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表明，人类真正有长时记忆一般从5岁左右开始。
1976年夏天，我正好5岁。
那时的农村，在夏天，4、5岁以下的小孩，不管男孩女孩，大都一丝不挂光着身子，光着脚，脚掌上都长着厚厚的一层茧。
5岁的小孩其实已经有羞耻心了。偶尔在村子里遇到陌生人，往往会不由自主的用手捂住小鸡鸡。
因为营养不良，小孩子都长得矮小黑瘦。整个夏天，一群光着身子的小孩在田野里四处奔跑，寻找野果子、蜥蜴之类可以果腹的东西。脑海里的那幅画面，和n年以后在电视里看到的某些非洲部落一模一样。
那年9月的某一天，小伙伴告诉我刚才广播里说毛主席死了。小小的我怒了：广播里天天在喊毛主席万岁，他怎么会死！？
但很快发现，身边所有人都在痛哭，每个人包括小孩在内都领到一块黑袖章，我才知道毛主席真的死了。
后来，队里组织村民去大队部所在的村子看电影《毛主席逝世》，村民们都哭得死去活来。我当时心想：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死了，台湾会反攻大陆，我们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美帝和苏修也会趁机侵略我们，把我们变成奴隶。
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恐惧！
然而，过了n年，台湾始终没有反攻大陆，我们没有回到旧社会，美帝也没有侵略我们。
又过了N个n年后，发现1976年时，旧社会的台湾人均GDP是1151美元，美帝的人均GDP是8592美元，而我们当时的人均GDP是165美元。
1976年的中国，还没有GDP的概念。大多数普通农民手里甚至连人民币都没有，更不知道美元为何物。
人民公社其实已经解体，农民早已不在一起吃大锅饭，但乡一级政府依然叫公社，实施的依然是集体经济。15岁（虚岁，14周岁）以上的人称为劳动力，每天须到生产队里出工，一起种田。
湘南丘陵地带的农民每年每人从生产队分得的稻谷大概有150-200公斤，碾成大米大概100-150公斤，这是一个农村人口劳动一年从生产队获得的全部收入。如果按当时的美元计算，估计价值20美元吧。
人是需要一定的热量摄入才能维持生命的，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线是每年人均占有400公斤。显然，靠生产队的这点收入，很难把人养活。
幸好1962年7000人大会后，每家每户都有一点自留地了。在生产队出工之余，每天临近黄昏时，还有农闲时节，大人们的精力主要用于耕种自留地，以及养鸡鸭等副业上。
但养鸡养鸭数量也不能太多，一是没有饲料喂养，二是养多了，那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
生产队的粮食再加上自留地里出产的红薯等作物，勉强能喂饱大多数农民的肚子。
那时，集体收成是平均分配的，自留地是平均分配的，人们经济活动受到的限制也是完全一样的，理论上民众应该是绝对的均贫富。但村民们依然有不大却是显而易见的贫富差距：每年到青黄不接时，有些家庭需要外出讨饭才能度过饥荒；而有些家庭却有余粮外借。
除了主粮和自留地里种的菜、自己养的几只鸡鸭，其他所有物资，都是凭票供应。对农村人来说，布票最重要，而公社的供销社里，一般只有一种布卖，是那种又厚又硬的棉布。农村没有粮票，也没有肉票，更没有油票、自行车票、酒票等，这些都是奢侈品，城市居民才有。
1976年的农村，村民们都有遮风挡雨的住所，红薯丝饭大体能吃饱，冬天也总能保暖，说不上有多艰辛。但落后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运输全靠挑，通信全靠喊，交通全靠走，除了有线广播和偶尔可见的卡车，农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样子，和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并无二致。
在以农村供养城市的政策下，城市生活虽然比农村强很多，但一切凭票供应的生活并不富足，住旅馆都要介绍信的生活并不自由，只能偶尔看看样板戏的生活并不丰富。
一切变化，都是因为两年后开始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后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全球化。
那些往事，到现在为止，时间并不长，却恍若隔世；而我们很多人对当下生活的美好，也缺乏真正的感知。
于是，老年人会用青春的回忆去美化过去，年轻人会梦想着用过去已经失败的乌托邦试验去解决现在自己的问题。
那些怀念过去、怀念历史的人，仅仅是由于他们忘记了过去，或是他们对历史一无所知。
现在好日子的时间过得其实并不长。
往事并不如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