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手机一度背上过骂名，不过今天反观过去，这些骂名实际上还有一层政治含义，是一般人在当时无法领会到的。
山寨手机来源于民营小老板们和众多自学成才的电子技术爱好者们自由竞争逐利的行为，这是典型的“大众创新”。
仅仅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能够从电子技术层面实现用户需求导向，并且成其为商业模式——这是从前、同时期乃至今天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依靠财政补贴去搞技术攻关这种单一模式，所不可想象的效率。
山寨手机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美国崛起的黄金二十年中，爱迪生、特斯拉、摩斯、福特、莱特兄弟、卡耐基、英萨尔、固特异们在各自行业竞相逐利而产生的“万众创新”景象。
这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没有国家战略和计划指导，没有财政资金支持——电灯、电话、电力网络、空调、电冰箱、电视、汽车、飞机、平炉炼钢、连铸连轧这些现代实用技术和发明，没有一个是国家科技强国计划、自科基金、国家科技战略等等这些规划指导出来的，全部来自市场竞争、逐利的个人行为。
从那时起到今天，有多少依靠国企和科研单位领衔、天量财政投入和补贴的技术研发与突破，到头来是一地鸡毛的例子。
同时期的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们完全依靠企业自身和市场力量开展的创新，以小得多的成本取得了巨大的收益！
这种创新效率上的差异，可不是简单一句“少数坏分子欺骗组织”、“我们基础薄弱、缺乏经验”就能糊弄过去的，体制机制问题才是根本。
近年来颇遭贬低的诺奖有什么用？敝号在此前诸多科普随笔中提过，过去二十年，日本拿了7个化学诺奖，拿了11个物理学诺奖。日本的材料技术优势是举世公认的，优势哪来的，就是这些诺奖一个个堆出来的。
赛格市场的背后，使得国内电子工业企业成建制地嵌入深圳，打造了深圳电子工业的坚实基础。这对于深圳产业模式的成型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因为正是电子产业的兴盛，尤其是承接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使得深圳成为内地城市中唯一一个可以不依赖土地、资金、设备，而主要依赖技术、创意、创新来实现价值创造的地域。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乃至富有阶层，是可以从诸多类似赛格电子市场这样的草根自由市场中诞生的。
更进一步，深圳第一个真正实现了GDP增长对人才的依赖。
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其他任何城市也难以模仿的基础，深圳才有了第三次升级——以自主研发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崛起。
今天也依然强调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作为，其实，仔细看看这些产业和知名企业的发展历程，就会知道，深圳市政府的明智，不在于它主动作为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吸纳了“小政府”理念，有意识地把政府的手从市场领域中退出，为民营企业和民众创业腾退空间。
为此，深圳市政府不但不是去管制，而是掉过头来，主动去做当时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工作，要改变对市场和民营经济的看法，要给人家以生长的空间和时间——这叫刀口向内。
甚至于时任副市长朱悦宁说了句话：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能寄过高希望于国有企业，必须依靠多元化灵活所有制。
当时人们形象地总结深圳市的作为：官不扰民，民不媚官。
多元化灵活所有制的优势，最典型体现当然就是华为，2018年，华为已经实现了年研发费用投入1000亿元。如果不是这样一家民营企业，你能想象让地方财政每年拿出1000亿元来做技术研发工作这件事吗？
美国的思科、苹果、微软、洛克希德、波音等等之强大，其国家竞争力之强大，核心就在于法治管住的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放手给了市场机制巨大的空间，促使企业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使得高昂的技术研发投入变成可持续，并且产生回报！
举个例子，今天很热的国产C919大飞机，让很多热血青年甚至军迷、战狼都不明白，何以我们能搞定歼20的涡扇-15这样先进的战机发动机，可到了民用飞机核心部件领域一直举步维艰，非常艰难。
其实稍微研究一下技术史和发明创造史就可以知道一个粗浅的原因——先进武器装备是可以不计成本的，基本上可以算作一次性投入一次性使用，你可以不计成本地设计、使用材料。
可到了商用民用领域，成本是维系一个产品、一项技术能否可持续运作和自给自足发展的核心。商用大飞机必须持续使用，你没法不计成本地发展商用飞机发动机乃至大飞机本身。
在这个领域，成本控制可不是财务与管理技巧了，那就是材料、结构与制造技术的适配。——具体细节，推荐敝号2021年随笔喷气式发动机发明者之一斯坦利·胡克的《我是怎么设计航空发动机的》和2022年随笔波音747总设计师乔·萨特的自传《未了的传奇》，可以看看世界顶尖的工程师的精彩描述。
腾讯帝国的诞生，也同样是典型的通过自由竞争脱颖而出的民营企业。敝号在2021年随笔吴晓波的《腾讯传》中，已经提过，腾讯的诞生和成长，鸡汤解释的众所周知的那些要素都有，其实更为重要的，也是自由市场竞争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巧合、运气占了很大比重。
1998年OICQ成立，到2001年用户数量就达到了1亿！与此同时，OICQ也因为美国在线的诉讼，改名为QQ。
用户数到了1亿的量级，才有了护城河和规范化发展的基础。
纵观腾讯收益来源的变化，从早期的移动梦网分成，到后来QQ商城，再到2011年的微信，到移动支付，再到“流量+资本”的合作平台，也是典型的市场探索逐步推进过程，不断地应对竞争挑战的结果。
要说深圳是国内唯一对怀揣梦想和一纸商业计划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年轻人友好的城市，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大疆的汪滔。汪滔的经历无须赘述，大多数人都捧读过。
可读过之后应该反思的，就是似乎这个在郊区民房里开办公司致力于改变世界的、本应属于硅谷的普通故事，在中国可能真是唯有市场经济的前沿才能实现。
进一步的，汪滔和大疆在市场竞争中的狠厉与出手，比如精确到以天计算的市场窗口期，比如募资居然向众多投资方提出竞价条件，也确乎只有在丛林原则中才得成型。
不然为什么国内外诸多对大疆的评价都是——这不像是一家中国公司。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资源、关系依赖型主体，它着眼的是全球，它全力以赴追求品质，同时冷酷无情地打击和消灭竞争对手。
说到底，深圳的腾飞和革命性的诸多突破，没有什么独门秘笈，就是把“尊重人及其思想”落到了实处。
它能为中国各色人等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和广阔的自由竞争基础，把效率、公平和时间观念渗透到城市的毛细血管中。
何以全球人才大多涌向美国？是因为美国物质和资源条件真有多好？其实，要从行政级别、生活待遇上来一一比对，美国的总体环境比之今天的中国没有绝对优势。
它的优势只体现在，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了极其宽松和自由发挥的环境与条件，研究资源不是像我们一样按照行政权力等级来分配的，只要你足够聪明和杰出，你就能拿到最顶级的条件和资源。
即便不那么杰出，只要你能进入学术科研的圈子，你的科研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保障，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干扰到你的科研生活。
作者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深圳的人际氛围与文化，与早期北美殖民地有些类似。
因为是一个现代移民城市，深圳市民较彻底地摆脱了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熟人社会”、“家族社会”裙带关系，使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无条件利他，可以在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有条件地实施，那就是界定产权、契约精神、法治保障。
越是有人际距离、没有亲缘关系的群体，越注重规则与信用，越注重自治，也就越注重互助。
这个道理，是两百多年前北美殖民地散沙一盘的11个族群，逐渐融合为今天的美利坚这一历程所证实了的。
深圳的移民都是离开了家乡、脱离了单位，大部分是想要与自己的过去分离的人，这与从西欧迁移到北美原始土地上去开辟自己家园的那批人一样，以完全的“自由之身”，去组建一个社会。
大家自主择业、自由创业，成为新兴工商业者或者中小企业主，成就了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公民社会。
大家更加习惯一个自主、自治的社会与生活方式，也正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自由人”，所以，更需要有严格的契约精神和法治保障，来确保基本的社会秩序，剩下的，那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领域了。
深圳的实践生动地证实，私有产权、法治、自治，是不区分民族特性的，是人类共有的特质。并非中国人天生就适合被管着。
值得一提的，还有伴随经济腾飞而来的深圳文艺。
题外话，从前有所谓香港是“文化沙漠”的提法，后来也说深圳是“文化沙漠”。再之前，一百多年前，人们也说纽约是“文化沙漠”。
敝号认为，文化沙漠提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文化是什么？文化的基本载体就是人，有人方有文化，就跟有人在就有江湖在一样的道理。
之所以会有“文化沙漠”的说法，无一例外，都是保守而陈旧的一方，用于评价因创新而崛起、工商经济发达的另一方的说辞。
现在谁能说纽约没文化？谁能说香港没文化？近十年，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也销声匿迹。
有趣的现象就是大芬油画村。油画村起源于黄江，这是一个和汪滔一样自小就有了想法——他是爱画，汪滔是喜欢直升机——只不过，他的出身比之汪滔要草根得多。
黄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在香港开始干“行画”（商业装饰油画）这行，随着产业迁移来到了深圳，也因为深圳崛起而暴涨的地价，无奈之下寻觅到了布吉的大芬村——因为内地来的画工们不需要边防证，只要办个居住证就可以。
1989年黄江用1600元租下了大芬村一个250平米的作坊开始干。2000年的时候，大芬村油画出口量已经占欧美行画市场的70%。
为了应付巨量激增的需求，黄江组织400名画工，仿造福特汽车生产线，发明了行画生产线。就是在这样的商业行画氛围中，诞生了后来号称中国梵高的湖南人赵小勇。
赵小勇的画现在是荷兰梵高博物馆的专用定制画。
就在这样纯粹的商业行画产业刺激下，先是画框商、颜料商，后来是装潢商、设计商，最后，聚集到大芬村的画家、艺术家也越来越多，人一多，就自动开始了艺术原创——无须政府引导，无须战略规划，一切都是市场自然而然催生。
想想都觉得奇异——中国内地边远农村中，爱画的青年，跑到大芬村，与油画结缘，随后个人的命运居然就与本来十万八千里远的欧洲绘画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切，正是“商人意识”造就的。相比今天各省各地，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请各种咨询机构做规划，招商引资去建设的各种除了建筑之外荒无一物的“文化小镇”、“文化村”，大芬村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全然是商人、打工仔、艺术家们自行造就，每年艺术品出口额达到12亿美元。
商人意识，与政府主导，谁者效果更好？
赵小勇本人的经历，在2017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中国梵高》里得到了最佳诠释，确实值得一看。
里面有一段，是赵小勇在大芬村临摹了20年梵高作品之后，终于在2014年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得以一览梵高的真迹。
当他看到真迹的时候，眼泪就止不住地流，说，感觉呼吸都停止了——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颜色有差别，光线有差别。
这可能是对艺术有些感觉的人的共通点，一旦看到真迹，心灵瞬间都有被狠狠锤了一下的感觉。敝号2019年随笔朱良志的《南画十六观》、2021年随笔陈丹青的《局部》、2022年随笔博山克的《美学史》，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到首页查询来看，确实如此。
我最深的体会是两次，一次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场看到了两百年前安格尔的《布罗格丽公主》，三百多年前埃尔考的《基督》，一百多年前梅索尼埃《法兰西之役》，那色彩绚丽和神韵流动，真让人感觉惊心动魄，这感觉是看照片和图片永远无法触及到的。
一次是在云冈石窟，看到那些造于一千五百年前，依然英气逼人的壁雕，当时真是感觉呼吸不畅，心脏砰砰地跳。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何以政府无须投资无须规划，市场就造就了一个商业自驱的文化产业？看过了上面，应该能得出答案。
以上即是所感。
这本书有些意思，不过与一部真正的城市发展史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深圳的历史，确实是值得深入分析和精彩撰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