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次合作，恩同再造
回顾一次合作前的国党，简直是笔理不清的糊涂账。
起初，并没有国党，1905年，原本各自为战的三个反清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成同盟会。
此后光复会时进时出，时分时合，内斗激烈，1912年1月，辛亥革命尚未成功，蒋志清就受陈其美指使，刺杀了光复会元老巨头陶成章，算是辛亥青年堕落的一个典型。
1912年8月，宋教仁联络几个小党派，架空孙逸仙，将同盟会改组为国党，获得选举胜利后却于1913年3月遇刺身亡，宋组国党旋即解体。
1914年7月，孙逸仙在东京再组中华革命党，亲拟入党誓约，要求组织成员加按指印，向其个人效忠，黑帮做派颇惹非议。
1919年10月，再次改组，正式定名中国国民党，迄今未改名。
孙逸仙从1894年兴中会起步，脑子里就对运营一个现代政党所需的具体方法一片空白，凭着感觉走。无论是早期的兴中会、同盟会，还是改组成的国党，都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万，登记注册的却只有3000，可是缴纳党费的却又是6000。
1923年，多年来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已沦为吉祥物的孙逸仙大着胆子，派青年军官罗桂芳闯入粤海关，扣留了广东的关税余款。“关余”事件使孙逸仙的声望瞬间回到国家领袖层次，并借此组建国民政府，迎来了与我共的亲密合作。
当时国党组织涣散，一团乱麻，在1921年初生的我共已经开过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已有几十年历史的国民党居然连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未曾开过，档案数据全无统计，不得已请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忙。用孙逸仙自己的话说：“国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在毛润芝等得力干将的大力整顿之下，孙逸仙终于在1924年1月成功召开了国民党史上的“一全大会”（从兴中会算起，已经过了三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获益于合作的帮助，国党简直是焕然新生：据1924年1月我共调查，国党当时仅有7780人。1925年1月时，国党计有14个省及4个特别市党部，发展到14万人。到大革命形势高涨的1927年，国党总人数超过100万。
1926年和1927年，国党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国际，要求第三国际直接指导国党。邵力子和胡汉民都在莫斯科喊斯大林万岁，黄埔军校校长蒋志清紧跟形势，成为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团成员，是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里最高的职务，由此其国内行情水涨船高，先后击败许崇智胡汉民汪精卫，成为继承孙逸仙“总理遗嘱”的中国领袖，一时间风头无双。
国共合作后，首次拥有系统正规军队的国党腰杆挺硬，孙逸仙一下子就从南方军阀的附庸变成了说话最硬的革命领袖。1925年统一广东全省，1926年北伐，先后击败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短短一两年时间，国民党就从广东一个省打出来，占领东南最富饶的七八个省，同时迫使内地十几个省的军阀都承认南京政府为中央。
1924-1927短短三年，我共在这次“亲密的合作”中做苦力，挑重担，身先士卒，对国党简直恩同再造！国党从广州一隅脱颖而出，势如破竹，即将席卷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就在此时，国党拔刀了，背后捅刀子了，四一二在上海，七一五在武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将“专做农民运动，不做军事运动”毫无防备的我共杀得人头滚滚，逼得“只会拿笔杆子”的我共上山“抓起了枪杆子”，国党的忘恩负义，令人发指！
四、二次合作，扶危定乱
国党对猝不及防的我共背后举起屠刀，动机之龌龊，目的之肮脏，行为之卑劣，手段之残忍，后果之血腥，无不令人发指，触目惊心！
此举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国党不只是对先锋队的背叛，也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因为蒋志清的暴力清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专断而又随意，纯粹依赖黑帮等社会渣滓不择手段地草菅人命。“在广州的一次清党中，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予以逮捕。”面对大量报上来的案件，几乎问也不问就全部批准执行处决。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分裂被国党屠杀的几十万人中，我共成员大约有两三万，其他被害的大多数是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年轻人。本来，不论党派属性如何，几十万处于时代变迁大潮中的青年，都是可以在民族复兴事业中有所作为能贡献正面力量的时代精英。屠杀对民族元气的摧残，让国党死一万次也不足以弥补。
有了1927年的前车之鉴，十年后二次合作时，我共警惕性大大提高，不再党内合作，保持党际合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这，居然引来不少人说三道四，觉得我共占了天大的便宜，此类说法实在别有用心。1937年，面对日本全面侵华的空前危机，我共为了民族大义，暂时放下血海深仇，与国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对中华民族的扶危定乱，也是对国党的救穷济困。
市面流传一个人云亦云的误会，总觉得张学良杨虎城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的“西安事变”挽救了危殆的红军，是国共二次合作的基础。这种希图偶然侥幸的桥段，符合传播学的猎奇心理，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会师后，已足以站稳脚跟，张学良的东北军打了几次，也碰得头破血流，方才改弦易辙。西安事变前，焦头烂额的蒋志清已经派大员去莫斯科谈判，为国共再次合作探路，只不过当时还在做两手准备而已。仅凭当时内部水深火热的沸腾国情，坚持人民革命的我共已经足以从民众中汲取源源不竭的力量，在与国党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我共可择的选项其实更多，“逼蒋抗日”也可，“联蒋抗日”也可，甚至“杀蒋抗日”也可。
“西安事变”对蒋志清来说，其实也是为他在内外夹逼之中解套。西安事变前，面对日寇一味绥靖的蒋志清在国党内盟主地位已经动摇，很多大员已经生出取而代之的心思。在我共做出“联蒋抗日”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的蒋志清反而声望空前提高，重新坐稳了国党内的一号位置。而蒋志清回去后，当时陕北局势并未积极改良，反而有恶化的趋势，张学良和杨虎城被解除兵权，几十万原本可以投入抗日战场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也被废掉。
在蒋志清不得不和我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我共固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确实都是深入敌后，从侵略者手中一刀一枪拼着收复失地，流血流汗才建立的根据地，难道不去收复沦陷区，把部队全部拿去正面战场拼光，那才是对民族不负责任。
至于蒋志清，更是并不吃亏，借着抗战，他才削平了各地军阀，让自己在全国政坛和军界的控制能力更上一层楼，抗战胜利后俨然国家唯一领袖。
二次合作时，我共在斗争中求团结，对国党救穷济困之后戒备提防，对中华民族扶危定乱，只能说吃一堑长一智，并无任何亏心之处。
五、事不过三，实事求是
国党作为中国革命法统中曾经激起浪花的杂音，原本过气已不足论，但当下总有人打着统一战线的招牌，鼓吹“国共第三次合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透顶。
老话说，事不过三。目前蜷缩在海东岛上的国党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七十多年前被人民抛弃的垃圾，集跳蚤鼻涕虫的懦弱阴险于一身，那种被打断脊梁骨永远趴在地上的奴才相，是民族沉沦时期文化中所有负面因素的合体。在中华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大步走向伟大复兴的当口，国党只应该是落在沙土里无需回顾的破烂。
不要说什么“渡尽劫波兄弟在”，国党不配！
犹记得1949年，面对国党首席谈判代表张治中席间忽然轻描淡写冒出的一句：“国共之争是兄弟之争嘛！······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
一向好脾气的周公悲愤满腔难以自抑，当即拍案而起，严正怒斥：“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嘛！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么？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
辩证地看待国共关系，务必实事求是。辩证法不是和稀泥的是非不分，而是解剖问题的手术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国共一次合作，当时想着沙里淘金，搞党内合作拱手让出了领导权，尚属情有可原。国共二次合作，是面对民族危机时，迫不得已地含污纳垢，但已经明确独立自主的领导权不可让。那么到了第三次交锋，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除残去秽，诛恶务尽。
除恶即是扬善，不遗后世忧也。
