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不忍细读。
众所周知，汪精卫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汉奸。然而，汪为什么要做汉奸，则众说纷纭。最常见的说法是，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权力斗争中失利，心有不甘，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另立中央，与蒋抗衡。这种说法从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但是，如果细读汪精卫的个人历史，则争权夺利、卖国求荣的理由，安放在汪精卫身上，会非常违和，让人费解。
汪精卫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县，本名汪兆铭，精卫是其号和笔名。汪兆铭少时颇有才气，1901年参加广州府试，考得第一名；1904年9月，参加官费留日考试，亦被录取，前往日本成为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并于1906年以两百多名学生中第二名的成绩从法政大学毕业，妥妥的学霸一枚。
在日留学期间，汪兆铭参加同盟会，并成为孙中山日后最得力的助手、最忠诚的追随者，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和文书执笔。在日留学期间，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了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如《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革命的决心》等等。精卫的笔名，正是在这段时间启用。
1907年3月，清政府施压日本驱逐孙中山，孙中山率汪精卫与胡汉民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款。从1907年至1909年，汪精卫奔走南洋各地，足迹遍布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仰光，组织分会一百多处。汪擅长演说，有很强的煽动性，往往未登台前会场已座无虚席，汪登上讲台后全场鸦雀无声，讲至精彩处掌声如雷。胡汉民后来评论说“余20年来未见有工于演说过于精卫者”。
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八次起义，但全部失败，大批反清战士倒在血泊中。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怀疑，清帝国到底能否被推翻？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句“远距离革命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却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让同盟会情绪日渐消沉。
汪精卫悲愤欲绝，想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于是邀黄树中、喻培伦等前往北京从事暗杀。1910年4月2日，汪精卫等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震动全国。后警察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审讯中，汪精卫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在狱中，汪精卫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千古名句，那是何等壮烈，何等慷慨激昂！4月29日，清廷判处汪精卫永远监禁。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获释。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12月29日，孙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汪精卫等人根据孙指示的精神，起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南北议和初期，孙中山反对议和，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1912年1月11日孙中山自任北伐总指挥，以黄兴为陆军参谋长，举行北伐。汪精卫对此表示极力反对，认为“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并指责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中山在各方面舆论包围和革命党人的催促下不再坚持己见。南北议和始成，清帝逊位，中国开始共和。
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对于民生凋敝、内乱不绝的中国来说，仅仅是革命的开始，革命之路还漫漫其修远兮。经历了挺袁、反袁、二次、三次革命后，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也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孙中山此生最坚定的追随者汪精卫拟定了总理遗嘱，听完遗嘱，孙中山未改一字，签字发布。至今台湾国民党每次会议前必诵读的总理遗嘱，就是这份出自汪精卫手笔的大作。
此时的汪精卫是国人敬仰的大英雄，是国民党建党元勋。
就个人私生活而言，汪精卫也是绝对的道德楷模。汪生活作风极其严谨，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生活就像一个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汪精卫是有名的“民国大帅哥”，但终其一生，没有任何外遇和桃色新闻，和他的原配夫人陈璧君相敬如宾，生育有6个孩子，并且结婚后从未分开过，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汪精卫的一生就此打住，到如今，汪一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卫道士，是国人景仰的革命家，无数学童都将会吟诵这位大英雄的慷慨诗篇。
然而历史无法重写。
后续国民党内，在和蒋介石的权斗中，汪精卫始终处于下风。相比汪精卫，蒋介石聪明而且善变，他非常清醒的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做出什么选择对自己最有利，而汪精卫，由于他个人的品格过于清廉，如同“水至清则无鱼”，真正愿意追随他的人注定是少数。所以，蒋介石很容易就培植了自己的亲信，获取了军队的效忠，在此后中国政坛数十年间，蒋介石数度宣布下野，数度复出，军队的实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汪精卫，也经历数次下野和复出，但依靠的却是自己仅有的政治资本——个人声望。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汪精卫积极协调，多次调派各地军队赴前线支援参战，但当时军队绝大部分效忠蒋介石，东北军的张学良一路败退，汪精卫身为政府主席竟然调不动一兵一卒，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将政权交给蒋介石，而后前往欧洲养病，临行前电告张学良，痛批他的不抵抗做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当时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和日军相差太远，几乎每战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从淞沪会战到徐州会战，中国军人唯一可以称颂的只是视死如归的勇气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但是，精神和勇气抵挡不住飞机和大炮，上海沦陷、华北沦陷、南京沦陷，蒋介石为防止资源被日军利用，在敌占区大搞“焦土抗战”，敌占区的民众生活极其困苦。
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民众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忧虑，以当前中国的实力，什么时候能战胜日本？还要老百姓付出多少牺牲，抗战的目的到底何在？求和投降的念头在汪精卫心里慢慢滋养壮大。
“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正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嘴上高喊牺牲的人，他们内心是想让别人去牺牲，而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汪精卫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乘坐专机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正式开始“曲线救国”的“和平运动”。在动身离开重庆前，汪留给蒋介石一封长信，信的最后写了这么一句话“君为其易，我任其难”。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中国，“主和”之路显然困难的多，此后伴随一系列政治事件，包括和日本合作，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位国民党元老，一步步从英雄变成罪人。
6年后（1944年11月10日），汪客死异乡日本；11月23日，后人遵其遗嘱，将其归葬在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汪精卫的坟墓被掘，尸骨火化后，被挫骨扬灰。
自此，在国人心目中，汪精卫成为典型的“汉奸”、“卖国贼”，与秦桧并列，遭万世唾骂而不得翻身。
然而，细读历史，分析历史，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所作所为却是那么让人难以理解。
他年轻时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后慷慨陈词，从容准备赴死，说明他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他清心寡欲，是众口一词的道学先生，视钱财和美色如粪土，即使孙中山都曾被人怀疑过把革命捐款中饱私囊，但汪精卫从无任何钱色方面的传闻，卖国求荣绝对安放不到汪的身上。
孙中山是汪精卫一生最崇拜的人，但面对南北议和有望，孙中山却力主北伐的时候，他直接指责孙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说明汪精卫对权力看得非常淡泊，争权夺利、贪权恋位，本是被汪嗤之以鼻的事情。
再者，汪精卫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本身非常高，名义第一，实际权力也是第二；他拥有崇高的名誉，虽然斗不过蒋介石，但也拥有不小的实权。从个人利益出发，相比较到日统区做傀儡，其实在大后方要好得多。汪应该很容易想到，到日统区一定会受制于人。
又者，汪精卫投敌之前国民党依然控制着广袤的领土，国家政权也在正常运行；并且，到1938年底，日本侵华步伐其实已经不得不放缓，如果仅仅考虑个人利益，汪精卫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着急投敌。
最后，他生前的遗嘱是死后要葬在孙中山陵墓之侧，表明他至死也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忠实执行孙中山遗志；他自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山海经.北山经》有文：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是成语“精卫填海”的出处，比喻意志坚定，不惧艰难。
我想，汪精卫的悲剧根源，就在于其“精卫情结”。他有救国民于水火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为了实现其抱负，不怕牺牲，不择手段；但眼高手低，更别说方向都完全是错的，成为历史悲剧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来看世界历史上，亦有很多大人物，其实都有和汪精卫一样的“精卫情结”。他们满嘴民族大义，满嘴国家振兴，但因为枉顾世界发展的潮流，枉顾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历史倒车，纵然忘却自我，殚精竭虑，最终却往往酿成民族和国家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