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J·格雷斯的名著。
书的英文名其实是“鸦片与帝国”，关于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的生涯与事业。
这两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沉重异常。因为这两个名字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怡和洋行，以及最要命的——“鸦片”紧紧联系在一起。
如果说19世纪中期英国通过鸦片贸易扭转了对华贸易逆差，并通过鸦片战争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以及一个帝国的衰落，那么此二人就是这一切的起因。
此二人都是苏格兰人，敝号在2021年随笔系列《苏格兰人发明现代世界》中也有过提及。
作者的目的，是通过追溯这两个著名苏格兰商人的经历，展示维多利亚时代英帝国在海外贸易中扮演各类角色的缩影。
这两个人，从苏格兰跑到了中国南海海岸，把自己的未来下注到这个脆弱的天朝大国，历经数十年的冒险，串起了东西两个帝国交织出来的世界近代史。
从世界贸易视角，审视中国的19世纪中晚期。
渣甸和马地臣均出生于18世纪末，也属于世纪之交出生的人物。
他们出生之前不久，刚刚发生过类似当年他们的苏格兰祖先威廉·华莱士的叛乱战争——詹姆斯党人起义反对1707年联合法案，叛军被英格兰政府军残酷消灭，英格兰随后严惩了苏格兰这个区域的老百姓，禁止了诸多苏格兰传统，不过，充分利用了苏格兰高地部族勇悍的特点，利用他们组建了政府军。苏格兰高地军队在北美对抗殖民地军队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很多苏格兰人被迫离开故土，向全世界拓展——造就了苏格兰人开创世界现代史的基础。
到渣甸和马地臣出生时，苏格兰传统只保留在了仪式和历史中。苏格兰人已经全然融入了英格兰社会，并且已经进入中产阶级。
苏格兰低地的格拉斯哥、爱丁堡更是迅速地被英格兰工商业文化征服，在很短时间内就超越了伦敦，成为当时西欧世界的贸易中心。
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大学也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和技术中心。
多数苏格兰本地青年，在经过了两地学院的学习之后，追随前辈奔赴世界各地，有的跑到东印度公司当船长，有的进入英格兰海军当指挥官，有的跑到了印度经营茶叶。
时任的皮特首相极其聪明地利用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力量，促成他们建立“自由商人”代理机制，招募雄心勃勃渴望财富的年轻人，把他们的个人资源、雄心和勇气更随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下注到世界各地，让他们可以在东印度公司许可证下代理公司的贸易业务、投资业务。
这就让英格兰得以运用商业力量，四两拨千斤地把人民的力量激发出来，帮助大英帝国向全世界拓展势力范围——这种商业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比之国家行政力量和财政力量，要有效得多。
为什么此前西班牙的全球治理模式会失败，就在于其仍然拘泥于王权统领一切，主要通过国家财政和军事力量来拓展势力范围——这种模式，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导致国家财政削弱，或者是统治者权力更迭，就会被动摇乃至瓦解。
过去四百多年的历史，一再地说明，市场和商业的力量，相比政治与国家机器，是更长期、更稳定的力量。
1784年2月，威廉·渣甸就出生在苏格兰高地一个农场。这个时期，正是教育普及阶段，所以他比他的哥哥姐姐都幸运，得以在8岁时就在当地一家文法学校念书。此后，到16岁时，被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录取。
当时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医学教育可谓全球第一，很早就有了对医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以及影响至今的临床实习学徒制。
渣甸进的是外科学院，因为当时外科在层级上低于内科，显然像他这样的平民子弟，只能到外科学习。
当时外科最普遍使用的镇痛药，就是鸦片。渣甸应该就是在临床阶段第一次接触到了鸦片。
马地臣于1796年11月出生于爱丁堡北面的邓弗里斯镇。不同于渣甸，马地臣的家族很早就已经为汉诺威王室效力了，家庭条件优越得多。
马地臣的父亲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格兰军队的少尉，同时还是家乡的土地典当经营商。马地臣在本地的皇家学院就读，后来也到了爱丁堡皇家高中，自此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很多知名的苏格兰人都是这样，离开故土，到全世界为英帝国开疆拓土去了。
马地臣于1810年到了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才十四岁，可见他学习相当不错。
正是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期间，马地臣也和渣甸一样，在医药课程上接触到了鸦片。
1814年，马地臣17岁，出于至今不知道的原因，他辍学去了伦敦一个商行工作。此时，渣甸还在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上当外科实习医生。
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管理模式是代理制。投资人完成商船建造后，把商船委托给一名东印度公司的专业商船经理人，这名经理人负责商船在特定航线上的运营，包括船员的选择。商船的管理层——船长、大副、二副、三副由东印度公司选拔任命。
同样，随船医生，需要递交医学院的文凭，然后经经理人挑选，报送到东印度公司审核，由首席医疗官签发执照，方可正式开工。
1802年，渣甸从外科学院毕业，拿到全职学位证，打点行装来到伦敦，经过上述程序，登上了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商船布伦瑞克号，开始当随船助理医生。
那个时代的英国商船，已经使用了包铜技术，航行能力很强，且都装备了火炮。布伦瑞克号1200吨排水量，搭乘130人，装备了38门小口径火炮。
船上的生活非常艰苦。应对的疾病很多，有经历了各种风暴的外伤、骨折，水质变坏导致的消化道疾病，坏血病等等。
可以想象，年轻的渣甸每天晚上提着灯笼，在狭窄黑暗和随着风浪摇晃的船舱里，来回走动，照看病人和查看伤员。
4月起航，经过了5个多月海上颠簸，布伦瑞克号终于到了黄埔港。
东印度公司对于海外实行差异化经营。对于印度，那就是肆无忌惮地扩张和占领。在东亚，他们以平等商业贸易为主。
东印度公司主要是垄断茶叶贸易，对于经理人、船员以及其他人员开展私人贸易不加禁止，只要你有本事绕过广州十三行的严格管理，也无损于公司利益，那就可以。
包括往返的舱位，也可以提供给船员个人使用，每年大概有3000吨舱位可供个人使用，费用是出去每吨5英镑，回来每吨15英镑。
可以想见，东印度公司的所有人等，肯定在广州与当地政府官员、军队、商号、平民都有特定的关系网，用于走私交易。
广州十三行只准国外男性行商居留，其家眷和女性只能在澳门。所以，澳门就成了东印度公司另一处后花园，主要用于娱乐和狎妓。
十三行是天朝政府任命的可与国外商人打交道的十三个中国商号，就相当于后来的买办，所有涉外贸易均须经过他们的手。可想而知这其中的利益之厚。
渣甸在广州十三行区域呆了一个月，之后又进入返程阶段，一直到1803年的4月，才从黄埔港返回到了英格兰。
渣甸的第一次中国旅程，主要是见识到了贸易可以给个人带来的丰厚收益。
受益于当时拿破仑的崛起导致的英法再次开战，渣甸这个19岁的年轻助理医生，居然在1803年就获任成为正式的随船医生，由此还获得了免服兵役的权利——正式的东印度公司职员无须服役——你可见英国人对商业贸易的重视。
很快就到了他的第二次中国航行，1804年用了7个月再次抵达珠江口。由于他已经是正式随船医生，不仅在船上有了好的生活起居待遇，还有了自己的货物舱位。所以他充分利用了这个待遇，开始做私人贸易。
第二次返航就没有第一次那么顺利了。在孟买附近海面，布伦瑞克号遭遇了法国军舰袭击，被法国海军俘虏。渣甸自己也成了法军俘虏，在海上漂了几个月之后，最终被法军释放了回去。
这在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海外贸易中，是常事。运气实在是太重要，你要没有病死、被杀死、事故意外死、战死等等。
1806年渣甸回到英格兰不久，另一艘商船格拉顿号又有了医生空缺，他立刻去补了缺。同一年的马地臣还在学院里学习。
第三次航行又开始，耗费了8个月再次到了黄埔港。这一次又是在广州十三行发生了冲突，船员们与广州本地人冲突，双方各有死伤。经过中国本地县衙的审判，各打五十大板。格拉顿号被勒令尽快返航离开黄埔港。
这就是渣甸作为随船医生工作来的两年时间，可谓一直都在动荡中度过——英法海战，与中国人的冲突——还有什么比这更增长一个人的社会见识。
这两年，他先后在广州和孟买结识了托马斯·威丁、詹姆斯·杰吉伯伊等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几个助力伙伴。
1814到1815年渣甸开启了他的第七次中国之旅，这一次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死亡率——船上多达11人意外死亡，连船长都在回程中突发疾病去世。不过，在圣赫拿岛暂停的时候，渣甸得知了滑铁卢大战的结果。
在这次航行中，渣甸已经开始经手船长个人的贸易业务，他显然已经开始熟悉财务和贸易。
1793年，马戛尔尼的使团出使中国，要求扩大贸易，被乾隆皇帝拒绝。1815年，阿美士德再次为了同样的要求出使中国，结果又再次被嘉庆皇帝拒绝。
这些外交失败，应该给渣甸造成了一种对中国政府的印象——傲慢自大，固步自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