在菲利普的支持下，还是加州参议员的尼克松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其中尼克松写道：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之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孤立状态中。他认为中国必将成为亚洲的主导性力量。
一个月后，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毛泽东，通过内部参考读到了邮报这篇文章，他立刻捕捉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于是指示周恩来读读这篇文章，并且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和大选的动向。
——这可能是华盛顿邮报对于中美关系破冰最初的贡献吧。
从凯瑟琳描述的尼克松言行举止来看，此人作为政客确乎是美国当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他实在是太懂得竞选政治以及如何巧妙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了。
他不仅赢得了凯瑟琳的支持，还包括凯瑟琳那年迈而时刻关注政治的母亲的赞扬，最后还赢得了邮报那个尖刻的漫画专栏作家赫布洛克的支持。
尼克松以略微的优势赢得了总统选举。
紧接着，两个重量级台柱退休了：社论版的负责人拉斯退休年龄到，退下来去就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一职去了（这旋转门转得）。凯瑟琳启用了拉斯推荐的菲尔·盖林接任社论版首席编辑。
然后是运营总监约翰·斯威夫特，也该退了。凯瑟琳启用了他推荐的保罗·伊格内休斯接任。
这两人都是当初菲利普亲自选拔和任命的干将，确乎起到了把邮报从破产边缘小报，运营成主流大报的关键性作用。
1969年，凯瑟琳出任邮报发行人兼总裁，大权独揽。
她当然成了当年女权运动的巅峰人物。然而，凯瑟琳依然非常客观，她在各种场合对于职业女性的表态，都是无所谓性别，能干活就成，不过从她自己的经验来看，男性比女性更适合行政管理工作。所以她反而经常被女权主义者们批评。
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使得各行业的工会运动、劳工问题以及少数群体问题时有发生，凯瑟琳不得不经常面对邮报的印刷工人问题、女性员工和少数族裔员工问题。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些复杂问题层出不穷，使得美国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都在不断探索解决此类问题的机制和方法，产生了影响到今天的诸多社会保障机制。
也是在这个时期，凯瑟琳开始注重保护邮报的内容供应者——独特的专栏作家群体。因为不少很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包括漫画专栏的赫布洛克，经常会因为尖刻夸张的文笔或作画，惹怒权贵群体或特殊利益群体，而遭致他们对邮报的抵制。
凯瑟琳需要去扛下这些锅，一方面取得相关利益团体的原谅，一方面还必须保护这些牛哄哄的作家，让他们继续胆大妄为地大放厥词。
正是这种举措，吸引了亨利·基辛格这样的人物开始为邮报供稿。基辛格认识凯瑟琳，比认识尼克松还早。
1971年，华盛顿邮报公开上市。凯瑟琳家族控制了全部A类股，B类股向公众开放。在1973年，巴菲特购买了邮报10%的B股。
同年，在一次高端私人聚会上，凯瑟琳得知纽约时报获得了五角大楼的一系列秘密文件，要出台一系列报道。这些文件展示了自二战开始一直到1968年6月越战结束期间，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所作所为。
凯瑟琳立刻命令邮报有关人员密切关注这些文件来源。
纽约时报刚刚发出报道，几乎立刻就被司法部命令停止报道。
时报的律师团队和编辑团队居然硬顶着司法部强制命令，制定了应诉方案，然后继续公开报道。
邮报也同时跟进，根据纽约时报发布的文件，进行了一系列跟踪分析和报道。
邮报编辑巴格迪肯挖地三尺，算是终于把国防部的信息源给挖了出来，请示凯瑟琳之后，连夜前往五角大楼找到相关人获取其它文件——多达4400页的散乱文件。
然后就是邮报内部激烈的争论——究竟该不该发？一方认为应当遵照政府要求，否则邮报的上市计划可能会受到阻挠，老老实实一回行不行？
另一方则认为，时报已经公开了相关真相，如果邮报保持沉默，就是对公众不负责任，会被公众认为缺乏新闻职业道德。
最终，总编辑本·布莱德利下决心刊登所有获得的文件。
报道刚刚发出，第二天司法部就起诉邮报。邮报沉着应诉，第一轮法院听证会判决是“法院无法确切得知，华盛顿邮报公布的五角大楼文件会在哪些方面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拒绝了司法部要求邮报停止刊发报道的要求。
主审法官吉哈德·格赛尔，是听证会上唯一一个不同意勒令停止邮报刊发报道的法官。当天晚上，司法部派人上门向格赛尔索取相关文件，格赛尔严词拒绝。
相关官员指出，不论是法院，还是两家报刊，都犯有“叛国罪”，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司法部提出进行第二次听证会，听证会过后，特区上诉法院仍然判决政府的要求违宪且无效。
于是司法部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总统去了电话。
最高法院审理结果，由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宣布，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胜诉，美国政府的停刊要求无效。两家报纸只不过是替政府做了它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应当做的事，公开透明地作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
这就叫司法独立，也是司法体系严重地缺乏政治站位和不爱国的表现。
这起事件，也让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真正成为了全美最具影响力的报纸。
时至今日，可能还没几个主流报刊敢于和被允许向全世界曝光自己国家政府和领导人的过错吧。
凯瑟琳非常坦诚地写到，其实在整个事件中，她不过是被属下那群富有激情和正义感的下属和编辑们推动着向前走，因为如果她不同意刊发文件的话，这个杰出的编辑、记者群体会对邮报大失所望，进而离开邮报。
这就是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的作用，它能让从业者不仅不屈从于政治压力，也可以不屈从于老板的压力，工作岗位的压力。
果然，五角大楼文件事件成了尼克松政府与媒体之间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当然，尼克松这样聪明的政客，居然与媒体较上劲，可谓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失误。
1972年6月17日，水门事件爆发。精彩的时刻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