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底到1837年初，先是从美国发端，然后迅速波及欧洲，继加尔各答危机之后，又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美国的汇票系统崩溃，伦敦市场拒绝支付美国票据。要知道，怡和洋行主要采用美国汇票将收益输送到伦敦，此时，几乎所有的合作银行都拒绝对付美国汇票，怡和洋行损失不轻。
为此，渣甸与老朋友托马斯·威丁争吵得几乎翻脸——威丁此前一直在伦敦负责怡和洋行的资金业务，代理资金业务的公司是福布斯公司。
这场金融危机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萧条。起因是新上任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6年下令关闭了第二合众国银行，也就是废除了央行体制。
联邦政府的存款全部转移到州立银行以及民营银行，推动了一波小银行热潮。——2023年敝号11篇幅随笔《美国简史》中有详述。
由于小银行开始滥发货币，流动性激增，涌入土地，造成通胀和泡沫。杰克逊总统于是又下达了《铸币法令》，要求土地交易必须使用金币和银币。一下子刺破泡沫，利率提升，一干中小银行瞬间破产，90%的企业倒闭。
多吓人的波动。
传导非常快，1837年全年广州港口的商船锐减，中国的出口货物突然间就没有了市场，堆积在港口，价格暴跌。
正好此时遇上了中国茶商与美国和英国国内茶商勾结，一起挤占怡和洋行、宝顺洋行这类行商的利益，茶商与茶商直接对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导致行商一下子也债台高筑。广州11家行商中8家负债累累。
有趣的是，渣甸描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一项举措——早在1833年，朝廷就要求广州十三行必须设立“公所基金”，用于不时之需——其实就是风险偿债基金。
谁知在1837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个公所基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确实帮助诸多行商得以暂时性缓解了债务压力。
你可见，基金这种工具，就是一种非常传统、非常古老的金融工具。
在金融危机和萧条中，渣甸写下了他对当时中国市场和商人的观察：由于中国政府始终贬低商业贸易活动，政府始终垄断一切，因此不重视贸易规则和体系的建立，也就缺乏正常的商业活动和交易环境。
这导致中国商人在意识和行为上，都倾向于短期投机，他们实在是太乐于投机，而不在乎规则和职业道德了，同时也就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和手段，总是在大起大落。
非常遗憾这段话，放到今天的国内市场，依然适用。
不知道我们在意识和精神领域，乃至在体制机制领域，究竟有没有开放和进步。
1837年开始，中国政府对鸦片的督查力度加强，渣甸和马地臣立刻感到了压力。他们开始警告印度供应商，鸦片销售很可能会遭遇断崖式的下滑。
怡和洋行也得“创新”更多的方式来销售鸦片。他们找到了一个出口——南澳，也就是今天深圳接近西涌的一个小港，在这里，每箱鸦片只需向当地官员和海军交30美元。
总的来说，从1836年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怡和洋行的主要工作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销库存。
也是这一年，18岁的小女生维多利亚登基成为英国女王。
贸易总监义律经过多方努力，仍然没有能够与邓廷桢达成一致，此时也停止了进一步的沟通，被迫离开广州，迁居澳门。与此同时，他请求议会派出在东南亚的海军舰队，以保护英国商人财产，这一请求得到了同意。
邓廷桢其实也是受到中央的压力，只能表面上对英国贸易总监和商人群体严厉斥责和拒绝，实际上却在维持原样。当义律按照他的要求离开广州之后，他随即放宽了对走私的管制。
到1838年，沿海鸦片走私贸易居然又繁荣了一阵。当然很快又开始高压。高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政府军队与走私商贩和行商之间的冲突。
总监义律是个非常聪明而有远见的人物，他虽然到广州时间不长，但很快就看到了，此前议会通过法案，撤掉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权，这一做法其实不适用于中国这种特殊环境。
之所以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会走偏——变成了鸦片走私贸易，一方面有中国严控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英国自身管理上的毛病，那就是太早放权给私人商户，导致这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一个不正常的市场里，把鸦片走私贸易越做越大，越做越具有依赖性，甚至于到后来绑架了英国议会。
纯粹的商人个体，在东方市场，确实缺乏政治远见。
由此，义律本人对渣甸和马地臣在广州的诸多做法和对中国政府的强硬主张很不感冒，而渣甸逐渐也发现这个继任的贸易总督缺乏此前律劳卑的那种强硬态度。他决定亲自回国一趟，争取更多的政治奥援。
广州的鸦片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冰封期，一片死气沉沉。
1838年年末，道光皇帝任命了新的钦差大臣，1839年3月，这位钦差大人林则徐，来到了广州。
局面立刻紧张起来。当地清军开始经常性地把被捕的鸦片贩子带到使馆区游街示众，使领馆的英美商人则经常性地抗议。
大买办伍秉鉴不断催促马地臣，尽快把所有销售鸦片的船只都驶离黄埔，到其它地方躲起来。
显然，马地臣低估了这位新来的钦差大臣，他仍然把中国官员都看得与此前的两任总督及其下属一样，不过是做表面功夫而已。
当然，林则徐到位之后一系列行动很快就让马地臣感受到了不同——钦差大人很快就分别与义律、商会甚至是英国政府、女王都进行了正式接触与去文，说明了接下来的行动和法令。
同时，这位钦差也跟当初英国议会一样，先是刀口向内，惩处一批本地官员，然后再向外，要求各洋行上缴库存鸦片，并宣告销售鸦片的惩罚也适用外国人。
商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先让步，上缴一部分库存鸦片。马地臣们的商人思维是，上缴一部分鸦片，争取国内或者中国政府的赔偿，然后用赔偿资金转变为正常贸易。
林则徐哪会管赔偿不赔偿这一套——谁会去弄懂当时的所谓贸易规则？
林则徐当然不满意只上缴了一千余箱鸦片，继续严令颠地的宝顺洋行和马地臣的怡和洋行交出全部鸦片。同时，伍秉鉴等人都被送入大牢。
商人们决定抵抗，于是清军包围了使领馆区。
这其实也是颠地与马地臣有意如此，以此来激发贸易总监义律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来保护自己人。
他们希望议会以强硬态势逼迫中国政府开放贸易。
贸易总监义律看到了林则徐的决心，决定退让。他一方面行文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一方面则通知颠地和马地臣，老老实实交出全部鸦片，他会向议会争取政府赔偿。
马地臣当然不管是上缴了还是销售了，只要能有赔偿，资金能回笼，就没有问题。
最终，两家主要洋行上缴了240万英镑价值的鸦片，一共20283箱！交付过程用了一个月。
林则徐也挺吃惊，一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二是没想到英国人如此配合。紧接着就是硝烟行动的开始。
马地臣此时意识到，是时候转移业务了，他感到中英之间开战是迟早的事。因为他迁移到澳门之后，继续让怡和洋行走私鸦片。
义律也认为，林则徐在某种程度上，是中了英国这些商人们的圈套。商人们知道议会是不会为这些鸦片埋单的。
林则徐继续发布新的法令，明确今后一旦发现贸易船只有走私鸦片的行为，将会把船员逮捕并审判定罪。法令发送给了义律要求签字，义律拒绝了。
1839年8月份，消息才传到了英国议会。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也收到了义律和一众英国商人要求赔偿的请愿书。首相墨尔本勋爵仍然没有打算以武力解决，他希望中国政府能赔偿——什么叫商人思维的国家。
在这个时候，英国内阁乃至首相思考的方式仍然是投入产出，他们并没有把政治放第一位，因为240万英镑要赔付给商人，对于内阁而言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议会是肯定通不过的，所以，只能去跟中国政府交涉，让中国政府出这笔钱。
其实，到后来做出开战的决定，大部分也不是政治上的考量，而是议员们认为，开战的成本必然小于240万磅，但武力的结果大概率会是与中国重塑贸易体系，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中国这边的林则徐继续乘胜前进，尽管他确实已经走得太过——他开始逼迫澳门的外商也必须按章办事，上缴鸦片。
接着就是使领馆区域的各种冲突加剧，也不知是有人在故意挑动还是怎样。英国海军舰队开始进入临近海面，以防中国海军袭击英国商船。
马地臣把怡和洋行的主要船只都转移到了香港岛，重新在那边开始正常贸易，当然，鸦片走私仍在继续。
1839年5月，渣甸回到了伦敦。此时，内阁关注的更多的是英法关系和中东局势，中国的贸易危机尚未排进前三位。
渣甸一直等到了9月份，才有机会面见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渣甸给帕默斯顿提交的武力解决建议上，提到了大概需要200万英镑成本这个数据。
随后，在10月1日温莎城堡中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墨尔本内阁基于200万英镑成本，以及240万-300万英镑的损失赔偿这两个数据，同意了对中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方案。
渣甸的准备非常充足，他把商会群体对于中国的需求都仔细地进行了罗列，为战后签订条约提供了蓝本——如开放数个岛屿，具体的商业条约细则，通商口岸的选择等等。
他把内阁已经准备与中国开战的消息，通过快船送往广州。马地臣大概是在1840年1月就得到了准备开战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