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即《毛选》里著名的文章《整顿党的作风》），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2月2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遵照毛的指示，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取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一时间，毛泽东似乎在鼓动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反官僚”。
1942年3月，“自由化”的微风继续从毛泽东的窑洞里飘拂出来，从毛泽东窑洞里进出的客人有一位就是非党作家萧军。毛泽东在一次深夜长谈中甚至将自己以前在党内所遭受的排斥和打击的细节向萧军和盘托出。
陕北的初春，春寒料峭。
然而，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以及后续党报的各种社论，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黑板报，人们踊跃撰写文章，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紧接着，由丁玲任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经毛泽东亲笔润色并作了修改的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等文章。
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
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文章的共同特点是：用文学的形式对毛泽东以前在会议上批评宗派主义的一段话：“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瞧不起”作具体的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
3月中下旬，毛泽东的言论向更“开明”的方向发展,《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反宗派主义的社论。3 月 14 日,《解放日报》刊载社论《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抨击某些共产党员的“孤立主义”错误，宣称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问题，是党的生死问题，也是革命的成败问题。3月19日，又发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再度批判一部分党员排外的宗派主义情绪，要求中共党员“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
毛泽东的不断“煽惑”终于将瓶子里的“魔鬼”放了出来!
丁玲、王实味、萧军以及后来的艾青、罗烽等作家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这些文章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诸多文章的作者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一时间，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鸣大放、百花齐开。
1942年延安的春天，似乎真的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然而，春天极其短暂。
4月2日, 《解放日报》头版即赫然刊登了毛泽东对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严厉警告：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5月2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违反“党文化”观的文章，都是要被批判的。
夏天未到，冬天即已来临。
王实味这个名气不大而又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成为警吓众“猴”的第一只“鸡”
6月，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被批判，10月份被开除出党，打入“反党五人集团”并被逮捕。以后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 1947 年 7 月 1 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上做了深刻检讨。检讨中说，《“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方法”，“表现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方面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随着运动的开展她对王实味的批判愈加激烈，她写道：“（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行为，是政治问题”。
萧军是唯一一个站出来为王实味鸣不平的人，结果却引火烧身，遭到毛泽东的冷落，并被文艺界排斥。1943年12月后，萧军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
一转眼，十几个春秋很快过去了。然而，历史的记忆力是惊人的。
1958年，《文艺报》第二期将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汇编成《再批判专辑》，作为供批判右派的“大毒草”重新公布。
毛亲自主持此事，并亲笔加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编者按语。
丁玲、萧军等人也在劫难逃，躲过初一，却未能躲过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