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孙武这个人类史上最早最彻底的行为主义“智”者和他的著述《孙子兵法》，道家是俯视，墨家是平视，法家是仰视。
(一)《老子》辩证思维衍生于《孙子兵法》
道家以一种超脱的态度俯视《孙子》，从中提炼哲学思想。道家《老子》辩证思维衍生于《孙子》，这可能让很多人意外，其实很正常。
先秦思想流派中最先发展和应用辩证思维的是兵家，因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略不经心便可铸成大错，而毫厘之差便有千里之失。
正因如此，古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不只是单纯经验的归纳或单纯观念的演绎，而是以明确的主体活动和利害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体、不动情感的观察、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尽快舍弃许多次要的东西，避开繁琐的细部规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确地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从而在具体注意繁杂众多现象的同时，却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作出抉择。
所谓概括性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便于迅速掌握住事物的本质。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提出的那许许多多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即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攻守、动静、虚实、劳佚、饥饱、众寡、勇怯等等。把任何一种形势、情况和事物分成这样的对立项而突出地把握住它们，用以指导和谋划主体的活动（即决定作战方案如或进或退、或攻或守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
正因为这种矛盾思维方式是来源于、产生于军事经验中，而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辨、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所以它们本身也就与世俗生活一直保持着具体内容的现实联系，具有极大的经验丰富性。像《孙子兵法》里举出的那许多矛盾的对立项，就是非常具体的和多样化的。与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它们是生活斗争的经验性的概括，而不是语言辩论的思辩性的抽象。
我们可以将《孙子》、《老子》两书里的辩证词组，也就是矛盾对立项，罗列于下以备初步比较与探讨。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词组：天地、阴阳、寒暑、上下、左右、纵横、先后、远近、深浅、大小、方圆、主客、敌我、广狭、顺逆、死生、胜败、治乱、安危、利害、轻重、强弱、智愚、文武、贵贱、众寡、饱饥、爱（赏）罚、虚实、形名、正奇、刚柔、动静、行止、哗静、劳佚、攻守、进退、诱避、迂直、屈伸、起伏、专散、险易（利）、勇怯、愠悦、取予、骄卑、离（分）合、迎背（向逆）、周隙、全破、心力、钝锐、速久、有余不足、有常无常、有形无形、崩乱严明、齐一（同欲）不合、不（无）穷可全。
今本《老子》中的辩证词组：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难易、损益、生死、吉凶、祸福、荣辱、贵贱、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轻重、静躁、曲直、雌雄（牝牡）。
显而易见，《孙子》词组大多数皆有关军事，比较详细周密，而《老子》对《孙子》词组有所损益，有关军事的比较概略，而词组涉及的思想范畴却较《孙子》为广。《老子》谈兵部分确有不少处可认为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和概括，但《老子》之所以富原创性，正是因为它能把《孙子》军事辩证法提升到政治和形上哲学的辩证层次
(二)墨家“尚同”提炼于《孙子兵法》
墨家以一种扬弃的态度平视《孙子》，表面上完全是走兵家的路子，骨子里却是拿来主义。墨家对孙武的态度：我佩服你的能力，但是不认同你的理念。
首先墨家本身就是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行动统一化的、经济一体化的团体；成员遵守统一的纪律，遵奉同一个领袖，信奉同一种学说，完全是军事化管理。而且，墨家成员皆精通军事，墨子的著作涉于军事篇章与《孙子兵法》不相上下。墨家弟子也大都精于攻守之道，行兵布阵之法，尤善守御和制作守御墨械。他们的领袖都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墨子禽潜厘以及其后的孟胜等皆不例外。
此外，《孙子兵法》还是墨家“尚同”思想的来源。《孙子•计篇》中“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不仅为了强兵，更必然会引申为建立一元化政治机体的前提。而语意上的“同”是如何才联系上，甚至转化为“一”的呢？《墨子•尚同》的篇名就是《孙子》论兵旨要最终是巧妙的简化。“尚同”中篇已出现“一同天下”的语句，此句“同”和“一”都成了同义的使动格，于是“一同天下”就等于“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语义上也就完全可以释为把整个天下“以一同之”。
墨子深深了解贵族时代金字塔式的制度的崩溃和一元化政治机制的建立的必然趋势，于是化用《孙子兵法》提出自己的“尚同”与“尚贤”的理论系统。
但墨子更大的动作是改造，他将《孙子》极其接近“行为主义”科学那种完全不考虑道德价值的理论体系全部加以伦理化，道德化。墨子也是行为主义者，但所主张的是发挥行为主义的积极强化作用。墨子的行为主义与道德是牢不可分，因为墨子所提倡的基本道德之一是利己利人的“兼爱”，本人就是不惜摩顶放踵以救世为己任者。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天子类似古之圣王。如此，墨子的理想天下全部笼罩于伦理道德之中，即使最高的环节偶有梗阻，还有天志明鬼的制裁。
墨子的行为对即将开始争鸣的“百家”形成一种“威胁”，因为百家理论虽有各自的特色，其共同核心都是班固指出的“君人南面术”，而“君人南面术”讲究统治人民最有效的办法本可不择手段。墨子把全部治术都伦理化宗教化，逼得百家的理论主张都不得不披上道德、仁政、清静、无为、心性及其他形式的外衣。
墨子对兵家的伦理化改造，逼使未来的哲人、辩士、说客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言说《孙子兵法》理性思维最缜密、最重实际功效，但完全置道德价值于不顾的“行为主义科学”，即使法家也不例外。
（三）法家“势术法”皆不脱《孙子兵法》窠臼
法家是以崇拜的态度仰视《孙子》，他们才是孙武的好学生，对孙子兵法的观念全盘接受，并将孙武限于军事领域的主张推向社会全领域。
富国强兵，从来是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历史实践证明，战国百家争鸣最后的成功者是一贯用消极强化，亦即严刑峻法的行为主义学派，以孙武、商鞅这两位“兵法家”为轴心。
西周文明的基础是礼乐文明，礼讲差异，乐讲和同。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体现为军礼，但礼乐征伐白天子出，不加丧，不因凶，偏战，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存亡国，继绝世等旧军礼在本质上是对客观战争规律的扭曲。
春秋战国，伴随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旁落，战争领域也出现从周礼影响下的礼仪用兵向诡诈用兵过渡的全新变化，出奇用诈成为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旧军礼终于为“兵以诈立”的新观念彻底取代。
《孙子兵法》第一次完整地也毫不讳言对于战争利益的渴求。他明确揭示出战争的实质是兵者诡道也，战争的目的是扩地分利，作战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要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直接战争效益最大化。
利益原则是孙子研究战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功利主义也成为孙子战争观的核心。法家则进一步发挥利益至上观念，从功利角度出发，以务实功效的实用理性为引导，将其泛化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
（1）《孙子兵法》与法家尊君之“势”
我们看《孙子》论将：“将”是能主筹全部动员作战策略，享有统一指挥权力，承当全部胜败责任，十足专业化的将军，大异于贵族时代文武不殊途，将帅共决策的传统。
《孙子》开篇即提出对"将"空前多面、严格的要求：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在孙武看来，只有知识、才干、操守如此齐备之人，才有资格请求知人善任的君主给予"将"以空前的重视。
如谓"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只有经过"将受命于君"这庄严程序，将才能享有应得的统一指挥的权力。
受命之后，"上下同欲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甚至必要时"君命有所不受"。而法家则将孙武对“将”的要求巧妙地转移到对“君”的要求，法家压制贵族分权，要求国君乾纲独断令行禁止之“势”，与孙武对“将”的论述简直雷同。
（2）《孙子兵法》与法家统御之“术”
孙子站在强者的立场来研究战争问题，对于将帅驭兵之术，孙子追求实现“一民之耳目”，使士卒齐心协力，英勇杀敌如同一人，认为这是治理军队的正确方法。
将帅主持军事行动要做到“静以幽，正以治”，要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以至“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愚兵的极致，便是对待士卒要“登高而去其梯”，能如驱赶羊群一样，赶过去又赶过来，使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孙子驭兵思想在战国时期的法家文化中被扩展为处理君臣，上下关系的一种极致状态。法家认为，君主的至尊地位是其推行法治理想的必由之路，而权势则是实现尊君的首要因素，国君有了强大的“势”才能“令则行,禁则止”。因此为防止失势，国君需要通过特定手段“术”以巩固君权，将孙武驭兵之术一步发展为监督，考核，任免臣下之术与驾驭，防范臣下之术。
“术者，藏之于胸，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这就指出君主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使臣子感觉高深莫测，无法文过饰非，君主就可以从容审视臣下表现，辨别忠奸。而君主掌握此术，也就有了“势”，进而确保自己的至尊地位不被臣子颠覆。
从孙子的“一兵”的统御之术到“赏利一从上出”，战国时期法家完成了将以法赏功罚过上升为治国纲领的转化进程。
（3）《孙子兵法》与法家的“法”治思想
孙子将“法”纳入军事思想体系并深化，细化，形成具有丰富法治色彩的治军思想，“修道保法”。
孙子注重以法治军：“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平时严格贯彻条令，管教士卒，士卒就能养成服从的习惯。平时不严格贯彻条令，不管教士卒，士卒就会养成不服从的习惯，平时命令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不仅表明将帅同部属之间相处融洽，更是严明法令的结果。
对于军事组织中的”法”的内容，孙子概括为“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是完备的法令规章制度在军事组织中的确立。
对于如何以法治军，孙子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这是其治军思想的核心。从狭义角度说，文与武涵盖了赏与罚，教育与纪律等内容。孙子重赏罚，强调的是赏罚有度，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超过一定限度的赏与罚必将导致军事组织内将，官，兵关系的失衡。
孙子的赏罚思想为战国时期法家所继承，韩非子提出：“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故用赏过者失民，用罚过者民不畏……则国虽大必危”，不仅指出治国要依法为标准，更强调赏罚要有尺度。
从广义上说，“令文齐武”，则可阐释为文治与武备，经国与整军等。《孙子兵法》“依法治军”的这些要求，显然成为后世法家“依法治国”的张本。
孙武以《孙子兵法》开创的兵家，唯一好像没有直接影响儒家。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