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者的协调，法国大革命时期居然都做了大量的尝试——从废除医院，设置执业医师，到医院财产国有化，各种激进措施都尝试了。
今天我们看来，废除医院不可想象，可如果没有执政府废除医院的尝试，可能就不会有医生的开业制度和医学教育机制的出现。
当时的改革派之所以提出废除医院，是基于以下理由——既不能把纳税人的资金用于设立一个专业的、封闭的、造成特权的机构，也不能让这样的机构通过治病救人来赚取收益。
毕竟疾病是一个人的异常状态，不像贫穷是一种既定的社会事实，国家必须予以救济。
生病的人，就应当主要依赖家庭或救济机构予以照看，由职业医生予以治疗即可，没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场所。
也正因为废除了医院，所以必须允许具有专业技能的医生开业，而且国家必须对这种资质予以严格的认证，以最大限度地排除江湖骗子的影响。
所以，医学学会、防疫组织、医官等卫生组织的职能就应当扩大。
更为详尽的，大革命政府，先是吉伦特派，后来雅各宾派，也都专门针对医院、医学院改革提出了方案，详细地规定了医学生的学制，以及临床实习要求——甚至于明确，临床实习必须独立于医学院的学习。
有趣吧。
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改变，到18世纪末，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实践，西欧的医学被划分成了两个并行的系统——其一是在医学院遵循的分类疾病医学体系，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抽象医学体系，其二是在医院或执业医师处的临床学习，包括个人观察、病例研究和日常行医在内的典型的经验形式。
福柯也真是叙述思想的高手，在讲完18世纪的医学思想转变之后，他才突出了本书的主题——临床医学和思维的产生。
最早的临床医学学校设立于1658年的荷兰，早于西欧医学思想转变一百年。设立者是医生弗朗索瓦·德拉布埃。他的弟子布尔哈夫开始在西欧各地普及临床医学学习，在爱丁堡设立了医学教学学院。
苏格兰的爱丁堡医学院是现代医学的摇篮。
到18世纪中后期，西欧各处的大学都有了临床教学学科和学院。
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尤其是热月政变之后到督政府时期，由于传统的医院和医学院大部分都被解散，执行原有医院职能的，只有执业医生和临床教学医院，所以，临床医学的实践空前的密集起来。
这些实践把此前医学两种并行的体系逐步融合起来。督政府逐步认识到，临床医学教学和实习，既可以改变此前医学院里的抽象体系，也可以消除执业自由化导致的医生素质良莠不齐。一种通过临床医学实习的方式严密组织对疾病的治疗的理念，逐步在法国确立起来。
1793年，医官富克鲁瓦向督政府提交的一份建立临床卫生医学院的报告中提到：实践、操作将与理论教学结合起来，学生将在化学实验室、尸体解剖、外科手术和仪器操作中实践，少读，多看，多做。
富克鲁瓦认为，只有普及临床教学实习这种模式，才能最大范围地普及基础医学知识，尽可能多地吸引医学生、行医、江湖术士们都来学习规范化的医疗技术。
之后，督政府就在巴黎、蒙彼利埃、昂热、南锡、布鲁塞尔建起了五所临床医学院，实行三年学制和六次考试制度。
此后的五年时间，政府、议会仍然持续不停地就临床医学院的建设、国有化还是民营化、运行模式以及对医学生的考核、医师资格认证等政策进行争论和改革。
议员、公会委员、学会会员纷纷从公众利益、政府职能、病患利益、纳税人权利、医学伦理等等角度出发，提出新的改革建议，争论不已。
甚至于，在那个时候国民议会上就已经开始讨论，临床医学院是否把病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而非一个人格意义上的人，这样是否违背了基本的人伦，这样的问题。
这是近三百年前，西欧医学界的认知水平。
这也是议会政治下的国家治理——看起来吵吵闹闹，没有谁能主导，正是今天我们嘲笑他们的地方——但18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就在这种允许各界人士发表对政治、经济、社会看法的体制下，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崛起。
与此同时的中国，在乾隆皇帝治理下，全国上下凝心一处，颂扬圣训，自信满满，没有争论，没有反对，没有个人，只有天下，在一片宁和盛世中坚持着自己的道路，一头栽向沉沦的十九世纪。
到1797年之后，临床医学进展到了运用孔狄亚克的方法对疾病进行分型的阶段。
对疾病的分型，可不像我们外行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疾病本身不会向医生呈现自己，疾病是通过症状sympton、征候sign呈现自己的，那么相同的症状和征候，可以来源于不同的疾病，怎么分？
福柯又回到了语言和语义分析的哲学视角——18世纪中期开始的医学思维转型，把话术从整体的、本体的、模糊的状态，变成了局部的、具体的、现象化的状态，让医生们可完全基于目视原则，根据症状的具体表现和呈现秩序来对疾病进行分型。
所依托的基本原则，一是组合原则——症状的演变秩序、不同症状的组合；二是相似性原则，同一个疾病虽然可能在不同人身上体现出不同症状或征候，但仍有较强的相似性；三是测量计算原则，对症状呈现方式的测量，时间、频度、尺寸等。
最重要的，当然是临床医学所确立和重视的目视与观察方法。
题外话，回归肉眼观察，让事物自动呈现自己——这可能就是后来在哲学界发展出来的现象学方法论的先驱。
关于现象学，敝号随后将推出随笔莎拉贝克维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进行详述，敬请留意。
现象学方法论就是要我们抛弃一切预设和知识框架，只关注我们的感官，只关注事物对我们感官的“赤裸裸”的呈现。
对此，必须要对语言和思维加以改造——语言必须能够精确和通用地描述事物，以及观察到的症状表征与可能的病理之间的联系，必须是陈述我们能观察到的现象，而不是其他。
与现象学方法一样，临床医学的观察方法，并不是让人具备火眼金睛，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而是让医生能看到人们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的东西。
到18世纪最后几年时间，另一门比临床医学早得多的技术门类——解剖学，终于和临床医学结合了起来。
此前近一百余年，解剖学与医学都是两个结合度并不高的领域。解剖学在18世纪早期之前，还属于一个需要偷偷摸摸进行的行当，一直到18世纪上半叶，西欧才逐步放开了对尸体解剖的禁令。
解剖学展示出来的内部结构，更进一步强化了临床医学对疾病和肌体的时间与空间认识。
只有通过病理解剖，才能真正实证疾病的时间，与器官组织的测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才能真正展示疾病的时间序列与空间序列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病灶的概念逐步取代了此前疾病的物种概念——通过解剖带来的空间定位，可以准确定位疾病在时间序列上的结构源起——病灶。病灶则与病因联系在一起。
18世纪中后期的解剖学家柯维萨尔、莫加尔尼、比夏、贝勒是这一发现的关键人物。
对于解剖学而言，死亡对于生命和有机体是一种高度，从这个高度可以俯瞰一切，尤其是器官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疾病的发展过程。
通过解剖和临床医学，死亡不再是恐惧和未知，成了一种工具和手段，揭示种种关系，死亡是一个伟大的分析者——analyze和decompose。
死亡不再是令人恐惧的巨大阴影，而被整合进了一种技术性和观念性的整体。
这可谓是西方医学史上最为关键、最为精彩的发现之一。
中国的儒家一直强调“未知生焉知死”，说到底，这是一种对死亡的回避态度，是被动而消极的。
18世纪中期之后的西方医学，可谓反其道而行之，从死亡出发反观生命，结果获得了一种空前的主动权——通过观念的改变和技术手段的增加，死亡从黑暗变成一道光芒，驱散掉几千年来蒙蔽在我们自身生命体上的种种障碍，生命、肉体和功能，前所未有地清晰地呈现在人类的目视范围内！
想想这重大的意义。
当人们使用眼睛、耳朵和手指等感官去接触有生命的人体，来辨认并运用尸体解剖上所了解到的各种器官、部位，对疾病的认知和治疗就有了全新的方向。
此后，到19世纪初期，基于病理和临床的结合型研究，在集中对炎症、热病等常见疾病进行分析之后，西欧医学界又进一步更新了对疾病的认识——疾病并非是自身体之外进入到体内的异物，疾病是组织对某种刺激性原因作出反应时，产生的复杂运动和变化！
疾病的全部本质，不再是某种本体，而是身体对刺激的反应。
现代医学开始了。
现代医学，肇始于人们对待疾病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最先体现在话术——语言上。
有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