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1815年渣甸又随温德姆号，再次向中国航行。这一次他见到了阿美士德使团成员，大家对广州十三行排外行为十分愤怒，同时也感到无可奈何。
这对渣甸形成自己对自信而自负的天朝的看法，都起着点滴的作用。
回到伦敦后，渣甸就再也没有以随船医生的身份出航。他已经有了一定积蓄，主要跟随之前结识的托马斯·威丁做些国内生意，威丁此时已经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
1818年8月，渣甸通过威丁，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申请成为公司代理人去印度开展业务。他随后与威丁一起合伙投资建造“萨拉号”商船，准备开启他在孟买和广州之间的贸易业务。
马地臣此时已经辍学，到了伦敦，先是在商行工作，然后通过家族关系，也成了东印度公司的自由商人契约，投奔了他在加尔各答开商行的叔叔。
谁知这个叔叔的商行不久就破产了，马地臣只好另找出路，他从加尔各答出发，作为货运代理乘坐黑斯廷斯号到了广州。一路上他增长了对东南亚的认识，发现新加坡是个非常大的市场，而且他盯上了当地的鸦片贸易。
经过三番五次的走私，马地臣慢慢摸索出了如何在广州规避法律体系进行走私贸易的套路，同时也在加尔各答不停地寻找更好的鸦片供应商。
一开始他的生意并不顺手，总是遇到各种糟糕运气，虽然鸦片走私收益很高，但他几乎只能维持盈亏平衡。
1820年，马地臣第一次在加尔各答遇到了前来做谋求贸易事业的渣甸和他的商船。
一开始，两人只是简单的合作。马地臣从1821年开始长期居住在澳门，替渣甸做一些鸦片走私和保险经纪业务。
起初，正如我们的教科书上所说，中英之间的贸易平衡倾向于中国。为了扭转逆差，东印度公司想方设法去寻找中国市场需要的商品，经过十余年摸索，他们找到了两个——一个是印度的棉花，一个是印度的鸦片。
接着就是一种模式逐步形成——把印度种植的棉花和鸦片，出口到中国，换取白银后回流到英格兰本土，强化财源后武装舰队，再开辟更多的殖民地来种植棉花和鸦片，再输送棉花和鸦片去换取中国更多的白银。
中国的白银从哪来？通过丝绸、瓷器、茶叶出口到世界各地，主要通过英国从美洲输入白银资源。这样，英国控制了中国的白银输入输出，同时也掌控了茶叶、丝绸、瓷器这样的硬通货。
到马地臣开始走私鸦片时，中英之间的贸易天平已经向英国倾斜。
中国对鸦片贸易的禁令，以及对白银外流的禁令，促生了东印度公司的自由商人们把汇兑体制引入到中国沿海。商人们无须把白银运送出中国，只需通过汇兑机制，就可以完成货物交易。
其中还有一个问题，也确实是当时英国商人和政府都没有想到的——鸦片其实是一种遍布世界的商品，英国国内也不禁鸦片，在19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伦敦的大街小巷各种药店和商店都可以买到鸦片——何以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造成那么广范围的上瘾效应，在中国会变成那个样子，从上到下，上千万人都在摆烂。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鸦片在英国本国被认为是一种广谱型的镇痛药和镇静剂，使用的方法是与酒混合成鸦片酊，或者是止痛剂服用。
后来证明，鸦片如果是采用上述方法食用，不容易上瘾。反倒是吸食鸦片这种方式，很容易让人上瘾。
鸦片在西欧、在印度、在新加坡，都畅行无阻，没有引发过灾难性的上瘾潮流，唯独在不仅禁止鸦片，连烟叶都禁止的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真是奇怪吧。
今天我们在把一切责任归咎于西方的同时，可能也需要反思下这个问题。
为了维系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东印度公司不允许自己的商船向中国运送鸦片，因此只能鼓励自由商人们自己弄过去。
基本方式就是在印度种植，然后在孟买进行拍卖，卖给商人们后，由他们自行走私到中国。
到马地臣和渣甸来到广州的时期，鸦片走私已经非常成熟，运输方式，仓储方式，以及交易方式，都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
整个流程还能确保没有一个人可以贯穿全部环节，每一关键环节都要换手和结算佣金。
不然怎么说，鸦片走私贸易的利润之高，中国禁了几十年都没有真正禁止住，因为几乎所有地方人员都参与到了其中。
当时，由于行商很多，但官方外交通道尚未真正成型，不少欧洲国家就干脆让这些行商作为自己的领事——马地臣因为家族关系，还承担了丹麦领事的职责。他也乐意干这个，领事的身份可以让他结识更多的国际商家和中国商号，打造他自己的贸易关系网。
到1822年时，马地臣就已经不再代理小商号的货了，只接大单——以棉花、鸦片和汇兑业务为主。
马地臣和渣甸进入中国的时期，正值各国在中国广东贸易格局的洗牌时期。
当时中国刚经历经济危机，还处于周期底部，市场需求锐减，导致马地臣和渣甸这一代人的前辈行商大量破产离开。
前一代行商的主要贸易产品是“打簧货”。打簧货就是钟表、八音盒这类上发条的玩意。
经过十来年，中国的工匠很快就掌握了生产工艺，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簧货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国重器”。
后来有了棉花，但也比不上后起之秀的鸦片，这实在是让所有行商都深感意外的事。
1823年开始，渣甸与马地臣的合作已经颇有名气。渣甸了解孟买市场情况，在印度有稳定的鸦片种植人和供应商，熟悉鸦片贸易的一切事务；马地臣则身份显赫，精通汇兑业务，在广州和澳门都有强大的关系网。在渣甸的建议下，马地臣开始寻求垄断鸦片贸易，自行在中国沿海搜寻潜在市场。
恰好当时十三行里最古老的商行马尼亚克公司出现了危机，老板马尼亚克病重需要回国。而这个最古老的商行，其最大的交易就是鸦片。所以马尼亚克找到了渣甸，希望他能暂时接管商行，维持业务。
两方一拍即合，渣甸卖掉了与托马斯·威丁合建的萨拉号商船，入股马尼亚克商行成为合伙人。不久，原老板马尼亚克就去世了，渣甸成了商行的执行人。马尼亚克商行当时还兼有普鲁士领事的职能，多好。
马地臣此时还主要依托伊里萨里行开展交易，交易品种极为丰富。他还从英国购置了印刷机，在1825年开始印刷中国第一份英文新闻传单，主要用于商品目录报价。
和渣甸一样，伊里萨里行的老板不久也因病去世，马地臣成了伊里萨行的遗嘱执行人。
这就是第一代洋行行商已经被第二代取代的象征吧。
1827年，由于马地臣打算去孟加拉拓展业务，就邀请渣甸来维持伊里萨里行的业务。渣甸干脆提出，两家商行合并算了。于是，伊里萨行与马尼亚克行合并一处，仍然沿用马尼亚克洋行的名称。
这一年，威廉·渣甸44岁，詹姆斯·马地臣32岁。他们都已经在中国南部沿海生活了六年。
马地臣年轻气盛、学识渊博、关系网强，渣甸则熟悉环境、专业能力强、老诚保守。两个人居然一直都维持融洽的关系，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保留和隐瞒，对对方都是直言不讳。
而且两个人都有苏格兰高地家族的传统——特别重视和照顾亲戚小辈，着力培养后辈人才。以至于后来的怡和洋行简直就是苏格兰高地的家族企业。
也因为当时中国不允许外商带女性家眷，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单身汉，全副精力都在打造商业帝国上。
两个苏格兰小子，开始了他们的绅士资本家之路，影响中国贸易乃至政治半个世纪之久的宏图大业，开始了。
最初，他们的办公场地在夷馆区的小溪馆。
经营方面，多年以后的费正清考察认为，19世纪30年代在广州成功的洋行商人，都有刻苦努力、创造力和对投入产出的敏锐性的特点。
从留下的记录来看，马地臣和渣甸工作到凌晨2、3点是常事。主要的工作，算账、盘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销售分析报告，即对各类商品销售状况的分析，以便选择适销对路的产品。
他们为广州洋行确立了一个基本的行为标准——清晰的商业规定，以及良好的个人诚信。
在马地臣和渣甸看来，鸦片贸易是市场需求催生的，尽管中国政府立场不赞同，但并不代表中国市场和民意不接受。
他们可以运用合理的方法来规避政府的管制，通过正常的商业流程——营销、融资、会计、航运、质量控制等，来实现鸦片贸易的正常进行。
在鸦片贸易上，他们既反对中国政府的禁令，又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认为两者都是自由贸易的敌人。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在鸦片走私贸易这个最大的黑幕之下，维持其运转的，却是高度的商业诚信。
没有商业规则意识和道德诚信，鸦片网络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和广大——这真不是用金钱和暴力就能解释过去的。
19世纪20年代，渣甸和马地臣洋行主要利用客户资金进行交易买卖，一开始主营收入为各类佣金。如鸦片、棉花销售佣金3%，其它商品货物佣金5%，船舶租赁佣金2.5%，汇兑交易佣金1%，担保事项佣金2.5%。后来还发展出了保险业务，专事对广州和加尔各答之间运输事项承保。
再后来就是银行业，这是仅次于鸦片贸易的暴利行业，当时的年资金收益率可以达到10-12%。
1832年，渣甸和马地臣把马尼亚克洋行改名为“怡和洋行”。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国的宝顺洋行（就是著名的颠地的洋行）、美国的罗素洋行。
怡和洋行在发展了银行业务之后，掌握了一项可以独立于东印度公司的汇兑技能——把鸦片贸易收益，就地转为美国汇票，然后把美国票据汇到伦敦交易所兑现。
这一手段，让怡和洋行得以规避掉了1833年的加尔各答金融危机。当时因为东南亚贸易火爆，大量商行加入，流动性需求激增，货品也激增，导致商品价格下跌，诸多商行资金链断裂，最终加尔各答诸多商行和银行倒闭。
怡和洋行的资金流因为绕开了印度而得以保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