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6年间，长征刚结束时，生活在红色圣地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生活。所有的干部和士兵们曾经有过一段短暂而罗曼蒂克的平均主义时期。
但很快，就进入到了强调等级和地位差别的新时代。
1937年，关于伙食制度就已形成若干规定。1937至1938年，延安的普通战士每人每天伙食标准为五分钱，一般干部为七分钱。枣园“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即以后的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为一角五分，这是当时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标准。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尚有经费拨出。1939年后，国共关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极其困难。
党中央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在1939 年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纷纷兴办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问题。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党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则担任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工作。
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年延安光华农场建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鲜牛奶供应。
1941年9月，中共中央的中枢机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创建，由任弼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办公厅除了负责机要文电、文件草拟等幕僚性业务，它的另一功能就是为党中央领导人提供生活服务。任弼时亲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将党内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差序，用物资分配的待遇形式具体体现出来，并使之进一步明确和固定化。
比如，军队团级干部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一菜一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一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一汤。
确定不同人员享受不同的物质待遇，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任弼时具体筹划，亲自决定享受小灶待遇的人选，明确规定只有中央委员或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军政负责干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资格。1922年即加入共产党的元老级人物王若飞因做过陈独秀时代的中央秘书长，并曾在六大上为陈独秀做过辩解，长期在党内遭到排斥，四十年代初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名义上专管各根据地党的工作，实际上仅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因而被列入吃中灶的档次。
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应和其他生活物资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供应渠道。
延安干部待遇制度的建立，对于共产党的干部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观”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视清高的傲慢，而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党需要长期改造的对象。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在《反党八股》中说：“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
文艺界迅速行动，响应领袖号召。《解放日报》在1942年3月左右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文章，批评当时延安存在的等级制度、压制言论等现象。其中以当时的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最为有名。
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写到：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批判很快就来了。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艺工作“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立场问题。…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态度问题。...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
1942年10月王实味被开除党籍。1943年4月1日， 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
1947年7月1日夜，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将被囚近5年的王实味处决，砍杀后掩埋于一口枯井中。
王实味时年41岁。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对王实味进行平反。
于是，王实味在被处决44年后，恢复了“同志”的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