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误解，通常以为，商鞅到了一个积贫积弱，濒临亡国灭种之境的微末秦国，然后秦孝公商鞅君臣契合，白手起家，魔术般地让秦国起死回生，吹气泡一样转瞬间就让弱秦成为最强大的战国列强。
关于这一点，在前文《墨家才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关键先生》已经做过解释，秦国转危为安由弱变强是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一朝，经过墨家的鼎力相助，秦国国力暴涨，在献公晚年，通过石门大战，少梁大战，两次击败魏国，收复河西，秦已成为屈指可数的天下强国，国势转守为攻，献公才安然离世。
商鞅入秦，与秦孝公一起接手的是一个蒸蒸日上，朝气蓬勃，蓄势待发，前途无可限量的强秦。承认这一基本事实，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商鞅的伟大。
第二个误解，就是通常以为商鞅变法的内容天下无二，全部源于商鞅独出心裁的设计。其实商鞅携带《法经》入秦，变法皆以李悝为蓝本。废除世卿世禄，奖励耕战，开阡陌，废井田，实行郡县制等等主张在天下各国都有施行，商鞅并无太多创新。
既然内容大同小异，为什么效果天差地别？
因为执行力，商鞅最突出的不是天才的原创力，而是不打折扣的执行力，秦国正是赢在执行力！商鞅不是天才的设计师，他最值得我们敬仰的不是他的超世绝伦之才，而是他的坚韧不拔之志。商鞅用生命践行自己的法治理念，用生命践行信仰。所以秦国变法最彻底，效果最显著。
商鞅变法的每一项具体措施，基本上都能在天下各国找到大同小异的类似主张，为什么秦国的执行效果能不打折扣？因为排除了贵族势力的干扰。如何排除贵族势力的干扰？靠刑杀立威吗？天下各国刑杀立威的也不少。秦国变法的独到之处是“尊法”，商鞅将“法”的理念在实践中推行到了极致，这便是历代口诛笔伐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以法为教”意思是老百姓学习知识的内容只限于朝廷的法令（秦律）。“以吏为师”就是整个社会除文吏外，不具备文字能力的人要学习文字，只能向政府官员学习。政府官吏承担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职责，学习的内容是朝廷的法令。
为什么要施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源于商鞅的法治理念，他在《商君书》中详细阐述了法治的思想之源。
（1）法，定分止争，民无私怨
法家都强调法律的“定分止争”的作用，定分，就是确定财产的归属。商鞅也不厌其烦地讲述法家的经典故事，兔子的故事：“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
一只兔子在大街上跑，很多人去捕获它，即使有贪得无厌的人混在里面，人们不会去责怪他们，这是因为兔子还没有确定归谁所有的原因。集市兔子成堆，过往的人们却看也不看一眼，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想得到那些兔子，而是因为那些兔子有了归属后，即使品德低下的人也不敢去争抢它。这是世界最早的的产权学说。
止争，就是防止纠纷的发生。法律的最大功能就是建立客观衡量是非功过的标准，排除主观情感的干扰。人们投下圆规来分田地，投下马鞭来分马匹，并不是因为用圆规、马鞭就一定分的平均，而在于分到好田好马的人不知是何人的恩德，分到坏田坏马的人也不知埋怨谁，这就杜绝了私人的恩怨。法律就像秤一样，即使不准，由于它对所有人都实行统一客观的标准，总比用个人的私心来衡量更让人心服。
所以，用法律解决纷争，比人员调解好得多，不会让民众结下私人怨恨，有利于社会和谐。
商鞅的结局可算一个注脚，商鞅身死，秦法不废，因为推行法治二十年，法令不结仇，人人都得了好处，只有商鞅做唯一的恶人结怨于天下，法律定分止争的作用却已不可撼动。
（2）事一于法
商鞅认为，法既然定分止争，保障民无私怨，法就应该具有普遍适用的平等性。刑罚应该不分贵贱等级，不因人而异。
商鞅强调“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意思。
商鞅还适度地提出了君王应守法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君王拥有立法、司法和行政诸大权，但法律一经制定颁行，君王也有恪守法令的义务。《商君书•君臣》篇说，圣明的君主总是严格遵守法律，言论不符合法律的，不听从；行为不符合法律的，不推崇；事情不符合法律的，不去做，这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司马迁称赞法家这种法的普遍适用的平等性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对比过去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商鞅“刑无等级”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刑无等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在这已成为各国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
法家第一次发出了刑无等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呼声，并身体力行的实践着，也是法家最值得发扬光大的思想。
（3）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商鞅特别重视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强调法是治国之本，君主要缘法而治。
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法是治国之本，也是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想让国家长治久安却丢弃法律，就像饿了不给饭吃，冷了不给衣穿，想向东却往西走，很明显是不可能的。商鞅进一步说，故法治，国之权衡也，一个国家有国君而无法治，和无君没什么两样；有法却执行不彻底，和没有法没什么两样。所以，“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
商鞅十分重视法律的严密性和权威性不容玷污，法律文书的典藏，有一套严格的措施，保障法律条文不被篡改，将法律副本藏在天子的殿中，设立专门的禁室，还要贴封条，加锁盖印鉴，作为国家法律的标准文本，如果擅自入禁室，篡改法律条文一个字以上，就要处以极刑。
可以说，商鞅将法令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4）法令公开，以吏为师
那么，商鞅一个至高无上的法令是供奉在禁室里吓人的吗？当然不是！
商鞅对“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神秘法传统嗤之以鼻，他继承了法家先驱子产等人公布成文法的传统，坚决主张法令公开化，增加法的透明性，务必做到人尽皆知。
商鞅认为，公布成文法有两大优点：其一，“万民皆知所避就”，人们知道什么行为是合法的，并且了解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其二，“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平民大众都通晓法律所赋予法吏的权利界限，法吏就不敢徇私枉法、任意断罪，罪犯也不敢法外求情或刁难法吏。
商鞅除了将新法及时公布于众外，还要求新法在内容上必须通俗易懂、明白易知，无论男女老幼、智愚贵贱，都能过目不忘，熟记于心。
从中央到地方郡县都设置统一划齐的法官队伍，在中央设立三名法官：国君殿中设一名法官，御史府中设一名法官及法吏若干，丞相府中设一名法官。地方郡县都分别设置一名法官，配备法吏若干。秦朝的法官与今天的法官不同，并不负责审理案件，审理案件是县令、郡守的事，秦朝的法官类似于今天司法部，主要负责法律的宣传教育，主要有两项任务。
第一，定期向天下吏民百姓公布法令条文。廷尉每年都要到御史处核对法律条款，以免传抄讹误，由法官将每年定期核对后法律条文对外公布，法律文书传达到郡、县、 乡、里时，各级法官及吏要及时公之于众，如有阻滞延宕者，将作为“恶吏”严惩不贷。
第二，向吏民解释法令条文的含义。商鞅禁止私人议论法律，法律颁布后，当百姓咨询法律事宜时，必须向法官和法吏咨询，法官和法吏必须明确告知，还要清清白白地写在专门规格（一尺六寸）的竹节上，注明年月日时，百姓和法官分别各藏其左券和右券。如果法官不作为，是要追求罪责的。
由此，一个重要的命题出现了，那就是：以吏为师。天下以吏为师，意味着儒家的士就没了可为“师”的名分，使法家在制度上有了占据主导权的尚方宝剑，成了真正的正统。
商鞅“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一刀，真正砍在了贵族势力的痛脚上。贵族势力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其实是他们的文化垄断权，以他们掌握的知识，可以轻易垄断对法律法令的解释权，数黑论黄，弄点“白马非马”或“法无禁止即可为”之类的玄谈怪论，平民百姓哪里争辩得过他们？还不是五体投地，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商鞅搞普法教育，让官府与民众直接对话，排除中间干扰，破除文化垄断权，真正斩断了贵族的根基。让贵族势力如何不恨之入骨？
法律的生命在于信仰，法治最大的危险不在于法律的不完备，而在于人们对法律的漠视，法律必须被老百姓重视并相信才真的有效。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让老百姓信任？听专家说都很复杂，听法律专家说就更复杂。要我说就很简单，因为两千多年前的商君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法令简单易懂，清晰明白，才可能深入人心，深入人心的法令才会有生命力。
法令中不能留下模棱两可，让专业人士从中操弄的空间，把普通人排斥在专业名词之外的法令必不长久。简单到什么样？就是徙木立信一样的简单，我搬了木头，你就给钱，就这么简单。徙木立信，人人明白，说到做到，人人信服，法令就立住了脚。
自从先秦时放倒贵族，成为一个平民社会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民众经过中华法系两千多年的熏陶，在平民社会过惯了，绝不愿意接受专业人士“新贵族”等精英人士玩弄辞藻的愚弄，我们一直坚守的就是合乎天道正义的立法精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如果立法者违背了这样立法精神，瞎鼓捣什么“激情杀人”“把法律交给专家”“这虽然违背了道德，但不违反法律”之类的屁话，反而回过头来指责民众愚昧，缺乏法律精神，不尊重专业人士，那就只好自求多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