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来自英国厂牌Honest Jon's Records在2021年出版的CD《The Paths of Pain（The CAIFE Label，Quito，1960-68）》，作者是Ramona Stout。文中记录了一个厄瓜多尔倒闭厂牌的往事，贯穿于整个城市乃至国家的历史当中。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大多数独立厂牌的命运写照，在无声中倒下，被人挖掘，发出微弱光亮，再次被人遗忘。译者，tRutHzzz，现居重庆，英语老师，喜欢听歌，业余时间主持一档介绍音乐的重庆话电台《理响谈》，全平台都可搜到。
The Paths of Pain（The CAIFE Label，Quito，1960-68）
这张唱片的音乐来自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厂牌CAIFE在1958-1970年间录制的一批开盘带。CAIFE的主理人是Carlos Rota，厂牌名称的全称是Compañía Anònima de Industrias Fonográficas Ecuatorianas，意思是厄瓜多尔有限责任工业留声机公司，还挺好记的。公司倒闭后，Carlos带着他手上的开盘带——大部分都装在贴有红黑标签的盒里，还有一些没有任何内容提示——然后放在他位于基多历史中心边上一栋无名建筑里的办公室二楼。Carlos有囤积癖，他的办公室里堆着佛教巨著、神秘学著作、哥特文本、军事手册、手写论文，甚至还有3600多公斤的报纸，然而这些收藏没法拼凑出Carlos的完整形象。这篇文章，加上一座海拔高达2850米的城市的温润气候，让这些音乐近乎完整的保存了下来。2013年Carlos去世，他的家人被叫去清理这间办公室。他们艰难地浏览着一个男人四十多年的藏品，也找到了那些开盘带。Carlos的孙子Daniel也是一位音乐人，虽然只见过祖父几次，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但Daniel知道这些开盘带非常重要，这让他有了目标感。于是他把这些开盘带拿回了自己位于历史中心的工作室，并开始着手将这些作品进行数字化。这些录音里可以听到Carlos的家庭、城市还有国家。Daniel最先打开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包装和标记的皮箱子。每一张都记录了不同的内容：有管弦乐队在房间里的演奏，不断修改重来，零敲碎打，不完整的编排，到处都是临时乐手的印记，还有不好笑的笑话；有持续精进的完整乐曲，从残破攀行至完美的顶峰。那些声音栩栩如生，近乎温暖的生活。丢下了介质的衰败，也丢下了柴米和油盐，跨越时间，带着真心站在人们面前。Daniel还在其中听到了他祖父的声音——打电话、评论收到的信息(“还是别让他抓住谁的把柄”）。那是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声音——虽然来自一位给家庭带来痛苦的人——像齿轮一样正常的运转。因为Daniel一家人特别怕Carlos，所以这些声音不可避免地让他们回忆起Carlos的疯癫。但Daniel发现了可以将悲伤转换为快乐的曙光，“我从来都不了解祖父，基于过往经历，我也不敢肯定我愿意去多了解了解。但我好像跟他有些奇特的羁绊，好像我在试图将他的人生拼凑完整。除了偶然发现的这些祖父留下的礼物，我也做不了什么。开盘带里的音乐一开始就抓住了我，我没日没夜的播放着，聆听着来自过去的音流。祖父那个世代的声音，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开盘带里的声音重现了过去它们所存在的空间，捕捉到了基多，乃至整个厄瓜多尔生活的一瞬。都说人为土地所塑造，那在这里，人们创造的音乐，同样也为土地所塑造。实际上，这些音乐恰巧诞生于“厄瓜多尔音乐黄金时代”的末尾。虽说如此光辉的名号大多时候都是一种营销策略，但正如Daniel所说，也确确实实印证了，曾经在哥伦比亚昆比亚舞曲席卷而来之前，在厄瓜多尔独特的民族地区文化被入侵之前，在本国的石油繁荣之前，一段录音技术与音乐创作完美共生的时间。这些音乐还可以归类到1920-1950间由当代诗人和音乐家架构的民族音乐概念当中，这个概念包含的是南美洲本土以及梅斯蒂索的音乐（梅斯蒂索指的是西班牙和厄瓜多尔的混血）。从大范围来看，亚拉维（yaraví，一种传统慢板情歌）、丹泽特（danzante，一种舞曲）、圣华尼托（sanjuanito，厄瓜多尔舞曲）来自于南美洲本土；托纳达（tonada，一种西班牙和一些拉美裔国家的民间音乐），帕萨卡利亚（pasacalle，一种类似于进行曲的西班牙舞曲），帕西略（pasillo，南美独立战争期间厄瓜多发展而出的一种音乐和舞蹈）诞生于文化的融合；而两者兼有的是狂欢节音乐（carnaval）。这种音乐是一种黏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存在，带有模仿和创造的双重能力，同时浸淫在支持种族融合的社会政治形态之中——定义了那个时间段里厄瓜多尔的国家特性。但要说以某种特定形式演奏或演唱的一些音乐就可以代表一个国家或者当地居民的个性，也不太能让人接受，尤其是对于像厄瓜多尔这样地形复杂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当然不能认同这样的说法，我也是。这些音乐那么伤感，却又那么有魅力，根本没法把它们跟宣传这个词联系起来——更像是时间的产物，根植于1960年代以及位于基多历史中心的CAIFE厂牌。这些音乐不停地与过去的时空共振，同时延展到了曾经的时空无法到达的未来。我到达基多的时间正好是民众针对《883条款》发起十日抗议活动的几周之后。这项条款取消了政府已经维持几十年的燃油补贴，导致油价上涨了30%。工会成员、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合会（以下简称CONAIE）以及大学生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促使政府搬迁到海滨城市瓜亚基尔。厄瓜多尔有着悠久的游行历史，并且自2000年以来，有两任总统受到罢免。过去的抗议行动相对平和，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抗议中，CONAIE采取了包括交通系统罢工、有组织地设置路障、大规模动员、利用传统音乐舞蹈阻塞街道等行动直接导致基多瘫痪。然而我们这里提到的2019年的抗议行动完全不同，不仅发展成了大量的暴动，还导致了不少死伤的发生，于是政府实施了宵禁。在基多历史中心，人们躲在家里不敢外出，还拿家具堵住房门。之后电视上直播了协商谈判，《883条款》就此撤销。第二天抗议者们开始清理街道。Daniel给我发了一个街头失明艺人用手风琴演奏帕西略的视频，我明白，和平回归了。到基多那天，我瞥见了山间呈带状的棉花糖色建筑上的一些烧焦的痕迹，一些裹起来的倒刺铁丝网缠在总统府墙上，还有大量的警力——但生活还在继续：本地土著们叫卖着芒果；委内瑞拉移民们叫卖着点缀着彩糖的冰淇淋；职业女性涂着口红神情严肃地在圣多明各广场的角落等人；交警在拥堵的十字路口指挥着交通......这就是在基多圣母像慈爱凝视下的，动乱后的厄瓜多尔。建立基多这座城市的，是前哥伦布时期普遍被认为热爱艺术音乐的一个欢快的土著族群——基图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印加人的到来。印加人征服这片农业比较发达的安第斯高地的努力持续了两代人，最终以族群通婚的形式达成了一部分统治的目的。这种表面的统治在15世纪晚期建立了起来，而印加最后一任皇帝阿塔瓦尔帕则只统治了基多不到一年的时间，随后西班牙人便于1532年来到了这片土地。他们提议让阿塔瓦尔帕改信天主教，并归附西班牙的统治成为一名大臣。阿塔瓦尔帕直接将圣经扔到了地上，而西班牙人则对其执行了绞刑。印加的一位将军鲁米纳威继续领导着反抗西班牙人的斗争。1534年12月6日，西班牙人宣布“建立”基多。一个多月之后，鲁米纳威同样被处以极刑。如今，这两起事件都以官方节假日的形式被固定了下来。理论上，纪念作为“族群英雄”和“城市守卫”的鲁米纳威的日子是12月1日。然而在12月6日，也就是所谓的“基多建城日”，则会举办盛大的游行向西班牙人建立这座城市表示致敬。游行队伍从基多大教堂涌入基多历史中心——盛装打扮的舞者、行进演奏的军乐队、舞会装扮的中年夫妇、播放音乐的汽车后备箱......有人争先恐后地向着马路牙子挤过去，因为花车上随时会向人群抛洒糖果；也有人根本不在意这个节日，而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才是更恰当的表现。基多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获得解放和独立的时间是1830年。在几十年的不稳定之后，1895年爆发的自由革命削减了整个厄瓜多尔教会以及地主的力量；之后的1925年则是一场军事革命，民粹主义于1930年代兴起；再之后的1941年到1998年，厄瓜多尔一半的领土都被秘鲁所占据。这份伤痛发生之时，基多还是一座小城，其中有蓬勃发展的波西米亚文化，还有当时正在经历的“黄金年代”。1958年CAIFE刚成立的时候，厄瓜多尔依然还是一个农耕社会。在1973年的石油繁荣之前，厄瓜多尔的农业部门占据了整个经济活动人口的56%，可可、咖啡、香蕉、糖则占厄瓜多尔出口收入的90%。然而1964年，风向发生了改变，经过几年的政治斗争，土地改革法最终颁布。彻底的变革虽然并没有发生，但土地法终结了劳动力关系当中最封建的那部分，并且实际上废除了西班牙裔拉丁美洲地主（Criollo）和为他们工作的本地土著家庭之间的租佃关系。农业上的变革也反映出一个逐渐壮大的群体——城市中产阶级——在消费模式上的变化，他们愿意，也有能力购买肉类以及奶制品。总的来说，“黄金年代”见证了厄瓜多尔社会变革的萌发。这场变革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同时也伴随着各国音乐的复兴，其中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当然，还有厄瓜多尔。变革发生在“原住民主义”运动的背景下。这场运动开始于1930年代，作为解决针对原住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种父式冲动，也作为精英阶层将原住民融进这个国家的一种方式、一个制度。原住民主义光耀了前哥伦布时期的文化传统，后继者却变得无权无钱。然而音乐在这种背景下却充满了旧日情绪、民俗传统，以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对乡村生活的现代向往。Carlos用克丘亚语给唱片中的曲目命名，也用了原住民的照片作为唱片封面。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种营销策略，充满了他自己的阿塔瓦尔帕主义——一种朴素的原住民主义。Carlos专辑里的音乐属于梅斯蒂索音乐（mestizo：尤指拉丁与印第安的混血），由他们演奏、录制、聆听。就像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厄瓜多尔拥有一段悠久的种族融合（mestizaje：尤指西班牙和美洲印第安的融合）历史。种族融合是一个有机社会进程，发生于殖民时代并延续至今。在厄瓜多尔，它又是国家建设的基础意识形态贯穿于厄瓜多尔人的个性当中，直到1990年代，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促成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多民族视角的形成，原住民也由此而崛起。Ketty Wong在她的著作《Whose National Music?》当中这样主张到：“国家精英音乐是将种族融合这一意识形态‘白人化’的体现，对音乐中的原住民特征进行‘白人化’，并且强调其中更具欧洲特性的作品。”我并不相信音乐还有这种作用。说它能作用于意识，还能搞分裂，是因为没有感受过它对灵魂的塑造，以及建立人与人的联结。处于厄瓜多尔历史中这一独特的时间点，Daniel相信人们并不会将种族融合作为意识形态放入日常讨论，而是在将其融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Daniel这样说道，“那些音乐属于后种族融合时期的音乐，但也显然摆脱不了已经萦绕在这片土地上长达两百多年的种族融合幽灵。”实际上，原住民主义已经改变了Gonzalo Benitez，Alberto Valencia（均为厄瓜多尔著名音乐人）的歌词内容。按Daniel的说法，“每个时代的民间传说都有些缺陷，但它们述说更多的是一种集体性乡愁，而不是某些政治性议题。”Carlos Rota出生于1935年，父母是分别来自那不勒斯的Luigi Rota和厄瓜多尔的Mercedes Rota。Luigi是一位带着传教任务来厄瓜多尔建设通信网的无线电工程师。墨索里尼当权之后，Luigi受到征召，但他并不愿为其服务，于是他全家都上了墨索里尼政权的黑名单。随后他们逃离意大利，来到基多投奔当时身为RCA代表的Luigi。经历了20世纪初以及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厄瓜多尔迎来了一波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移民潮。尽管这些移民因为肤色而普遍被认定为社会的上层阶级，但他们与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criollo）之间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些外来者没有土地所有权，因此他们投身于基础设施以及文化建设当中。Daniel是这样说的，“西班牙裔拉丁美洲人负责政治和农业，其他移民填补技术领域的空白。”在20来岁创建CAIFE之前，Carlos在他爸位于瓜亚基尔的店里帮忙，这里也出售RCA的唱片。接着在1958年，CAIFE成立，同时还靠着关系网兼顾着RCA独立子公司的身份。从Carlos仅存的一些世界音乐作品来看，CAIFE还发行墨西哥、法国甚至希腊的音乐。当然，他还向其他国家推广厄瓜多尔本国音乐。CAIFE制作的音乐非常受欢迎，录制者都是Benitez，Valencia，Mendoza Suasti Sisters这样的明星。他们精致而高亢的声音溢出基多电台和HCJB（安第斯之声）电台并且覆盖了整座城市。厄瓜多尔唱片产业那时正在蓬勃发展，购买唱片的群众基数却不大。因此，尽管CAIFE成功坚持了十多年，但除了唱片和荣誉，Carlos还是几乎一无所有。因为跟家人的疏离，我们对Carlos在CAIFE倒闭之后的经历毫无头绪。Blanca Paz在她为Ifesa（厄瓜多尔留声机工业匿名协会）工作期间与Carlos有过短暂接触。据她回忆，Carlos为国防部工作过一阵，办公室里的文件也透露出他给一份叫El Extra的小报撰写每周专栏，署名为“伤口上的盐”。基多还有许多人尊称他为Rota医生，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医的是哪方面。Carlos聪明有抱负，Daniel却说“他最大的天赋是能让人们确信他就是个天才。”我带了一摞书到基多，但只读了一些，其中包括Bruce Chatwin写的《The Songlines》。Chatwin描述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信仰“歌之径”（Songlines）是如何通过音乐激发“世界的开端”（Dreamtime，澳大利亚原住民神话中的概念）。“歌之径”追溯了远古祖先的脚步，跨过语言障碍，划出了世界的界限，同时还成为了一条贸易通道。整个澳大利亚都可以通过这些音乐描绘出来。Chatwin写了这样一句话“凡是音乐经过的地方，都可以用旋律将其轮廓勾勒出来。”这就像克丘亚语“kingu”（意为弯弯折折）描绘了起起伏伏的安第斯天际线、音乐还有生活。如果像Chatwin说的那样——“音乐是人们找寻这个世界的答案的存储器”，那令人惊叹的CAIFE与文明遗忘的对抗则一定会激励人们去找寻曾经在这里录制的音乐家名单，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这张音乐地图上的印记也一定会愈发模糊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