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7日，已是四年前了。
那天，阳光明媚冷雨霏霏。
那天，在武汉，一个年仅34岁的眼科医生，用自己的死证明了自己在网上发布的消息并非谣言。
在那天的一个多月前，这名医生因“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而被辖区派出所提出警示和训诫。
临终前，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留下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那天，在广州，笔者匆匆离开家门，赶赴香港。因为，港府宣布，从2月8日凌晨起，由内地入境香港人士，均需强制隔离14天检疫。
和家人告别时，我开玩笑说，此一去，可能要3个月才能回来了。
然而，直到两年多后那个寒冷的夏天，在东莞伊罗德莱酒店第四次隔离期间，闭关修行的时候，我才回想起，那时以为3个月就能正常回家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
随后三年里，我们进入了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新时代，我们斗天斗地斗病毒，其乐无无穷。
那时，我们都要经常勇于直面长长的核酸队伍，勇于正视直捅喉咙的棉签，仅为了获得那续命的健康码。在那绿色的健康码或黄色的不那么健康的码中，人暂得维持着那快乐又非快乐的世界。
那时，在春夏秋冬的许多日子里，当我张大嘴巴，半蹲着面向核酸采样员，采样员用棉签在我口腔里轻轻一划，甚至都没有接触到舌头根部时，我都会深沉的看他们一眼。而他们戴着口罩藏在防毒面具下的双眼，总是深邃得读不出一点信息。
那时，在许多个早上，当我去广州的公园跑步时，本来开放的公园会用封箱胶圈起来，公园入口处面无表情的保安手里总会握着一柄额温枪，在我的额头上扫一下，仿佛要毙了我。
那时，家里的冰箱里总是尽量塞满食品。因为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自由出门。
那时，业余时间，我经常在山野里闲逛。因为面对大街小巷里全副武装的大白，心里总有遁世的冲动。
……
一转眼，四年过去了。
人是善忘的。也许，很多人已渐渐不再能想起那些年发生的事情。
但我竟然没有那么善忘。
依然记得那为众人吹哨的殉职者，也依然记得封关前赴港的脚步匆匆。
做不了开心的忘却者，这让我有点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